P8們曾語帶調侃又頗有優越感地稱阿里、字節這樣的互聯網公司為大廠，其實在一線打工人眼中，真正的大廠屬于富士康這樣的企業。

五險一金、班車、食堂，“打螺絲”也有保障。

但是現在，年輕人也要逃離大廠富士康了，不是因為給蘋果打螺絲不香了，而是大廠也有局限性。

算起來，今年是富士康進入中國大陸的第34個年頭，與中國制造、“世界工廠”相伴而生近四十載，富士康第一次遇到業務經營之外的員工管理危機，而原本這正是它所擅長的絕對領域。

中國內地開拓往事

1988年，在寶安西鄉的簡陋廠房開始落腳；

1992年，搬到深圳黃田的新工廠；

1996年，富士康工業園區在龍華荒地上拔地而起。

據說在龍華選址時，站在長滿野草的荒地上，郭臺銘以一種成吉思汗般的氣魄，振臂一劃，對當地的政府官員說：

“看得見的土地我全要了�！�

龍華園區的建成是富士康一個全新起點，“這不再是一個帳篷了，而是一個沒有漂泊感的家�！惫�臺銘在接受《深圳特區報》采訪時深有感觸地說。

漂泊感，一個從郭臺銘口中說出的90年代深圳的詞匯，想不到在2022年的鄭州富士康的年輕打工人身上又重演了。

確切地說，1988年的深圳對于富士康的渴求度不會低于今天的鄭州。

從香港新界朝北望去，矗立起的閃閃發亮的摩天大樓之墻，勾畫出深圳這座中國最年輕城市的天際線蒼穹。

而在剛剛起步的歲月，除了廉價的勞動力和一樣廉價的土地這里什么都沒有，對資本和工業的渴望積攢在每一個熱切的目光之中。

在中國臺灣打磨了十年之久的郭臺銘和他的鴻海，此時員工人數已經達千人，營業收入也已超過2.5億元人民幣。

但是對于節節升高的土地成本和超過內地5倍的用工成本，與大多數臺商一樣鴻海選擇來大陸開廠，繼而參與到四十多年的“淘金熱潮”。

也是這一年，鴻海第一次設立打造“世界級企業”的目標，為了方便進行國際營銷，“FOXCONN”品牌誕生，中文音譯為“富士康”。

深圳站穩腳跟后，富士康又開始了北上步伐，于1993年設立江蘇昆山科技園廠。到1999年，祖籍山西的郭臺銘，又將富士康開駐進山西晉城，晉城科技園開工建設。

在內地圈地辦廠的同時，郭臺銘沒有忘記其“代工之王”的身份定位，于是同時在美國市場鎖定PC大廠客戶，戴爾、康柏、英特爾一個不落。

傳聞早年間跑遍美國時，郭臺銘住的是一天只收12美元的小旅館，自己開車跑了美國52個州的32個，拿下了大量PC訂單。據說，最高峰時，全球每5臺電腦就有一臺裝有鴻海產品，PC時代的富士康不可小覷。

爾后，富士康又從喬布斯手上拿到蘋果代工訂單，更加鞏固其代工之王的地位。

為此，富士康也加速在大陸的開廠進程。

從最早發跡的深圳龍華廠，后來山西太原、山東煙臺、湖北武漢、河南鄭州，再到四川、重慶、貴州，最高峰時，富士康一年建了7家工廠。

根據2019年外貿500強排名，鄭州富士康、深圳富士康、成都富士康分別位居十強榜單第1、第4和第5。其中，2019年，鄭州富士康以316億美元的出口總額，位居全國之首，是當年我國最大的外貿出口企業。

數據顯示，富士康的出口額在鄭州、太原、衡陽、成都、南寧的占比超過30%，鄭州更是以82%的超高占比位居第一。

有一種說法認為，富士康之所以選擇鄭州落戶，一是看中了鄭州作為中部交通樞紐的區位優勢，但更重要的是其背后河南1億戶籍人口的基本盤。

想不到三十多年過去了，富士康最看重的還是土地與人口，這與其當年從海峽對岸搬廠過來，背后的邏輯并沒有改變。

而近些年，富士康又在印度、東南亞等投資建廠，試圖尋找更廉價的土地與勞動力，同時也是為了保持與蘋果的合作關系，但離不開的仍然是完整的中國供應鏈體系。

謀變下南洋，印度富士康倒玩不轉

早在2007年，越南加入WTO之際，郭臺銘曾親自走了一遍從深圳龍華工廠到越南河內的跨國運輸路線，并且像當年深圳一樣，大手一揮，一口氣在越南北寧買下400多公頃的土地。

“前進越南”，彼時郭臺銘曾向外界宣告，鴻海擬投資50億美元在越南，40億用于“造鎮”，10億用于建設電子產品制造產線。

而當時富士康在中國大陸尚有百萬員工，越南地位并不顯眼。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后，鴻海明顯加大越南等地布局。

公開信息顯示，2020年時，富士康在當地營收規模已達60億美元，較前一年翻了一倍。富士康高層人士表態稱，未來3-5年內，推動年營業收入提高至400億美元。

實際上，富士康下南洋也有背后“金主”蘋果的推手作用。

一向以來，蘋果都有通過操盤和駕馭全球產業鏈來攫取高額利潤的策略。

當智能硬件集成的元器件越來越多，勞動力成本在持續上漲，蘋果的盈利能力自然也遭受巨大考驗，比如iPhone硬件的毛利率就曾從最高峰時的74%，一路下滑至60%左右。

為縮減成本，蘋果則相機給出“授意”，要求代工廠向生產成本更低的印度、越南等地區轉移。

2017年，富士康印度工廠開始為蘋果生產iPhone SE；此后，蘋果還將4個旗艦機的訂單交給印度富士康，毛利率回血至65%以上。

在接受采訪時，郭臺銘自己也承認，富士康的成功離不開三十年的人口紅利期，而紅利期終有一天會消失，富士康必須在那之前為自己找到新的廉價勞動力。

小試牛刀，蘋果與富士康或許都認為印度在內的東南亞地區將是其離開中國內地后的首選。

曾有報道稱，當時郭臺銘計劃，要在2020年前印度本土建起12座富士康工廠，員工數達到100萬。

孰料，2020年第一季度后，疫情開始大規模擴散了，留在印度當地的富士康工廠也未能幸免，產能急劇萎縮。

此外，由于觀念差異、基礎設施落后、供應鏈欠完整等多種因素，開工半年后，富士康印度工廠產能下降一半，而蘋果公司的最新產品馬上要在秋季上市，富士康焦頭爛額之下，只好轉回國內加緊生產余下的產品。

印度富士康只是一個例子，背后其實說明了短期內富士康離不開中國的現實，但富士康作為一家代工廠，其意志更多需要考量“果鏈”頂端的決策。

據說，2009年8月，富士康的一個小零件的成本控制沒能達到要求，蘋果一通電話就直接打給了郭臺銘，連帶讓郭臺銘欽定的接班人蔣浩良，貶為董事長室特助。

由此可見，即便躋身世界500強第20位，富士康仍然不敢有“違拗”甲方的想法。而這種邏輯，其實也存在于當下的鄭州，太多的聲音表示鄭州離不開富士康，背后的理由既有外貿依存度，也有解決就業和稅收考量，但其實反過來想一想，富士康就能離開得了鄭州嗎？無非是無數次計算過后的成本最優選擇而已。

富士康鄭州就有包括本次出事的航空港廠區在內的三家廠區，占據著富士康在大陸的半壁江山，鄭州廠區是生產iPhone的主要制造基地，有超過90條生產線，約30萬名工人。

在2022年新發布的iPhone14系列產品序列中，富士康更是拿到了熱銷機型iPhone14Pro版本的獨供名額。

10月31日就有消息人士出來表示，受疫情影響，富士康鄭州園區11月iPhone出貨量或將減少30%。

對此，鴻海集團的回應則是，集團也會協調其他園區產能備援，以降低可能影響。據稱目前富士康正在加緊提高深圳廠區的iPhone產量。

所以，鄭州也好、深圳也罷，內地富士康工廠的“代工能力”，這才是郭臺銘跟蘋果說話的本錢。

能用勞動力卡美國人的脖子，郭臺銘會輕易放棄？

美國人曾敲鑼打鼓“歡迎”富士康

芒特普萊森特（Mount Pleasant），“鐵銹州”威斯康星州的東南角小鎮，一個曾被寄予厚望邊陲之地，甚至有著和中國大多數招商引資所在地相同的起名哲學：

“山谷科技園”

一切只因為五年前富士康的一句承諾，投資上百億美金在此建造一座10.5代線的液晶面板廠，并將當地打造成高科技制造中心。

這本來是一個“一把手項目”，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曾親自現身項目奠基儀式，并用他那一貫的語言風格稱之為：

世界第八大奇跡。

看到Boos這么說，威斯康星州前任州長也非常有信心，表示相信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的投資，將會對當地帶來巨大的變革，那效果：

就像當年的硅谷改變了舊金山灣區一樣。

然而，五年多過去了，美國人最終發現，自己被富士康放了“鴿子”。

在特朗普親自參加動工儀式，揮舞著金色鏟子的奠基場地上，面板工廠連影子都沒有。

與此同時，當地政府正背負著這家iPhone代工廠承諾償還的3億美元基礎設施債務——當地官員希望通過改善基礎設施來吸引其他制造商，他們指望富士康能繼續為這些改造項目買單。

當年為了吸引郭臺銘和富士康投資，威斯康星州究竟付出了什么樣的代價？

美國政府曾經出臺了一項15年內給予富士康48億美元的稅收優惠獎勵政策。根據《財富》的報道，普萊森特以及所在縣政府，共同舉債10億美元，負擔其為富士康的獎勵計劃。

富士康所給予的承諾是，出資100億美元在威州建設制造工廠，并逐步提供1.3萬個工作機會。

而2019年初，富士康宣布因為勞動力成本原因，放棄了在美國建設LCD產線的計劃。

100億美元的投資也縮水到了6億多美元，工作崗位從1萬多個減少到了1454個，這還是3年之后的承諾。

消息傳出后，特朗普曾大為光火，一通電話打給郭臺銘，質問其為何“背叛”。要知道對大統領來說，最討厭的就是被人背叛。

可是特朗普遇到了語言藝術的頂級玩家，據稱郭臺銘給出的解釋是，您上任以來，威斯康星州失業率從5%至6%，降到2%多，我根本招不到人啊！

以彼之道還施彼身，邏輯鬼才。

再后來，隨著特朗普離任，富士康美國建廠的計劃更加遙遙無期了。

無論是東南亞，還是美國，富士康的海外建廠之路并不順利，反而是中國大陸廠區給富士康提供了穩定的供應鏈體系和代工能力，如果這一次能挺過鄭州廠區風波，富士康更應該堅定留在內地才是，在最困難的時候，能幫到你的一定是自己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