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美貿易摩擦的硝煙中，沃爾瑪等美國零售巨頭的“成本轉嫁游戲”愈發赤裸。盡管3月11日已經約談過沃爾瑪，但最新消息顯示，沃爾瑪仍未放棄要求中國供應商每輪關稅降價高達10%的要求，甚至按產品類別而非原產國施壓，企圖將美國單邊主義政策的代價全盤轉嫁給中國企業。這一事件不僅暴露了跨國零售巨頭的供應鏈霸權，更折射出中國制造業在全球化分工中的結構性困境——定價權的缺失與“內卷化”生存的悲哀。

沃爾瑪的商業模式始終建立在“絕對低價”的競爭策略上，而其背后則是以犧牲供應商利潤為代價的供應鏈控制。據彭博社披露，沃爾瑪要求廚具、服裝等品類的中國供應商承擔全部新增關稅成本，即每輪降價10%，而供應商的利潤空間本就僅有2%-3%的微薄空間，這意味著降價即虧損。盡管供應商曾嘗試通過越南等低成本地區采購零部件緩解壓力，但供應鏈重組帶來的質量風險與成本波動進一步加劇了困境。

更值得警惕的是，沃爾瑪的壓價行為并非孤例。其談判策略刻意按產品類別劃分，弱化“中國供應商”的集體議價能力，同時利用“大客戶”身份對單一企業施壓，迫使供應商在“斷供即死”與“茍延殘喘”之間做出選擇。這種“分而治之”的手段，正是其長期壟斷地位的體現。數據顯示，沃爾瑪全球采購中60%依賴中國供應商，合作企業超1.5萬家，但中國市場對其整體營收貢獻不足3%。這種不對稱的依賴關系，讓沃爾瑪得以將中國供應鏈視為“血包”，肆意榨取利潤。

沃爾瑪的肆無忌憚，離不開美國政府的隱性支持。特朗普政府以“芬太尼問題”為由將關稅從10%提升至20%，而沃爾瑪則默契地將此作為壓價借口，形成“政府加稅—企業轉嫁—供應鏈買單”的閉環。這種“美式雙簧”的本質，是將貿易戰成本轉移至中國制造業，同時維持美國消費者的低價幻覺。歷史數據顯示，2019年美國對鋼鋁加征關稅后，90%的成本最終由美國企業承擔，但此次沃爾瑪卻試圖打破這一規律，將中國供應商推向絕境。

更深層的原因在于，美國企圖通過關稅政策重構全球供應鏈，削弱中國制造業的競爭力。然而，沃爾瑪的短視策略忽視了供應鏈的韌性——中國制造業已形成產業集群與數字化賦能的雙重優勢。例如，廣東東莞的智能制造工廠通過工業機器人將效率提升至美國同行的2.3倍，而跨境電商平臺（如Temu、SHEIN）的崛起，正打破傳統零售巨頭的渠道壟斷。沃爾瑪若執意推行“吸血式”壓價，最終可能導致優質供應鏈流失，反噬其長期利益。

沃爾瑪的強硬姿態，暴露出中國制造業的致命弱點：定價權的喪失。盡管中國擁有全球最完整的產業鏈，但大量中小企業在國際分工中仍處于“微笑曲線”底端，依賴薄利多銷的訂單生存。以服裝行業為例，一件出口價為10美元的襯衫，中國工廠僅賺取0.5美元，而品牌商與零售商的利潤占比超過60%。這種畸形分配的背后，是技術壁壘與品牌弱勢的長期積累。

更嚴峻的是，國內產能過剩與同質化競爭加劇了“內卷化”困境。許多企業為保住沃爾瑪訂單，寧可接受虧損也要維持生產，因為“失去沃爾瑪等于失去唯一大客戶”。這種惡性循環使得企業無力投入研發與品牌建設，進一步固化其代工地位。正如某供應商所言：“降價10%是立刻死亡，拒絕降價是慢性死亡——我們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

面對沃爾瑪的霸權，中國需采取多維度反制。

一是強化監管與法律武器。商務部約談僅是第一步，可依據《反壟斷法》對沃爾瑪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立案調查，同時推動供應鏈合同規范化，禁止單方面壓價條款。

二是構建供應鏈同盟。即通過行業協會（如中國紡織品進出口商會）整合中小供應商，建立聯合議價機制，打破沃爾瑪“分而治之”的策略。

三是加速產業升級。通過扶持企業向智能制造與品牌化轉型，通過跨境電商直連消費者，繞過傳統零售中間商。

四是開拓多元市場。借助“一帶一路”與RCEP協議，將出口重心轉向東南亞、中東等新興市場，降低對美依賴。

沃爾瑪事件是一面鏡子，照見了全球產業鏈重構的殘酷現實。中國制造業若想擺脫“定價權之殤”，必須從“被動接單”轉向“主動定義規則”。只有當中國企業掌握核心技術、品牌溢價與渠道話語權時，才能終結“沃爾瑪們”的吸血游戲，真正擁有主導零售行業的全球化的話語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