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20日。這是一個尋常下午，九十歲老人金婉茹再次來到位于天津市和平區(qū)的勸業(yè)商場大樓前。

　　眼前這座西洋建筑已無往昔景象：舊時的絲綢鞋帽、鐘表眼鏡、珠寶古玩、刻字畫像等老字號商戶已消失不見，取而代之的是按照現(xiàn)代百貨業(yè)布局的化妝品、男女時裝、家用電器、運動品牌等開放式柜臺;往日被視為西洋景的棋盤格電梯也改造為寬敞明亮的自動電梯，唯有一樓大廳懸掛的清末翰林、著名書法家華世奎書寫的“天津勸業(yè)場”五個蒼勁飽滿的大字保留了原來的風貌。

　　金婉茹原名愛新覺羅毓宜，她是滿清最后一位慶親王載振的孫女，即載振次子溥銳的長女。載振是勸業(yè)場的第二大股東，“勸業(yè)場”這個名字也由載振所擬。作為我國最早的“股份制”商場，幾經沉浮的勸業(yè)場不僅見證了慶親王一家的歷史變遷，更是我國民族商業(yè)轉型的縮影。

　　慶王爺?shù)木�明投資

　　1928年12月21日，天津法租界21號鑼鼓喧天，一幢淺灰色七層大樓拔地而起，熙熙攘攘的人群不斷涌進這座帶尖頂西洋建筑。在這座法國人設計的淺灰色建筑里，除了經營布匹絲綢、服裝鞋帽、照相器材、文具紙張等日用百貨之外，還有珠寶店、書畫店、西餐館、蟲草舍、壽衣店、相面館等特色商戶，更有天華景戲院、天樂戲院、天宮影院、天會軒戲院、天露茶社、天緯臺球社、天緯地球社、天會軒(俗稱“八大天”)等休閑娛樂場所，它便是天津勸業(yè)場。

　　按照現(xiàn)代商業(yè)的業(yè)態(tài)劃分，勸業(yè)場是一座集合購物、餐飲、娛樂于一體的Shopping Mall。在當時，它是華北地區(qū)最大的百貨商場，勸業(yè)場相當于天津的“新世界”，成為洋租界里達官貴人前往購物、消遣的主要場所。“不到勸業(yè)場，枉來天津衛(wèi)”一時成為美談。

　　勸業(yè)場開業(yè)典禮聲勢浩大，其背后的股東頗有背景。大股東是中德合辦的井陘煤礦的買辦高星橋，二股東便是慶親王載振，此外，日本正金銀行買辦魏信臣、天津錢業(yè)公會會長葉蘭舫等天津市名流亦有股份。

　　在滿清最后一位皇帝溥儀被趕出紫禁城不久，1925年，載振遠離了政治中心，舉家搬遷到天津。載振買下了位于天津英租界39號的(今重慶道55號)宅子當起了寓公——這里曾是太監(jiān)小德張的宅院。

　　在朋友的引薦下，載振認識了煤炭行業(yè)出身的高星橋。載振除了銀行存款的利息以及變賣家產之外，并沒有正經的收入來源。而雄心勃勃的高星橋正籌劃在天津建造一座百貨商場。高星橋與魏信臣兩家合資買下英商先農公司兩塊地皮，建起商場和交通旅館，共計投資九十萬元。在高星橋的勸說下，載振以三個兒子，溥鐘、溥銳、溥銓的名義投資三十萬元，成為勸業(yè)場的二股東。

　　勸業(yè)場落成時，載振建議取名為“勸業(yè)商場”。在勸業(yè)場6層的辦公室內，懸掛著“勸吾胞輿”、“業(yè)精于勤”、“商務發(fā)達”、“場益增新”四個條幅，勸業(yè)商場便是取其首字。這年冬季，高星橋、載振專程拜訪了天津近代四大書法家之首，天津人尊稱為“華七爺”的華世奎，以每個字100元銀洋的潤筆費邀華世奎請為商場提了“天津勸業(yè)場”5個大字。

　　在金婉茹看來，祖父入股勸業(yè)場是一項精明的投資。一個頗能反映載振眼光獨到的事實是，當勸業(yè)場建到三層時，第一輪90萬元的融資已經所剩無幾，高星橋又向銀行貸款50萬元，這時其他兩位股東動搖了，相繼退出勸業(yè)場，而載振不為所動。

　　“他(載振)年輕的時候出使西方國家，對商業(yè)還是很有遠見的”。金婉茹認為，西方考察的經歷使得載振頗有商業(yè)頭腦。

　　1902年，載振被派往英國參加英皇加冕典禮，隨后又到法、比、美、日四國進行訪問，目睹了國外商業(yè)的發(fā)達后，振興名族商業(yè)的念頭便深深印載振在心頭。《清史稿》有這樣的記載：“載振赴日本大阪觀展覽會，歸請振興商務，設商部，即以載振為尚書。”

　　慶王府的經濟支柱

　　金婉茹對勸業(yè)場的記憶大概要從每月抄錄的月報說起。盡管是勸業(yè)場二股東，但載振從不參與經營，指派大兒子溥鐘、次子溥銳與高星橋等人對接。每月底勸業(yè)場便會送當月的月報到慶王府。這時，金婉茹小叔叔溥銓(載振三兒子)就要承擔抄寫月報的任務。

　　當時金婉茹還只是十多歲的小姑娘，年少的金婉茹并不理解月報上的數(shù)字代表什么，但她清楚地知道，慶王府上下所有人的花銷很大一部分就依靠勸業(yè)場股份每個月的分紅。

　　此外，祖父載振還有很多奢侈的“愛好”，這方面的投入也是靠勸業(yè)場分紅來維持。“他喜歡養(yǎng)花鳥語蟲，最喜歡的是蛐蛐，家里到處都是，后來流行熱帶魚，他又熱衷養(yǎng)熱帶魚了”。金婉茹對筆者回憶道。

　　溥銓撰寫的《父親慶親王載振事略》一文中對載振在天津的生活有詳細記載：“在天津慶王府，父親載振過著錦衣玉食，奴仆成群的生活。父親每天下午兩點左右起床，管事人在院中大喊一聲‘起來啦!’男女仆人立即各執(zhí)其事。洗漱后，父親就到佛堂燒香拜佛，然后吃早點。食畢，吸食鴉片煙之后，天氣好則到花園內閑逛，玩賞魚鳥花草。他曾養(yǎng)過龍睛魚、金魚、天鵝、野鴨、虎皮鸚哥等，特別喜愛養(yǎng)蛐蛐、金鐘子，不惜重金選購，還買了很多精致的蟈蟈葫蘆，有的是象牙雕刻的蓋。到了冬天，特制了銅質放葫蘆的箱子。后來他還養(yǎng)了幾十種熱帶魚，雇有專人喂養(yǎng)，到日偽統(tǒng)治末期，由于經濟關系，把這些東西陸續(xù)賣掉。”

　　毫無疑問，這是一筆不菲的支出。好在慶王府趕上了1928年-1937年勸業(yè)場生意最紅火的十年。對此，溥銓文中記載道：勸業(yè)商場地點適中，落成后各類商戶紛紛到那里租攤營業(yè)，商戶要在場內得到一個好攤位，不但要交高額租金，而且要交付一筆數(shù)目可觀的進場費。此外，勸業(yè)場外還有交通旅館和龍泉澡塘，營業(yè)都很興旺。

　　以現(xiàn)代商業(yè)選址要求來看，勸業(yè)場的創(chuàng)建可謂“生逢其時”。辛亥革命以后，壬子兵變、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國民革命軍北伐等一系列事件使得北京局面動蕩不安，一批軍閥、官僚、富商等紛紛遷入天津租界，使得租界人口劇增。數(shù)據顯示，上世紀20年代末，法租界人口達52000多人，為租界之最，毗鄰的英租界39000多人、日租界為36000多人。而勸業(yè)場的位置正好處于法租界，為周邊的高端顧客群提供服務。

　　后人覺得很奇怪，為什么載振不參與勸業(yè)場的經營?看到勸業(yè)場生意紅火為什么沒有增資擴股?對此，金婉茹對筆者解釋道，“載振遵循了祖訓，‘不與庶民爭利’，愛新覺羅家族的人寫字畫畫的多，但經商的人少，這就為什么愛新覺羅家族很少出企業(yè)家的原因”。

　　不過從后來的歷次變故來看，載振“不參與”的態(tài)度和小股東地位雖然讓他少賺了錢，但同時極大程度的保護了他。相比之下，在那個動蕩時代，大股東高星橋先后受到日本人和國民黨的敲詐，到最后還被扣上了漢奸的帽子，受了不少折磨和壓力。難道這是命運的安排?抑或慶親王精明的投資之道?

　　公私合營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7月28日凌晨，中國的軍隊、警察等武裝力量約五千人分別在天津的北站、東站、東局子機場、海光寺等地與日軍交火;下午，天津外圍日軍分三路進入天津，中國軍隊和警察撤出市區(qū);7月30日，大批日軍從大沽口登陸后開進天津市。

　　天津被日本軍隊占領了。由于日本兵成天在日租界打靶演習，設置路卡，對來往行人和車輛進行搜查，居民惶惶不可終日，因此，很多富有的住戶紛紛往英法租界。隨著顧客不斷流失，勸業(yè)場的生意每況愈下，據浦銓回憶，“有些時候，慶王府甚至拿不到商場的分紅”。

　　日本人被趕跑后，高星橋因涉漢奸嫌疑跑到上海躲避，勸業(yè)場由其子高渤海管理，正好趕上通貨膨脹，商場的商號不能按時付租，經營一落千丈，曾經輝煌一時的“八大天”，有的停業(yè)，有的勉強維持，負債累累，周轉困難。

　　勸業(yè)場經營舉步維艱，慶王府沒有了收入來源，時常出現(xiàn)捉襟見肘的情況。年邁的載振因此積憂成疾，最終，1947年舊歷于十一月二十日下午，我國最后一位鐵帽子王駕鶴西去。

　　大約也是在這個時間，勸業(yè)場的大股東高星橋也因驚嚇和操勞，在上海撒手人寰。至此，勸業(yè)場的兩位創(chuàng)始人雙雙化作歷史的塵埃。

　　可是，勸業(yè)場的故事仍在繼續(xù)。1956年一個陽光明媚的下午，金婉茹來到勸業(yè)場六層辦公室，同行的還有她的大嫂和姑姑金端生。

　　在公私合營的大潮下，全國各地資本主義工商業(yè)向社會主義商業(yè)轉型。從這一天開始，勸業(yè)場將劃歸國有，與慶王府以及高家再無股權上的關系。在一些歷史的緊要關頭，平日被譏為“頭發(fā)長見識短”的女人這時候往往挺身而出，成為歷史的見證者。

　　金婉茹大嫂、金婉茹本人和以及姑姑金端生這幾位慶王府“娘子軍”便代表載振的三個兒子溥鐘、溥銳和溥銓簽字，將所持股份捐贈給政府;而大股東高家亦派出女眷作為代表。

　　金婉茹從小接受私塾教育，口頭表達能力強，再加上她當時的身份是天津某街道辦事處職工，身份具有優(yōu)勢，因此，她被選為股東代表進行發(fā)言。金婉茹依稀記得她當時說：“感謝黨和國家對我們的寬大處理，我們沒有能力經營好勸業(yè)場，愿意將所持股份捐贈給國家。勸業(yè)場的員工工作努力，我?guī)П砉蓶|希望政府能夠將他們留用。”

　　
　　金婉茹(左)和兆基站在勸業(yè)場大樓前合影，如果不是滄桑變故，她至今依然是勸業(yè)場的主人。

　　昔日王孫今何在

　　公私合營后，天津勸業(yè)場翻開了新的篇章。當代著名書法家愛新覺羅兆基目睹了這一變化。在兆基看來，以前只有達官貴人可以享受的待遇，普通老百姓也能體驗到。兆基幾乎每個禮拜都去勸業(yè)場的天華景看戲、聽書，其中，侯寶林、馬三立的相聲是他最喜愛的節(jié)目。愛新覺羅兆基是努爾哈赤第六子拜塔王爺?shù)牡諏O，按照輩分，他應該叫金婉茹姑姑。當時，兆基在天津工農師范學院讀書，國家每個月給他補貼12元生活費。

　　改革開放以后，愛新覺羅后裔走動開始頻繁起來。“像以前我們都不敢聯(lián)系，在過去，兩個王爺之間，即便是親兄弟也不能相互走動，不然有謀反的嫌疑”。愛新覺羅兆基與姑姑金婉茹是通過浦銓認識的。兆基清楚地記得，他第一次拜訪浦銓時按照滿族的禮儀給浦銓“打千”。

　　接受“不與庶民爭利”的祖訓，愛新覺羅后裔從事文藝工作的很多，其中優(yōu)秀的書法家。“溥字輩的最多，溥儀、浦杰、溥雪齋、溥心畬字都寫得不錯，其中屬溥心畬最為出名，他書畫雙絕與張大千合稱為‘南張北溥’”。兆基對筆者表示。

　　事實上，自幼受到良好教育的金婉茹亦頗通書畫。金宛如曾從四叔溥銓學習繪畫書法、從張伯駒老先生學習作詩填詞，拜樊筱舫先生學習書畫，擅長畫駿馬、雄鷹、金魚、松、竹、梅、蘭，現(xiàn)是天津市文史館書畫組成員、天津市老年書畫研究會會員。此外，金婉茹的另一個身份是東北奉系張作相上將軍五公子的妻子。

　　回顧過去以及勸業(yè)場歷史，有何感慨?問及這個問題。金婉茹沉思半響，提筆在紙上寫下：改革輝煌，以史為鑒。

　　
　　作者采訪金婉茹　
　　（作者：趙向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