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走向衰落的三大溫床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溫水煮青蛙”的意思，這是源自19世紀末美國康奈爾大學科學家做過的一個著名實驗。科學家們將青蛙投入已經煮沸的開水中時，青蛙因受不了突而其來的的高溫刺激立即奮力從開水中跳出來得以成功逃生。同樣是水煮青蛙實驗。當科研人員把青蛙先放入裝著冷水的容器中，然后再加熱。結果就不一樣了。青蛙反倒因為開始時水溫的舒適而在水中悠然自得。直至發現無法忍受高溫時，已經心有余而力不足了。被活生生的在熱水中燙死。

    “溫水煮青蛙”道出了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原理，說明的是由于對漸變的適應性和習慣性，失去戒備而招災的道理。突而其來的大敵當前往往讓人做出意想不到的防御效果，然而面對安逸滿意的環境往往會產生不拘小節的松懈，也是最致命的松懈，到死都還不知道是何故。

    同樣的，企業在某些舒適的條件下也會慢慢地失去競爭力，這就是我們平常看到的企業在溫床中走向衰落的緣故。溫床可以帶給企業舒適的條件和環境，也可以為企業帶來災難性的覆滅。

    第一、政策溫床

    因為政策上給的優越性，所以，企業往往有一種優勢和優越感。優勢是企業必須的，是奪取市場的金鑰匙，而優越感則不同，它會容易導致企業老板和企業員工的惰性和失去危機感。

    中國房地產業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1998年，中國住房制度改革的率先破冰，令房地產業成為新的經濟增長動力和消費熱點，并將國內經濟從東南亞金融危機的泥沼中拉出，繼而迎來了宏觀經濟的“黃金十年”。

    工業化進程加速，城市面貌煥然一新，地方土地財政充盈，城鎮居民家庭自有住房率大幅提升至89.3%；并由此崛起了一批富豪和中產階層，包括入主“福布斯財富榜”視如“探囊取物”的房地產開發商，以及眾多通過房產增值獲取財富收益的普通投資人……中國房地產業可謂真正進入了一個戰略機遇期，無論從貨幣信貸政策、資本市場融資、寬松的銷預售環境乃至地方政府的經營城市導向，這個產業可謂“集萬千寵愛于一身”。盡管其間經歷了多次周期性調控的洗禮，但始終有驚無險，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印證了“風雨過后見彩虹”的生存鐵律。

    然而，2009年國內樓市的超速成長，似乎預示著一場暴風雨的襲來。2008年金融危機讓出口和內需拉動經濟乏力的情況下，以房地產投資為主的固定資產投資再次高歌猛進，引領實體經濟“V型”反轉，率先進入上升通道。在此期間，無論是樓市成交量還是成交價格，均創下歷史新高。然而，與應對CPI走高，有條不紊的通脹預期管理相比，樓市似乎“不怎么聽話”，不斷刷新的房價屢屢挑戰中國政府的維穩大計至此，風向變了……曾經的政策溫床，陡然降至冰點；曾經的市場寵兒，一夜之間“千夫所指”；曾經既挽狂瀾的改革先鋒，成為新一輪結構調整的調控“標的”；

    尤其是2011年開始，信貸緊縮、土地收閘、稅收清查、限購限售、行政問責……調控風暴裹挾著沸騰民意如雹子一般地迎頭砸來，“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首當其沖，大連、青島、佛山等二三線城市更難以幸免。

    及至4月，盡管新“國八條”要求各地公布房價年度控制目標的“大限”已過，然而，由此引發的爭議并未休止。

既然不能一錘定音，就必然重錘擂破鼓，這似乎意味著新的政策調控將繼續發力。

    轉眼間，中國樓市就像一個被雨水浸透衣衫的流浪漢，是顧及體面的裹濕前行？還是放棄尊嚴的徹體裸奔？他面對的將是一個兩難的抉擇。

    2011年后，當所有的政策利好都轉化為利空，樓市是否真的邁進了一個裸奔時代？失去了政策呵護的開發商和購房者又將如何應對時局？

    從房地產業可以看到，政策既是整個房地產業的溫床，又是讓房地產企業走向衰落的直接外因。政策從來就是企業走向衰落的一個最為明顯溫床，我相信現在的國有企業也好，還是上市公司也好，幾乎都存在著裸奔的一天，只是這一天遲來還是早來而已。

 第二、意識溫床

    意識決定行為。在中國，有一種意識是企業最大的溫床，那就是特權意識。特權意識在中國社會源遠流長，至今影響著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對中國社會產生深刻的影響，對中國人有著“血統”的影響。所謂特權，就是特殊的權力，特殊的權利。特權最大的特點，就是排他性，沒有制約。所謂特權意識，就是人們一旦擁有權力，習慣于行使并享用特權，拒不與他人分享權力和權利，拒不接受監督。

    在中國古代社會，世襲皇權是最大的特權；一個人一旦當上皇帝，將擁有至高無上的特權，并且這個特權只能是子孫世襲。當然，這個特權主要靠暴力及相應的理論（君權神受、奉天承運等）維持，由此使天下人認可世襲皇權天經地義。在專制體制下，不僅皇帝擁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特權，而且各級地方長官也是轄區內的土皇帝，擁有極大的特權，比如一個縣令，既是一縣行政長官，同時又是法官、檢察官、稅務官，上管天文地理，下理家庭小事；儒家文化作為中國社會的主流文化，是充分認可專制特權的，“刑不上大夫，禮不下遮人”，“為尊者諱，為尊者隱”，“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就是對特權的公開贊頌。

    特權意識不僅扎根于特殊部門和特殊職位，也廣泛深入到民間社會。普通民眾在社會生活中雖然不具備種種特權，但是他們在思想意識上認同特權，盡管往往對特權表示不滿，但還是受特權意識所影響。

    在企業里，我們也常常看到特權意識的蔓延，如一些受到保護的企業，受到政府關照的企業，他們無一不受特權意識所影響。這類企業的老板和高管都特別有特權意識，這種特權意識第一是“官本位”思想。企業的老板和高管高高在上，盛氣凌人、頤指氣使；他們站在高位上，看不到企業存在的問題，他們不會走到下面去，更看不到市場的真實情況。第二是“官本位”企業和領導總是阻礙改革創新。他們看中的是能夠給自己帶來種種好處的權力，牽掛的是高高在上的職位，他們不愿意因為改革創新使他們受益的體制和權力動搖，總是想方設法阻撓改革創新的進行。第三是“官本位”領導總有“一言堂”作風。企業領導層層包庇問題，層層撿好的一面向上匯報，對于不利于自己的東西盡可能隱瞞、少說，甚至像官場一樣弄虛作假、欺上瞞下、說一套做一套，直到最大的問題爆發，甚至到了企業危亡之際也才是老板發現問題的時候。總之，平常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不把問題暴露出來就是好，把問題掩蓋起來，盡可能地不讓領導丟臉，不令自己失職。

    現代企業最為重要的特點是創新和服務。

沒有創新的企業將會被時代所淘汰，創新是企業不斷發展的原動力。從三十多年中小企業發展的歷史證明，無論是產品創新、渠道創新、服務創新、銷售模式創新、管理模式創新還是盈利模式的創新，只有創新才能發展，只有創新才能生存，這是大家所共識的一個論題。對于許多制造型企業來說，服務還僅僅停留在口頭上而已，還沒有真正獲得開發。其實，對于企業來說，產品的制造和銷售幾乎是硬性的，而服務則是軟性的，這種軟性的服務一旦把它變成是贏利工具，其價值源泉是源源不斷的。但對于具有特權意識的企業或老板，他們恰恰是阻礙創新和服務的絆腳石。

    所以，特權意識也是企業走向衰敗的溫床。

    第三、文化溫床

    中國文化以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法家文化、孫子兵法的軍事思想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核心文化。就儒家文化的系統性和對中華民族的歷史影響來看，儒家文化更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典型代表，儒家文化喜歡用古代的圣人的言行來作為理論根據。雖然圣人的言行，的確有過人之處，但是并不一定就是事物的本質。儒家文化講究“仁、義、禮、智、信”。它一直回避人性的惡，對人性的善的培養也僅僅是泛泛而談。要達到他說要求的境界是需要克服很多壞的劣根性的。而儒學就沒有正視這個問題。所以孟子說，人性的善，有四心，惻隱之心、羞恥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但是關于人性的弱點人本身具備的利己的私心、物欲的貪心、僥幸心理、嫉妒之心等等的劣根性卻很少提及。而這些現象在現實社會中是普遍存在的。你不消滅這些人性的劣根性，它就會一直存在，因為它們能帶給人感官、物欲的享受。有利可圖就會有人舍命而為！為什么當今社會的企業和人把金錢和權力是唯一追求的終極目標？儒家文化至少起了輔助作用。

實踐證明，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從“農業--宗法”社會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倫理型文化。這種文化往往使我們不能按科學的根據和科學方法去分析問題、不能使用科學的手段去解決企業問題。

    因為這樣一種農業文化的潛移默化，故有我們的企業家總是把“學做事先學做人”“只有學會做好人后才能做好事”的推理邏輯放到企業的管理上，把做事和做人混為一談。其實，做人和做事這就根本是兩回事，我們知道，一個好人未必能做好事，一個“壞人”也未必就不能做好事？大家都知道汪精衛是漢奸，應該說漢奸做人肯定是不行的，但難道我們能否定汪精衛不能做事嗎？假設汪精衛不能做事，那他絕對不會被推舉到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主席這樣高的位置上。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精衛還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只在蔣介石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按照這樣的推理邏輯，所有的人都必須成為道德君子，不能成為道德君子的人將無法成事。但我們只要稍微理性一點分析，我們將覺得這是一個世界性的難題，因為世界上根本就沒有完人，也不可能要求別人成為完人之后才能做事。既然沒有完人為你做事，那企業又要人來做事，結果企業家們只能是不斷培養人，然后又不斷地“炒人”，最后結局就是沒有人能與你共事，為你做事。你說這樣的文化在企業里潛移默化下來，豈不是在慢性殺人？

    現代企業講究危機意識，而溫床則是危機意識的最大敵人，要想真正破除溫床危害，除了在意識上具有危機意識，更重要的是：在外部，把企業放到全球市場上去競爭，潮水退去，誰是裸泳者市場為你檢驗；在內部，在企業的管理、制度、流程和監控環節上去防范溫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