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成功企業在繼承中國管理傳統和吸收現代管理科學，傳承、融合、創造的管理實踐中，已經初步顯現出某種具有“中國企業管理模式”的創新特征。這種管理模式創新可初步概括為“中體西用”，即在中國人組織管理中通行的目標整合、制度規范的內在邏輯支配下，包含了部分相容的西方現代管理體系和方法，體現了至今仍有現實價值的中國傳統觀念和意義的管理類型。

    “中體”之所在

    “中體”意指組織管理的社會側面，即管理中支配思維方式、價值導向和人際關系通行規則的部分。在組織管理中，“中體”的具體體現主要如下。（1）以組織長久生存為基本目標，綜合內外技術、經濟、社會要求，利用當時環境提供的時空限度和可能，謀求組織發展的環境應對方式。這與西方相互對立、制約的環境下，追求職能性、功利性目標，遵循“叢林法則”的發展方式形成鮮明對比。（2）綜合平衡、全局為重。形成以社會政治側面統領全局，首先關注全局的穩定，在平衡各方力量、穩定全局基礎上求發展的整體管理風格。不是以單一的、職能性的功利性目標為主。（3）以“求同存異”、“中庸和合”方式對待和解決分歧與問題的管理風格，而不是“明辨是非對錯”，矛盾對立中壓倒或戰勝對方的競爭法則。（4）依靠身份、背景、淵源、家國情懷、情義，依照“情、理、法”邏輯維持的人際關系格局。這與西方工具理性，“法、理、情”邏輯大異其趣。（5）道德規范、職能操守、信仰追求集于一身的個體塑造—激勵方式。這與西方個人生活、職業操守、宗教約束各自分立的空間又有所不同。（6）以“執經達權”、“通權達變”方式應對和適應變化的動態管理風格。如此等等。

    “西用”的空間

    “西用”意指組織管理中技術側面、經濟側面的必然性、法則和提高效率效用的有效手段。工業化和資本主義進程使得“西用”意義上的科學方法獲得充分發展，成為市場機制中運行規則和企業組織的基本目標，甚至成為最重要的價值。總體看來，“西用”是一套反映技術必然性和資本邏輯，以提高效率、增加效用為功能，服務于“叢林法則”下擴張和征服目標的形式化規則體系和科學方法體系。

    目前階段，中國企業管理中“西用”實際發揮作用的范圍和程度，因企業類型和發展階段不同而存在很大差異。以基本完成現代企業制度改革、發展到一定規模、成為行業領先者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和發展到一定規模的民營企業為例，“西用”主要體現在以下方面。（1）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框架內，建立在遵循資本邏輯基礎上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與中國政治、行政、經濟體制約束雙重制約下的企業基本制度安排。這種企業制度，與西方自由經濟體制下的企業制度在合法性制約的方式和資本邏輯制約的程度上，都有很大差異。（2）企業發展中在不違背中國“合法性”約束的前提下，對市場環境中有限的資本規則、競爭邏輯的遵從和熟練運用，其程度與西方發達國家不可同日而語。（3）在生產作業流程和技術、信息化系統和技術、物流供應鏈技術、資金管理和資本運作邏輯、營銷組織與技術等反映技術必然性和效率效用法則的組織管理理性側面，除了背后的驅使力量與西方企業有所不同以外，方法手段本身沒有大的差別。（4）反映組織管理社會側面一般性內容的制度規范的形式化應用，如“官僚制”運用本身。（5）一定程度上的就業制度、職業規范、人力資源管理等方面的“西用”。如此等等。

    “中體西用”，即中國式管理，實質上是體現中國精神和意義指向的，采用具有相容性的現代西方管理體系和方法，以中國人組織中通行的社會性目標整合和制度約束機制實現管理的組織管理類型。其中，“西用”的內容有不同程度的應用，原因在于其背后的目標和意義指向與“中體”的相容性。有些目前階段不相容或部分相容的組成部分，在實際應用中就會受約束或大打折扣。如有關個體自由獨立，有關效用、效率邏輯的作用程度等。未來“西用”作用空間能在多大程度上擴充，不取決于手段方法本身，而取決于“中體”中能夠吸收和包容多少“西用”背后的價值。

    “中體”和“西用”各有側重

    “中體西用”正處在引進、消化、吸收、學習西方現代管理方法和工具，與傳統管理逐步碰撞、磨合、融合的過程中。總體上看，“中體”與“西用”在組織管理不同層次、不同側面如何具體組合，在哪些方面是在“中體”的價值和規則下應用“西用”的內容，哪些方面以“西用”的邏輯制約“中體”規則的范圍和程度，取決于企業市場化程度，或行政的、傳統的規則再造和退縮的程度，根本上取決于中國改革中市場化、現代化程度和“中國特色”社會制度因素最終結合形成的經濟社會文化制度。

    到目前階段，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管理成功的企業為代表，“中體西用”的基本格局是，在組織目標追求、價值導向、組織內部管理各層次的社會側面，以“中體”為主；涉及組織目標選擇以及管理中遵循的基本價值，組織中人與人作用的社會側面，看待個體、激勵個體的方式方法等方面的內容，“中體”的成分較大。在組織長期生存延續的目標追求，關注整體和全局，重“中庸和合”而輕“是非對抗”，“情、理、法”序列的激勵方式機制等方面，傳統的價值仍然為主。舉凡業務、技術活動的設備設施、流程規范，涉及技術、經濟邏輯的戰略策略、技術開發、生產運營、市場營銷、專業管理等方面的內容，以“西用”的手段和工具為主。有些價值與“中體”的價值有矛盾和對抗，如西方意義上絕對的資本、效率邏輯，獨立個體價值，相容性較差，尚處在交鋒和整合過程中。有些與中國社會性的組織管理邏輯和規則有一定相容性，如“西用”背后的效率、效用、理性、契約精神，對個體的重視，已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中體西用”的格局。

    “中體”和“西用”在更高層次上融合

    “中體”作為中華文明的核心，作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必將長期存在并發揚光大。同樣，組織管理中的“中體”，作為一種管理類型的中國式管理，也必將長期存在。會改變的，是“中體”的局部調整和升華，是“中體”與“西用”的融合與滲透范圍、價值整合以及具體融合方式，因此，“中體西用”可以作為中國式管理的基本命題，亦可以作為解釋和探討中國企業管理現實問題的基本命題。

    動態地看，“中體”中的部分價值會隨著經濟社會文化體制改革進程自我完善、升華和再造。如兼顧個體與整體價值，兼顧效率與公平，平衡情感與理性，有關技術、經濟、社會綜合協調等方面，“西用”的有關價值會部分地融入“中體”的內容體系。但“中體”的核心部分不會改變，“天人合一”基礎上的和諧發展，“中庸和合”指導下的求同存異，國家、民族背景下的“家國情懷”等基本價值觀會在新時期發揚光大。改革以來許多成功的國有和民營企業實踐中，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上述特點。

    伴隨改革和發展，以及國際化程度加深，文化的自調整、自適應功能會導致“中體”“通權達變”，發生現代性轉化和再造，適應變化了的組織生活現實和環境，光大和傳承中華文明的精神。相應地，組織管理中通行的社會性目標整合和制度約束機制會部分地發生調整和變化，技術必然性和經濟法則在其中的作用范圍及程度會擴大和加深。雖然“中體”的核心部分不會變，但“西用”會更深地滲入“中體西用”的格局，應用范圍會擴大。最為重要的是，經過現代性轉化和再生的“中體”會形成與“西用”具有更強相容性、更高融合度的名為“中國式管理”的管理類型。實現“中體”和“西用”在更高層次上的融匯和整合，形成新時代繼承和發揚東西優秀文化價值的、具有一定普遍適用性的管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