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而科技成果的轉化和產業化，是科技發揮其力量的關鍵環節。然而，從總體來看，我國的科技成果轉化情況并不樂觀，根據中國科協出版的《2014-2015年度學科發展報告顯示，全國5100多所大專院校和科研院所，每年平均完成的科研成果有3萬項，但僅有20%可進行轉化并批量生產，形成產業規模的則僅有5%，轉化率遠低于發達國家。

科技成果的低轉化率已成為制約我國科技發展的重要因素，眾多科研成果在形成之后就被束之高閣，然而，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造成這一局面的原因是長期且多方面的。

科研成果低轉化率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一、科研院校問題重重

研究所和高校是我國科技的主要力量，絕大部分的研究成果均誕生于科研院校，然而，作為科研成果搖籃的科研院所卻面臨著重重問題。

首先，科研院所缺乏成果轉化的內驅力。現有的評價體系中，經費申請、論文、影響因子、獎項等是評價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是否具有科研能力的主要指標，而形成后的科研成果是否轉化或轉化后的情況，均未納入考核指標，對于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來說，科研成果的形成就意味著科學研究的完成，絕大部分科研機構或科研人員缺乏科研成果轉化的內驅力。

憑借青蒿素而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三無“科學家屠呦呦，是科研院所現有評價體系的真實寫照，雖然她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但卻曾三度落選中科院院士，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具備”SCI、文章“等職稱評定的”硬通貨“。

其次，科研人員缺乏轉化能力。科研成果想要轉化為產品，首先得滿足市場的需求，但市場的需求是什么卻并不是誰都可以看清的。科研人員是科研成果的主要完成者，在科研領域，他們是當之無愧的專才，然而當面對市場時，絕大部分的科研人員一籌莫展、手足無措，無法精準把握市場需求，或者出現誤判市場需求的情況，還有一部分人因不懂商業談判的技巧，錯失轉化機會。

再次，科研成果魚龍混雜。以高校為例，高校中的絕大部分課題或實驗是由經驗尚淺的學生完成，面對“無文章無論文無法畢業”的壓力，”制造成果“的現象時常有之。

作為另一研究主力的研究機構同樣也存在相同的問題，相比于高校，研究機構中科研人員的研究水平要更為專業和豐富，然而在面對職稱評定、崗位定級的壓力下時，難免存在湊論文的情況，這種”刻意制造、精心編排“的科研成果何以存在轉化的可能?

二、科研成果轉化本身的復雜性

除了一些無法轉化的”垃圾成果“和一些無需轉化的基礎研究，科研成果轉化的復雜性也是轉化率低的一個主要原因。

其一、轉化難度大。一項科研成果從形成到產業化，需要經歷理論研究、實踐測試、產業化三個階段。而實踐測試是最關鍵也是最難的一個階段，只有通過實踐測試的檢驗，才可進入產業化生產，然而對于大部分科研機構來說，他們并沒有足夠的資本和能力去完成科研成果的實踐測試。

其二、轉化耗時長。科學實驗不可能一蹴而就，一項科研成果的完成可能需要經過幾年甚至更長的時間，以基因學到育種學為例，大家最為熟悉的莫過于”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研究之路，從研究水稻開始到雜交水稻的問世，整整歷時16年，其耗時之長可見一斑。

其三、轉化的不確定性高。一些科研成果在理論上是可行的，但并不代表在實踐中可以獲得成功，在未轉化之前，誰也沒有把握加以確定，因此，并不是所有的科研成果均可以成功轉化，這種高度不確定性是造成科研成果轉化率低的一個重要因素。

三、企業與科研機構的信息不對稱

科研機構與企業研究的分離是我國目前存在的普遍現象。雖然學術界與企業界是兩個完全獨立的系統，但科研機構是科研成果的主要提供者，企業是科研成果的需求者，兩者本應是建立在供求需求上的合作關系。

然而，現實中的科研機構與企業卻是“你走你的獨木橋，我過我的陽關道”，企業以市場需求為導向，對科研成果有強烈的需求卻不知從何下手，而科研機構定位前沿科學研究，得出的成果因無法滿足市場需求，從而形成轉化難的問題，雙方在需求對接上嚴重失調，是造成科研成果低轉化率的最主要原因。

近年來，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國家相繼出臺相關政策促進科研成果轉化，從2015年新修訂的《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實施之后，隨后的一年時間里，國家陸續頒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科技成果轉化法>若干規定》、《促進科技成果轉移轉化行動方案》等，各地也相繼出臺推動科研成果轉化的各種政策。伴隨著政策的春風，我國科研成果迎來一輪真正的轉化大潮，就目前來看，也初步形成了以下三種模式。

企業自身進行科研成果轉化

市場上已轉化的科技成果，有很大一部分是來自于企業自身進行的科研轉化，高轉化率是這種模式的主要特點，一部分大型企業還會根據自身需要成立研究院或實驗室，比如阿里巴巴旗下的“阿里研究院”、英特爾公司成立的“人工智能研究實驗室”等。

對自身需求的精準定位是這種模式的最大優勢，從研發到市場，從人員到資本，企業全程把握，科研成果轉化的每一環節均有企業全程參與，轉化率也因此得以提升。

然而，這類模式的最大缺陷是對企業的綜合能力要求高。科研成果的轉化包括技術、人員、資本、市場等多要素在內的創新與整合，對于一些中小型企業來說，他們雖然有轉化需求，但其自身并不具備創新與整合的能力，這種模式并不適用，故此種模式只出現在一些大企業或大集團。

企業與科研機構的簡單合作實現成果轉化

企業與科研機構進行簡單的合作，也是科研成果進行轉化的一種常見模式，這種模式里，企業與研究機構各司其職，企業精確把握市場需求，研究機構根據需求進行成果研究，研究出的成果最終在企業里實現轉化。

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是一個雙贏的模式，企業與研究機構各取所需，雙方的優勢特長均得以最大程度的發揮。然而，這種模式卻存在一定的被動性，受制于專業化程度，大部分的企業對科研機構的研究課題、研究深度及研究成果適用與否并不清楚。同樣的，對于科研機構來說，由于缺乏對企業的詳細了解，科研機構在進行成果轉化時也是“有門無路”。

以上兩種轉化模式，是我國科研成果轉化中一直存在的模式，也是科研成果轉化僅有的兩種模式，由于其使用范圍存在限制，故從本質上并不能根本解決科研成果轉化率低的問題。值得慶幸的是，互聯網時代的到來，為科研成果的轉化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一種以互聯網為基礎，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新模式正逐漸形成。

互聯網+開始為科研轉化鑿山開路

日前，我國自然科學的最高學術機構中科院，聯合地方政府、社會企業、服務機構、投融資機構等120多家單位，結成科研成果轉化的網絡化聯盟，并于同日上線運行其線上平臺“中國科學院科技產業網”。該聯盟采用大數據、互聯網等技術手段，針對近3-5年內可轉移轉化的科研成果、專利、技術等科技服務項目，采用“互聯網+”線上線下科技成果轉移轉化的新模式，促進科技成果商品化。

無獨有偶，在科研成果轉化的大潮下，一場以“互聯網+”推動成果轉移轉化的行動，正在政府、科研機構和企業間如火如荼的進行，比如君樂寶近期與北京大學、中國農業大學、北京疾病防控中心等高校與科研機構推出的“益生菌+”戰略……。就目前來看，通過“互聯網+”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模式，進行科研成果的轉移轉化，正成為科研成果轉化的主流模式，相比于上述兩種模式，其具備自身獨特的優勢。

其一、解決了長期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以可轉移的科研成果為依托，依托互聯網+大數據等技術手段，各種技術成果、項目、知識產權、專利等信息經過整合后匯聚于線上平臺，企業可精準定位符合自身需求的科研成果。同時，企業面臨的技術難題也可通過線上平臺進行發布，通過這種方式科研機構可獲得反饋，并根據市場需求隨時調整科研方向，從而避免科研成果的浪費，科研成果的轉化率也得以保障。

在一定程度上，互聯網+”線上線下的模式打破了研究機構、高校、企業等單打獨斗的局面，通過“互聯網+”線上線下的模式，科研機構與社會和企業需求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得以解決。

其二、實現了企業與科研機構的高效對接。通過線上平臺，科研機構可以向科研成果用戶進行成果展示，并向有需要的企業提供專業的咨詢服務，企業根據需要可與專家實現線上對接，并于線下進行項目合作，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模式，供需雙方實現高效對接。同時，供需雙方可以根據需要進行科研定制服務，科研成果的轉化率也將大大提高。

除此之外，在互聯網+線上線下的模式下，科研成果的轉化過程更加開放透明，一些有潛力的科研成果，更容易吸引投資機構對科研成果進行投資，科研成果的轉化路徑也得以拓寬。

科研成果的轉移轉化，一直是我國科研領域的一個短板，不難看出，“互聯網+”線上線下模式的出現，將為我國科研成果的轉化帶來一片生機，作為科研成果轉化”開山斧“互聯網，正在為科研成果的轉移轉化開辟一條可行的道路。

當然，路漫漫其修遠，想要將科技轉化為生產力，化科技為力量，除了及時運用互聯網+的模式創新，還需要政府、科研機構、企業及社會等各方，在政策、資本、人才培養、環境等方面大力協作，唯有如此，才可走好科技成果的”最后一公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