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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抓在源頭，解決“最先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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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商易咨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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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于 2022-11-10 09:12 | 只看他樓主

河南商易咨詢任少英

上篇文章談了《基層供銷社恢復重建地目的不是與零售業爭利》，重建供銷社的目的和意義是為了“抓在源頭，解決最先一公里”。抓在源頭，即：搞好農業、農村、農民的生產資料供應、生活資料供應，和農副產品的收購、加工、預冷、運輸，做好“最先一公里”的工作。

縱觀中國，農村面積大、人口多，亟待解決的問題多，比如農村空心化、農村舊村莊改造、返城農民工就業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一定是要依靠政府之手，給予政策支持，統籌布局。在落實、貫徹、執行上，要有一個強有力的組織，這個組織定為供銷社最妥當，因為供銷社，在建國時期就是國家為解決農業、農村、農民的問題專門設置的機構，對農村工業品的供應，農村生產資料的供應，對農副產品收購。這個組織隨著改革開放，包產到戶，企業改制，有些職能弱化。但是，對于農副產品的收購和加工（比如棉麻公司、土特產公司），對于農資的供應一部分還是由供銷社在參與。最為可貴的還是這個組織與農民的關系，之所以叫供銷合作社，是因為，在成立之初是國家與農民的合作，農民參股、退股自愿，參股的農民是供銷社的一員，都叫社員，當時的中國有幾億農民參股。“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毛澤東同志在總結中國革命經驗教訓時曾指出：“錯誤和挫折教訓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總書記強調，歷史是最好的老師，“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歷史上找到影子，歷史上發生過的很多事情也都可以作為今天的鏡鑒”。

這么多年以來，國家利用市場經濟的“有形之手”在調節農業，也在鼓勵一些企業助農、扶農，但公益的力量顯得薄弱，杯水車薪。資本的力量都是逐利的，有利則為之，甚至資本市場的放縱，還造成了傷農、傷民。農副產品的價格無限制的跌落，致使許多的種植大戶和養殖大戶嚴重虧損、企業倒閉，有的甚至是家破人亡。“蒜你狠”、“豆你玩”、“姜你軍”、“蔥擊波”、“糖高宗”等這種事件屢出不窮，一顆普通白菜60多塊，這種行為嚴重傷害了市民的菜籃子。有些食品安全問題也層出不窮，嚴重侵害了人民的餐桌安全和生命安全，更有些資本壟斷了國家的食用油市場。一直以來議論的“轉**現象會使人絕育，600年以后會看不到中國人，是外國反華集團威脅中國的一個戰略”，“資本利用美國大豆進入中國博弈，使得中國大豆種子市場嚴重沖擊”，“種子不停加價，嚴重侵害了中國農民種植的收入，而傷害到農民種植農產品的積極性”，“資本利用壟斷手段壟斷了中國的食用油市場”“對種子的壟斷，食用油的壟斷，危及中國糧食安全”。前幾年，一些外國勢力借助所謂的“新疆事件”打壓中國的棉產品，這些資本裹挾中國市場的現象有許多，中國的老字號品牌一個個被外國資本收購，然后拋棄，如中華牙膏、小護士、大寶、許多啤酒品牌等等。

這種現象引起了國家的重視，國家提出振興民族品牌，糧食安全要牢牢的掌握在中國人的手中。說，關鍵是要做，這幾年所掀起的民族品牌振興，也引起了許多消費者的響應，在新疆棉花事件后迅速崛起的中國運動品牌就是一個很好的印證。

在中國的農業振興、農村振興、農民振興的振興運動，離不開“政府之手”強有力的推動，重建供銷社就是“政府之手”的對外顯現。控制農村生產資料供應，防止假農藥、假化肥、假種子侵害農民利益，侵害糧食安全事件的發生；平衡農藥、化肥、種子的物價，助農、惠農；牢牢把住源頭市場的供應，搞好城鄉供應工作，滿足農民的生活需求。國家集合土地資源，土地種植的適應性，南北氣候的溫差所需求的南北農副產品調度，全國一盤棋，思考統籌，利用互聯網大數據統一管理，從根本上杜絕盲目種植、養殖，菜賤傷農、菜貴傷民的發生，有力的降低傷害程度，這不僅是振興農業，也是共同富裕的需求，因為糧食安全、放心餐桌關系到所有中國人。

對于振興農業、農村、農民，用零星的組織力量是遠遠不夠的，這種組織的力量一是資金薄弱；二是站在企業的立場思考是狹隘的、偏見的；三是這些企業不能夠統籌全國大市場，所做的一些事情是盲目的，由此而引發的訴訟頻發，不能持久，夭折搖籃，既傷害了企業，也傷害了農民。振興農業、農村、農民，解決三農問題是根本靠不上的。

中國的問題是農業問題，中國的農業問題的根本是土地問題，農村的根本問題是農民問題，農民的根本問題是就業問題、收入問題，這都不是一些零星企業可以解決的，這一定是依靠“政府之手”，一個強有力的組織力量去推動解決。不管是歐美，還是一些亞洲發達國家，他們的農業、農村、農民也是依靠政府給予政策支持，通過農業協會給予技術指導、幫扶。農業、農村、農民問題對于那個國家都是重要的。

我們的國家比國外好的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我們的土地是國家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這種土地公有制更便利于國家的統籌，這在國外是做不到的。比如美國的基礎建設，為什么這么多年落后了下來，關鍵一點的原因就是美國的土地私有制，國家不能統籌的制約。

給大家講個經歷：2015年，我到美國旅游，在拉斯維加斯時，導游說你們如果在兩天前來，可能交通會受阻。原因是，美國國家要在拉斯維加斯建立光伏基地，沒有贏得農場主的同意，美國政府以強硬的手段征地，結果受到了農場主的堅決抵制。農場主游說美國持槍協會，得到了持槍協會的支持，持槍協會組織了幾千人拉著槍炮，把前去征地的幾百名政府人員和美國警察包圍，最終以美國政府妥協結束，光伏基地建設胎死腹中。再來看我們的鄰居印度，同樣是社會主義國家，但是因為他們的土地私有制，印度的基礎建設非常差，我們看印度**，有一個景象，印度火車非常擁擠，有的乘客甚至上到火車頂上。
我國土地公有制、集體所有制，1983年1號文件標志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改革的一項戰略決策的正式確立。農民獲得了土地使用權，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作為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第一步，突破“一大二公”、“大鍋飯”的舊體制。而且，隨著承包制的推行，個人付出與收入掛鉤，使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大增，解放農村生產力。

自1992年開始，掀開了中國城市化進程，在家務農和出外務工的收入反差，機會成本（利用一定資源獲得某種收入時所放棄的另一種收入）的作用下，和人們的相互鼓動下，大批農民工涌入城市。

亞當·斯密是自由市場經濟的創始人，“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每⼀個⼈，不需要自己關⼼社會福利，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推動社會的福利。他只需要關心自己，追求他自己的福利就可以了。但是他在追求自己福利的過程中，會有⼀只看不見的手，讓他的努力轉變為對公共事業的推動。這只看不見的手，會讓他的自私自利推動社會福利的改進。”人是自私的，人是趨利的，當土地的收益大于工廠工作的收益，農民就會待在農村，城市的工人也出現過羨慕農民的收入，在國家自然災害的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末，流行著順口溜“七級工、八級工，不如農民一溝蔥”、“在家種上二畝地，神仙叫也不去”，工人遠離家鄉，遠離家人，待遇卻不如農民，那時候有許多城市的在職人員返鄉。

大批農民進城務工，造成了農村的空心化，農村老的老、小的小，種地的能力不足，有些人能轉包的轉包，不能轉包的就拋荒，我的一個朋友把他全家人的二十多畝地種楊樹，據他說種樹收益比種糧還好一些，楊樹是速成林，有人收做膠合板，楊樹也不用打理，還有拿著耕地挖魚塘、蓋廠房等等侵害耕地的行為。

怎樣使農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在不危害國家土地安全基礎上獲得更大的收益，最終使國家土地安全保持在18萬億畝耕地紅線不受動搖，國家糧食安全牢牢把控。這些都需要一個組織，站在國家利益上，站在農民利益上，全方位的思考解決。

所有制與使用權的矛盾解決需要一個強有力的組織，站在所有制立場上，也站在使用權立場上，統籌思考、解決，這考量了一個政府組織的公信力，公有制時期因為由于多打了糧食，多出了力，多勞而不能多得，傷害人們的積極性。但是，現在是農民所擁有的土地使用權得到的利益，不抵他放棄所有權而得到的利益，按照進化論，人們都是趨利避害的，人們追逐對自己更有利益的事情。無形之手與有形之手的平衡，怎樣利用有形的手，從外部對經濟生活進行干預，利用政治手段、立法手段、經濟政策法規等，有效避免無形之手在經濟活動中所出現的重大缺陷，如此重大的事情需要政黨、政府、組織，與農村、農民一道，實事求是的一切從實際出發，干實事、求實效。**總書記強調：“干部是不是實事求是可以從很多方面來看，最根本的要看是不是講真話、講實話，是不是干實事、求實效。由于各種復雜原因，在實際工作中要堅持實事求是，有時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往往需要極大的政治勇氣，甚至作出某種犧牲。”

這是多么重的一副擔子。

“政府之手”的協調意義重大。我的老家由于靠近“中國蔬菜第一縣”莘縣，90年代，當地縣政府組織鄉鎮領導去學習，回來就鼓勵、要求當地農民種植蔬菜大棚，由于沒有統一的部署，種植的產品沒有統一規劃，致使不成規模，浪費土地不少。種植大棚數量不少，但是都各自為政，外地客商來收購，由于沒有足夠的量，當地農民對蔬菜沒有分揀，不論個頭大小、不論成熟程度，致使商販在運輸過程中熟透的，很多爛了，沒熟的不好銷售，最終沒有了客商。當地流傳出一個口號叫做“要想窮，種大棚”。

山東莘縣、壽光都是一個單品，規劃十萬畝，甚至幾十萬畝，統一種植。政府在土地種植規劃給出嚴格要求，又組織當地的農協在商品管理、種子銷售給予支持。山東金鄉政府要求規模種植大蒜，才有了“大蒜之鄉”的基礎，當地儲藏大蒜的冷庫連綿幾十公里，不僅收購儲藏本縣的大蒜，還到全國各地產蒜大區統一收購，形成了今天的氣勢。這種勢能的形成首先是“政府之手”與“市場之手”相結合產生的碩果。如果政府沒有要求農民全部種植大蒜，也不會有這樣的基礎，沒有基礎，資本看不到利益，市場之手也不會跟進。

供銷社的重建就是國家看到了它的網絡的龐大，可以做到全國一盤棋，另外供銷總社是隸屬國務院的正部級單位，供銷分社受當地省政府的直管，供銷分社主任是正廳級別，這就使他們從權力上到企業的組織上，還有它的金融實力上，有這份擔當。因此我在昨天的文章《基層供銷社恢復重建地目的不是與零售業爭利》中強調，供銷社重建的目的不是為了與零售爭利，一定是為了“三農”，為了農業的振興、農村的振興、農民的振興。

過去對農業、農村、農民的公益式、企業幫扶式的都是蜻蜓點水。例如農超對接，商超加農民這種組織，以簽訂種植收購合同為起點，這種行為的推動好的結果不多。原因是商超在簽訂種植合同時，不能預見當年所簽訂種植的農副產品，在國內的種植面積是擴大了還是縮小了，收成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也由于農民的現代化種植條件不足，許多是靠天收，農副產品的種植和畜牧的養殖，受到大的波動，在價格市場大幅降低時，由于商超規模小，承受不了收購所造成的差額損失，就會千方百計的用各種形式推諉收購，減少收購量，這就使得企業、農民都不得利。有的時候也會由于價格的暴漲，農民要求漲價而造成的千方百計的刁難企業，嚴重侵害了商超的利益，其結果是無法延續合作，不歡而散。農超對接還有一些個人與農民簽約了購銷合同，所造成的法律訴訟，屢見于報端，往往是農民處于事件的末端，農民是最大的受害者。

公益性的助農，興建新農村，例如報道《一座旅游小鎮改變一個縣城》：2015年，大連萬達集團開始對口幫扶丹寨縣，在清澈如鏡的東湖水畔，萬達建起了一座旅游小鎮，小鎮建成之后，又先后增加了大型演藝、溫泉酒店、會議中心、水上游樂、玻璃棧橋、單調圖書館等項目。5年來，萬達在丹寨旅游產業扶貧的累計投入23億元，真金**花出去了，也結下碩果。作為“案例”“樣板”“典范”，省委書記、國家扶貧辦主任同時出現，舉行“2020年丹寨論壇”。可以說丹寨是幸運的，它的幸運第一要感謝它有一個清澈如鏡的東湖水畔可以利用，它的幸運還在于萬達集團看上了它的自然資源，在那里打造了一座旅游小鎮，它的幸運還在于政府職能部門與萬達的協調，給予萬達落地的政策，也在于政府扶貧工程的推廣。但是，這種甘露能灑在幾個人的身上。

商超的扶農、助農的無奈，從《全國人大代表李小紅：為推進零售生態建設奔走的這八年》可以看到。

從李小紅這八年來所提的議案中可以看出，她在致力于推動農產品打造一條生產、運輸、銷售一體的農業生態鏈。

“零售企業要圍繞‘農’字做文章。”這是湖南佳惠百貨有限責任公司董事長李小紅多年來的心得體會，也是李小紅作為全國人大代表參政議政八年來圍繞的重心。
從事零售行業20多年，李小紅一直致力于推動農超對接，促進農業產業化和產銷一體化。“推動農超對接促脫貧”、“加強農產品冷鏈體系建設”、“打造農產品地域品牌”……從這些議案中可以看出李小紅在致力于推動農產品打造出生產、運輸、銷售一體的農業生態鏈。
作為上游生產端，農產品在零售全鏈條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打造一條科學高效的農業生產生態鏈不僅能解決農產品種植小而散、產銷失調等頑疾，更能切實為農民與消費者帶來實惠，進而推動零售企業的發展。

據統計，我國蔬菜、水果等生鮮農產品物流損耗率高達25%-30%，每年有幾萬噸蔬菜水果在運輸途中腐爛。如果能夠降低物流損耗，我們的廣大農民即使不增產也能增收。

“從全程冷鏈高度扶持農產品物流建設”，我國鮮活農產品大部分在常溫下流通，冷鏈物流各環節缺乏系統化、規范化、連貫性運作，在部分屠宰或儲藏等環節采用了低溫處理產品，但普遍在運輸、銷售環節出現“斷鏈”現象。

建設農產品全程冷鏈物流，可以使農產品從產地采收、屠宰、加工、貯藏、運輸、分銷、零售等環節始終處于適宜的低溫控制，在這道嚴苛的運輸程序下，農產品的品質與安全也會得到保障。

農產品全程冷鏈物流‘最先一公里’，抓好最先一公里即要首先解決在產品產地的采摘預冷、分級、加工、包裝及倉儲等環節的冷鏈物流問題。

李小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提出“建設冷鏈物流鄉村站點，暢通農產品‘最先一公里’”的建議，確保“山貨出山”、“鮮貨保鮮”。多年來，她鍥而不舍地跟進這一議題，希望能以一己之力推動中國農產品冷鏈物流的發展。

在食品安全問題上，李小紅還提了一條議案。“我建議全品類禁止活畜禽長途調運，強力推行活畜禽肉類冷鮮上市，為控制疫情傳播和百姓的食品安全構筑一道防火墻。”

新冠肺炎疫情這場嚴重的全國性公共危機也再次給肉類食品的安全問題敲響了警鐘。由于產業分布的特性，我國肉類產品需要跨省長途調運。據農業部公布的數據，2018年，我國出欄生豬6.93億頭，其中跨省調運生豬就達1.02億頭，生豬跨省調運占比14.8%。這種流動的運輸會為疫情傳播留下隱患，由于生豬在運輸過程中生物安全防控措施比較薄弱、車輛消毒不徹底、不同豬場生豬混裝、不同豬販子生豬分裝等問題極不規范，跨省運輸容易造成各種細菌病菌的感染，從而引發各種流感病癥的發生。加強肉類產業結構性調整，改調‘活’為調‘肉’已勢在必行。

重啟供銷社的根本目的在于“抓在源頭，解決最先一公里”。

長期以來，供銷合作社扎根農村、貼近農民，組織體系比較完整，經營網絡比較健全，服務功能比較完備，完全有條件成為黨和政府抓得住、用得上的為農服務骨干力量。因為每個村、每個鄉都有供銷社，這些供銷社組織如毛細血管，已經滲透在我國的農業、農村、農民中。重建后的供銷社組織一定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始終把服務“三農”作為供銷合作社的立身之本、生存之基，把為農服務成效作為衡量工作的首要標準，做到為農、務農、姓農。如果把注意力和精力放在了零售業，最終淪為“姓商”，就背離了重建供銷社的根本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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