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商專欄:北京新發地疫情使百姓日常生活最需的生鮮食品供應又面臨著一次大考,新發地等農產品批發市場的關閉,現在看來北京市民和企業事業單位等的生鮮品供應只能由超市、食品配銷企業和新零售等業態來承擔了!
優化“農改超”和“農超對接”流通政策并進行到底
北京超市在前5個月疫情中對市場基本生活食品和用品的供應是交出了令人滿意的答卷的,對這次疫情在北京的爆發,北京的超市和其他商業業態已經行動起來,誓言能保證首都北京的市場的供應。
北京的超市企業之所以敢說能保證市場供應,很重要的原因是他們都實行了鮮活農產品的基地直采,在貨源上不依賴批發市場,并能保證品控和溯源性,這是中國超市企業(最早以永輝為代表)從本世紀初開始至今的鮮活農產品的自營自采自銷供應鏈建設所取得的偉大成果。
在這次疫情中,超市企業基于基地直采的現代模式更進一步發展了生鮮食品的線上渠道,為疫情期間隔離在家的百姓一日三餐做出了巨大貢獻。不久前國家商務部向全國各地的超市企業發出了感謝信,感謝他們對中國取得抗疫初步的成果予以充分肯定。
然而,中國超市企業這種基地直采,貨源可控、源頭可溯,線上線下全渠道經營的現代經營方式,沒有得到國家層面的流通政策的響應和支持,一封商務部的感謝信不足以將這種模式作為國家流通政策來大力支持和促進,并將基地直采的模式向基地的訂單農業推進發展。
必須明白一點,在中國沒有流通的現代化根本談不上農業的現代化,而流通政策正確的指向對中國流通業和農業發展是何等重要!1995年3月5日國務院在上海召開連鎖經營現場座談會,會上把推動連鎖經營在超市與便民店的發展作為國家的流通政策,從而揭開了中國流通現代化的序幕。
2008年國家多部委在綜合了永輝等超市自營自采方式的基礎上,推出了“農超對接”的流通政策,支持和發展超市與農戶直接對接的直采模式,中國的超市之所以能夠在國際零售巨頭壓境的競爭下生存下來并取得創新的發展,與國家的流通政策緊密相關!
近10年來,國家再沒有出臺重點支持現代零售業態和經營方式發展的流通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流通業的現代化發展速度和深度。作一個國內外流通對比,歐美、日本等發達國家用30年的時間超市占生鮮的流通占比高達70%,而我們同樣花了30年時間超市占生鮮的流通占比只達到了30%不足,而農貿市場的零售銷售占比則高達70%以上!
中國現代流通如果做不到市場銷售占比上的大份額,那么中國的食品安全性問題就永遠無法得解,因為小生產和小流通無法做到品質的控制和溯源!
問題出在哪里?出在我們沒有把“農改超”和“農超對接”流通政策持續性堅持地實行下去!改革開放40多年了,每每到了農產品收獲季節全國都會掀起助農幫農的農產品銷售活動,與其說是愛心付出的善舉,不如說是我們農產品流通政策指向性目標重點不突出的失策!建國70年了,農產品還是沒有走出“多拉多啦,少啦少啦”的怪圈,責任在誰呢?
就拿目前超市企業到基地直采農產品的具體操作來說,多年前就存在的問題至今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比如,農產品直采稅票問題,有些直采對象的農戶成立的合作社可以開出稅票,而有些沒有成立合作社的,農戶要到村委會去開自產自銷證明,如要到稅務局代開發票每個地方的稅務局開發票要求的提供材料都不一樣,有的稅務局開出來的發票,超市企業根本不能用,中央的政策到了地方就走了樣。
中國超市企業去農產品基地直采大都采取與經紀人合作的模式,還沒有大規模地發展到基地訂單農業的階段,盒馬鮮生發展了基于訂單農業的數字農業,除了阿里有戰略眼光外,還因為阿里有雄厚的大資本。
超市企業要發展基地訂單農業存在資金、技術(種子、水土、肥料、植保等)、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分揀加工、冷鏈溫控倉庫車輛等)等一系列的問題,這些都需要有國家層面的流通政策支持,沒有大資本這事玩不了。再要明確一點,中國農業現代化如果不能基本上實現訂單農業,中國的“三農”問題也就得不到根本的解決。
農產品批發市場要向配銷企業轉型
今年1月疫情爆發之時中國的農產品批發市場沒有關閉,但這次北京疫情起始于新發地批發市場,它的暫停營業可是要影響到北京市場80%的農產品供應啊,事態嚴重!
中國生鮮流通70%是依靠農貿市場的,這些農貿市場的貨源基本上是依賴批發市場,批發市場一關門農貿市場就沒貨買了,這幾天北京的菜場與菜店有些就到了無菜可賣的境地。
農產品批發市場與農貿市場是一對孿生兄弟,其流通方式是農戶+販運戶+各級批發市場+農貿市場+消費者,這種方式最核心的問題是農產品無法做到溯源,而在疫情期間產品的溯源問題對抗疫就顯得特別的重要了,成了中國社會第一性的安全要務!
新發地批發市場各類農產品銷售占北京市場的80%,除了超市對其的依賴不大外,它還有一個很大的依賴客群就是餐飲業和機關學校企事業單位等,也就是說,超市通過基地自采貨源只能滿足消費者居家的需求,但滿足不了這些客群的需求,這些天B2B配銷企業永輝彩食鮮和美菜業務量暴增,因為他們解決了農產品的基地貨源的品控和溯源等一系列問題,可以安全地向這些客群提供可信賴的食材和加工品。
中國農產品批發市場無法做到產品的標準化、品質可控和貨源可追溯,原因在于:
1,上市交易的農產品不能做到標識品名、產地、等級、企業等要求的包裝標準化,產品溯源沒有抓手和依據;
2,市場交易按交易額扣點的收費制,使得市場主辦方做不到產品品控和溯源;
3,市場交易的賣方其貨源采購來源的多地化和多樣性的販運性質,使得產品溯源更加困難;
4,批發市場內的加工業務是按照初級農產品加工要求來做的,這種加工從食品質量管理上要求是不高的,如這次在新發地分割三文魚的砧板上發現新冠病毒,問題出在哪里,要等流行病調查結果,但新發地批發市場能做到加工的標準化流程嗎?比如“三文魚加工前要浸入次氯酸鈉溶液100ppm中,而且還要多道紫外線消毒”。
中國武漢和北京兩次疫情的爆發其始發地都是農產品批發市場,這不是沒有原因的,至少農產批發市場的環境如人流密集、各種農產品雜聚交叉重疊、溫度濕冷或濕熱,這些都為病毒傳播和感染創造了環境條件。
中國的農產品批發市場必須要升級轉型,尤其是在大城市和北京上海這樣的特大型城市,批發市場的升級轉型不能走從中心城區去往遠郊的搬遷路徑,而要從經營方式上做出重大改變,主要有:
1, 進場交易產品賣方的法人化資質審核,倒逼進場交易的企業、合作社與販運戶農戶提高組織化程度。
2, 進場交易產品的包裝化目標達成的時間限定;
3, 進場交易產品的定制化 ,即產地、品種、品質的標準化控制;
4, 批發市場主體企業從招商攤位交易費扣點經營的模式向自營性的采購、加工、銷售,配送的配銷型企業發展。這時批發市場交易信息系統的升級和方向至關重要,大數據的收集整理運用是轉型能否成功的關鍵。
必須看到,在發達國家當超市生鮮流通占比達到70%時,各種農產品批發市場的消亡消失和轉型是必然趨勢,只要國家的流通政策重點指向明確正確,這個趨勢在中國就會加速度。看一下日本東京的大田批發市場(果蔬產品)和筑地批發市場(海鮮產品)今天的命運就清楚了。
中國的農產品批發市場轉型要有這種時代的緊迫感!
國家要抓住北京新發地疫情契機,制定進一步推進農產品流通現代化政策,此時政策不出臺還待何時,難道超市和配銷企業在疫情中表現和貢獻還不夠充分嗎?
國家流通政策的指向——“農改超”繼續推進、基地直采向訂單農業發展、批發市場向配銷企業轉型。
(來源:零售顧事 文/聯商特約專欄作者、上海連鎖經營研究所所長顧國建,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聯商立場)
- 該帖于 2020/6/15 14:29:00 被修改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