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奧會的熱度逐漸消退。
賽場上爭金奪銀的運動員們有的回歸了平靜,有的開啟商業代言之路。
谷愛凌和珠寶品牌的廣告大片在社交平臺傳播,蘇翊鳴經紀人“每天婉拒100各代言”的消息不絕于耳。
甚至連蘇翊鳴背后的商業操盤手Endeavor也隨之浮出水面,甚至頂流谷愛凌也曾與Endeavor簽約,不過到2022年2月合約已經結束,目前谷愛凌的體育經紀業務由其母親代理。
一方面我們看到為國爭光的健兒們獲得商業肯定,喜聞樂見。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沒有獎牌甚至沒有機會參加比賽的運動員才是大多數,他們在體能巔峰之后,都去了哪里?
在我國,根據國家體育總局的相關統計數據顯示,我國共有500萬運動員,相當于一個二級城市的人口數量,而目前在冊的現役運動員統計數量為2萬人,平均每年的淘汰率為15%。
而自從1949年以來,我國退役運動員總數累計已超過30萬,目前每年至少有4000名以上的運動員退役。
那么這些退役的運動員都去哪了?他們又過的怎么樣呢?
一、運動員是怎么賺錢的?
運動員作為一門典型吃“青春飯”的職業。
不論哪個項目,鑒于人類生理機能的限制,大部分運動員基本在30歲左右選擇退役,有些對體型有要求的,比如體操和跳水,一般24歲左右就會退役。
無論是普通人還是運動員,都逃不掉的是這么一個“理論”,生命周期消費理論,我們的一生都在動態權衡著,如何實現“工作時攢的錢”和“退休后花的錢”的順利過渡。
但運動員的賺錢時間相比普通人更短,會早早的進入退休花錢的階段,再就業成了運動員們必須要面對的問題。
那運動員在短暫的職業生涯中究竟怎么賺錢的呢?我們先來看“頂流遠動員”們的收入:獎金和代言。
像今年冬奧的中國首金,我們的短道速滑混合團體,在2000米混合接力項目中獲得北京冬奧會上的第一枚金牌,瞬間喜提熱搜。
首金的意義相當重大,在奪冠當晚,混合團體中的范可新人還沒回家,市委書記、市長就到冠軍家里表示祝賀,并獎勵100萬元。
“獎勵100萬,能得幾塊就獎勵幾百萬!”
范可新更是在奪金后淚灑冰場,“哥哥輟學跟著父親修鞋,供我當奧運冠軍”,他想要通過自己的努力來改變家里人生活的條件。
類似的還有2012年在倫敦奧運會上獲得兩枚金牌的張繼科,去年東京奧運的首金得主楊倩,以及女子單人十米臺的金牌得主,14歲的小將全紅嬋。
冠軍們都有百萬獎金和價值百萬的住宅獎勵,但要說真正有價值的收入來源還得是廣告代言。
2000年伏明霞在悉尼奧運會復出,拿下了個人第四枚奧運金牌,第二次登上時代周刊的封面,成為世界級的體育明星,隨后在2001年成為雪碧的代言人,使得雪碧的銷量猛增。
這也讓其他品牌廠商看到了奧運冠軍的價值,之后劉翔、田亮、郭晶晶等家喻戶曉的運動員也都有了自己的代言。
劉翔在2003年到2014年廣告代言收入高達5.35億元,最多的時候身上有伊利、耐克、可口可樂等17個品牌的代言。
而把運動員代言玩到新維度的當屬谷愛凌,光是“谷愛凌”三字就已深深刻在了眾網民的輸入法里,她的商業價值不言而喻。
突破自身極限的偏軸1620動作帶來的,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枚女子雪上項目的奧運金牌,更為明顯體現其高關注度的,是她作為明星運動員不斷攀升的商業價值。
據不完全統計,谷愛凌身背26個品牌代言(另一說法為30個)其中包括消費、通訊、汽車、奢侈品等多個品類。
據《新京報》和《天下網商》報道,2021年前谷愛凌的代言費在100萬美元左右,斬獲多個世界冠軍后已漲至一年200萬美元。
如果按照《新京報》和《天下網商》的200萬美元報價計算,在過去一年里谷愛凌的代言費總收入差不多有2億元,要知道即便是“花滑王子”羽生結弦在商業價值巔峰期一年的代言費不過8500萬元。
像谷愛凌這種站在金字塔頂端的頂流冠軍們,大可不必擔心自己在身體機能下降后的退休生活。
根據網易數讀的統計,冠軍們退役后的他們的生活普遍過得不錯,雖然不是個個都光鮮亮麗,畢竟不同項目的含金量是不同的,但也不至于處境落魄。
多數奧運冠軍再就業還是追求穩妥。
在已退役的 199 名冠軍中,有 63.32% 的人進入了體制內,并且,還有更多的人回到了自己的老本行,干起了熟悉的體育事業,占比 85.43%。
二、退役運動員的困局
并不是所有運動員都享受著被鮮花和掌聲包圍的待遇,過著還算不錯的生活,大量的運動員在整個職業生涯中幾乎只是在做“陪練”,并沒有展示自我的舞臺和機會。
還有很多頗有天賦的運動員只能停留在省級和市級的層次,并未能進入國家隊。
甚至還有很多冷門領域的運動員,即便奪得冠軍,也沒有那么大的名氣和商業價值。
有研究對770名曾獲得全國和國際青少年比賽前3名運動員進行調查,結果表明,成年之后最終能夠進入全國前10名的僅有109人,成才率僅為14.1%,淘汰率高達85%以上。
而能夠進入亞運會、奧運會前10名的分別只有17人和2人,成才率分別為2.2%和0.26%。
另一組調查數據顯示,我國專業體校在校生人數為38571人,輸送到一線人數為1193人,成才率為3.09%;業余體校在校生人數為305937人,輸送到一線的人數為3307人,成才率為5.05%。
數據證明,運動員們的競技能力資本來之不易,運動員們從體校或和體校合作的興趣班中挑選出來的。
好苗子會被送到市里訓練,如果表現出色的可以進入國家隊,而這一切會在大概運動員們18歲之前發生。
但冠軍往往只有一個。
不僅如此,相比于大眾項目,一些冷門項目因而市場化程度不高。
就算運動員拼盡了青春和氣力,卻受限于文化水平和社會經驗,只收獲了一身壯碩的肌肉,這也是競技體育的殘酷之處。
大多數運動員的職業生涯是在訓練、休息、比賽的循環中度過,可當退役后他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
就算我們退一萬步講,運動員們不退役,好像也只有在奧運會這樣的大賽才會受到關注。
毋庸置疑的是,在商業價值上,明星高于運動員,并且可以持續上升,衰期較長,運動員則與之相反。
明星的作品可以是電影、電視劇、綜藝等,風格相對多變,輸出頻率高。出現在公眾視野內的機會多意味著爆率高,所以火得久,半衰期較長。
而運動員的作品就是奧運會等大型體育盛事的比賽名次,這種比賽項目較少且相對單一。
其余時候,運動員需要封閉訓練,會逐漸淡出公眾視野,曝光率下降,影響力隨之減弱,流量下降。
但是,遠動員和明星一樣在飯圈化趨勢下,背負著不亞于明星的罵名,長期的代言對于運動員和代言方都是負擔,代言方選擇明星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好好訓練就想著賺錢,這么不務正業難怪場上的表現越來越看不見!”
回看當下,在冬奧的流量加持下,越來越多的運動員上綜藝,或者開通短視頻賬號,活躍于網友的視野中,這貌似是一股運動員流量長期化的浪潮......
三、運動員的無限可能
2022年2月20日晚北京冬奧會閉幕,網友們“把王濛焊死在解說席上!”愿望也終于實現了。
在北京冬奧會閉幕式的特別節目中,黃健翔和王濛正式對外官宣“濛翔組合”宣告誕生,兩人還刻意穿上了相聲大褂,試圖將嘮嗑式的相聲解說進行到底。
王濛的商業版圖,以及在《財約你》中提到的體育MCN布局也漸漸浮出水面。
王濛的商業格局不僅只框柱了“濛翔組合”,在她的背后是更多的默默無聞的退役運動員。
“正在做體育MCN機構,為退役運動員提供再就業機會。”在《財約你》的采訪中,王濛提到,她的MCN有著只招運動員、退役運動員的原則。
“如果是有一定名氣的運動員,就會幫助他們發揮自己的商業價值,如果是一些沒能獲得知名度的運動員,會招過來做一些幕后的攝像、中控等工作,解決他們退役之后面臨的再就業問題。”
退役運動員們主場作戰,比其他人更懂得如何展現運動的魅力,從而對體育比賽起到更好的宣傳作用.
在大眾的認知中,運動員退役好像自然而然就成了郎平、劉國梁那樣的教練。從學生變成老師,將自己的經驗傳授給下一代體育人,為國家爭得更多榮譽。
但事實上,想要成為一名合格的教練,有很艱難的路要走。
教練員的坑位是有限的,不光需要你在運動員生涯期間有過輝煌的成就,其次還要能夠去再進修考取教練資格證。
因此像王濛一樣轉行,成了運動員再就業的新趨勢。
有一份調查顯示,在有440萬的體育從業人群背后仍然有著160萬的人才缺口,但每年仍然有大量的體育生和退役運動員面臨著就業困難的情況,其中很大一個原因就是復合型人才的緊缺。
奧運冠軍呂小軍走的是另外一條路。
東京奧運會奪冠后,不少粉絲熱淚盈眶,大呼“YYDS”。在國外社交平臺上各國肌肉男用中式英文獻上膝蓋——“Military God(軍神)”,他是全球健身圈的“頂流”。
球粉絲已經狂熱抱團多年,國外粉絲集中在“油管”,而國內粉絲陣地則是他的淘寶店。
YouTube上一個叫做“All Things Gym”的舉重健身自媒體,日常專注于發布世界各地舉重健身達人的訓練視頻剪輯。呂小軍的訓練視頻是帳號的流量密碼,一半以上的視頻是他日常訓練。
隨著人氣的飆漲,呂小軍開始思考舉重運動的商業化,希望做一些除了冠名之外的商業化嘗試。
2018年,呂小軍認識了王佳佳,后者在一家舉重健身用品任職。他們在打造舉重品牌理念上一拍即合。“軍神”第二家淘寶店開張,隨后又開了天貓店。呂小軍負責產品研發,王佳佳負責運營。
在抓緊研發新品時,呂小軍也開始主動上社交媒體傳播自己的視頻。他和團隊除了在國內開自媒體,還運營Instagram和YouTube賬號,又引來軍迷無數。
對數量龐大的粉絲來說,軍神淘寶店的出現,不只是方便買器械裝備和追“軍神同款”這么簡單,更成了聚集、抱團互勵的社區和打卡圣地。
我們也越來越重視體教融合,綜合類院校也正在加入體育人才的培養,實現跨界人才補位,對運動員的退役安置問題也專門設立了扶持基金,每年還會對退役運動員安排再上崗培訓。
運動員們有的做博主、有的當教練、有的做慈善、有的出現在體育事業的管理層、有的跨界創投圈,繼續為社會發揮自己的價值。
他們參加綜藝,或是投身影視劇拍攝,如田亮等。
或是自主創立品牌,如2021年《胡潤財富榜》統計,身家超過百億的李寧。
或是以其他方式繼續深耕體育產業,如女子競走冠軍王麗萍轉型成為投資人,和奧運冠軍邢傲偉等人成立了體育投資基金,初期規模有5000萬。
而短視頻、直播時代來臨,為運動員們提供了其他的選擇:成為網紅、主播。
抖音粉絲近3000萬的跳高名將張國偉便是網紅佼佼者,相比他們的前輩,新生代運動員更擅長于網絡互動。
鮮為人知的是,張國偉的網紅之路伴隨著的,是無休止的網暴和傷病背后對他成績的質疑,在他搞怪外殼下,是為了心中2米4夢想對抗傷病復出,用中藥泡腳直到把腳泡爛的苦楚。
2016年前后,“洪荒少女”傅園慧首次網絡直播,一小時內吸引了超過1000萬粉絲以及31.8萬打賞。寧澤濤首次嘗試VR直播,為代言的某品牌宣傳,吸引超過800萬粉絲觀看。
“宇宙的盡頭是編制,運動員的盡頭是帶貨”。
今年1月14日和15日,仍處于禁賽期的孫楊分別進行了10個小時、7個小時的直播,總銷售額逼近5000萬。
世界冠軍張繼科從2020年開始直播,創造過幾個小時帶貨900多萬元的記錄,直播2小時就賣出去了200萬元,在同時間所有的帶貨主播中高居第一名。
體育產業鏈條的深化、直播短視頻等新媒介的興起、品牌和觀眾對運動員的包容、相關政策的扶持,正在給著退役運動員再就業更多的可能性。
當然我們現在最希望的,是冬奧健兒和再就業運動員們的熱度,不會隨著冬奧的結束而消失。
凝結了無數汗水和血淚為國爭光的他們,值得被每一個人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