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美電器原董事局主席黃光裕內幕交易案上演“未了局”。

　　7月24日上午9時30分，黃案引發的民事賠償案在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開庭審理。按業界人士的描述，“這是國內正式開庭審理的首例內幕交易民事訴訟案。”

　　“庭審中，雙方主要是交換了相關證據，發表了初步的質證意見，沒有宣判最終結果。”昨日晚間19時左右，上述民事訴訟案的原告方律師、北京市問天律師事務所主任合伙人張遠忠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預計，北京二中院下一次還會開庭審理該案。”

　　據本報得到的信息，開庭審理前，發起訴訟的股民原先有4人，但最終有兩人臨時撤案。而另外兩位股民的索賠金額追加到了700余萬元。不過，案件何時宣判目前尚不知曉。

　　對于這起案件，東南大學法學院張馬林律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影響案件走勢的關鍵還是證據，但不可否認的兩點事實是：首先，黃光裕確實進行過內幕交易;其次，肯定有股民在當初的交易中受影響。同時，就長遠看，該案有很強的借鑒意義，或將為今后證券市場內幕交易案的民事訴訟和索賠樹立“標桿”。

　　賠償：
　　700萬元根據何來

　　針對黃光裕的內幕交易罪，最高法今年5月底披露的細節顯示，他曾于2007年4月和2007年7月至8月間，兩次操縱上市公司中關村的股價，進行內幕交易。同時，黃光裕等人的賬面收益最終超過了3億元。

　　黃案宣判后，黃光裕本人未能走出法律層面的爭議——2011年2月，小股民李巖認為，2007年購買上市公司中關村股票時，由于受黃光裕內幕交易的影響，因此，準備將黃光裕告上法庭，索賠當初交易時的損失155元。

　　據張遠忠介紹，去年9月6日，該案曾開庭審理，但因辯方提出的“管轄異議”，加之臨時將索賠額度大幅提高，李巖去年9月16日將案件撤訴。緊接著在9月21日，北京二中院又受理了吳某等4人訴黃光裕證券內幕交易責任糾紛案，但訴訟金額提升到了令人咋舌的700余萬元。

　　“這個賠償數額不是沒有依據，更不是臨時隨口喊出來的。”張遠忠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解釋，“因為，我們在尋找證據的過程中，又發現了一些新的細節，因此才將索賠金額大幅提高。”但對于“新的細節”，張遠忠未作過多解釋。

　　焦點：
　　損失是否與內幕有關

　　據張遠忠介紹，昨日庭審中，原告和被告主要是就相關證據進行了質證。“我們提供的證據主要有兩方面：首先，當初的交易確實出現了損失;其次，交易的股票確實與內幕交易有關。”張遠忠表示。

　　“對方堅持認為，股民的損失與內幕交易是否有直接關聯，尚不確定。”張遠忠介紹，他們給出的原因包括當初的存款準備金率下調、K線圖、匯率因素、上證指數本身的漲跌幅等，“但我們的疑問是，上漲指數上漲下跌、印花稅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不是必然影響到中關村的股價”。

　　“也就是說，案件的關鍵點在于，股民造成的損失到底與內幕交易有沒有關聯。”江蘇諾法律師事務所吳俊鋒律師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說，“這客觀又引出了案件的第二個關鍵點：誰來舉證其中的因果關系?原告方尋找的觀點是不是能足夠支撐起本案的關鍵證據?被告又該不該主動承擔其中的舉證責任。”

　　值得注意的是，被告方代理人許敬斌律師已對媒體介紹，黃光裕一方強調，原告損失與被告行為之間的因果關系由誰來證明。“按現行法規，誰主張誰舉證，這個證明責任在于原告而不在于被告。”他對媒體說，“原告律師一直稱舉證責任倒置(被告主動提供證據)、因果關系的推定問題，他認為這是一種國際慣例，其實這種規定只限于美國法的規定，而不是全球通用的規定。”

　　借鑒：
　　或成民事訴訟案標桿

　　“雖然仍需等待最后的宣判，但不可否認黃光裕確實進行過內幕交易、部分股民確實受到過損失。”張馬林對本報表示，“站在這個前提下，股民索賠成功的幾率很大。因為，民事案件要以刑事案件事實為基礎準則，有關部門不可能忽視這一點。同時，從宏觀大背景下，證監會等部門一直在強調保證廣大中小股民的利益。”

　　“當然，民事訴訟宣判后，不會對黃光裕現有的量刑產生影響，但肯定會對進行訴訟的股民進行賠償。”張馬林認為，“不過，最終賠償的數額到底會不會是申訴時的700余萬元，尚需法院對犯案情節嚴重與否的認定。”

　　在張馬林看來，拋開爭論本身，案件本身帶來的積極意義不可小覷，“對未來司法制度，甚至是立法和修正法方面的改進都會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同時，此案將對資本市場的內幕交易，以及損害中小投資者的不良行為起到警示作用。對此，去年9月，一位不愿具名的律師曾對《國際金融報》記者表示，中國《證券法》沒有完全對內幕交易行為進行“提前性的法律保護”，而內幕交易發生后，還是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法律層面的被動性”。

　　張遠忠則期望，希望法院借該案件把相關的審理規則加以明確，同時推動一下中國證券內幕交易民事賠償制度的建立。
　　（來源：人民網 作者：黃燁 樓佳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