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百達翡麗上海店喬遷至外灘源（原英國領事館官邸，該地區最早建成的歐式歷史建筑之一）時，誕生出許多說法。與這個頂級腕表品牌在日內瓦、倫敦、巴黎擁有的三座沙龍相比，新店被百達翡麗惟一命名為“Maison” 。

　　這個身份高級的法語詞匯只有在看到斯登家族成員在拿破侖三世裝飾風格百達翡麗源邸內隨性出入時才能體會一二。百達翡麗第三代掌門人菲力·斯登（Philippe Stern）的太太、現任總裁泰瑞·斯登（Thierry Stern）的母親，優雅的Gerdi Stern此刻正穿著色澤飽滿的牡丹花綢緞外套輕聲走過二樓客廳。作為新家總設計師，這位大氣的女士從瑞士、法國及意大利運來了自己最鐘愛的家俬、藝術裝飾品及書籍，并把它們布置成斯登家族熟悉的樣子：與位于日內瓦總部的沙龍保持相同格調。

　　而她的兒子，百達翡麗家族第四代傳人泰瑞·斯登則更喜歡逗留在二樓戶外露臺上，正對一院子茂盛的綠色植被。他甚至沒有佩戴品牌最擅長的復雜功能腕表，而選擇了一塊年輕的“Aquanaut”運動腕表，“是的，當我接下總裁職位后，始終保持著‘新來的’感覺。從前百達翡麗的客戶是50至70歲，如今則是30到70歲，人人都希望看起來年輕。”作為品牌的新掌門人，泰瑞更像一位家教優良、對父輩充滿敬意的乖孩子。“這次為新店開幕特別展出的經典計時“Star Caliber 2000”，說實話，我從沒想過出售任何一只。它對我來說從不是生意：一塊高級復雜機芯需要花10年時間去成長，10年前我也是個孩子。就像從小玩到大的兄弟，我舍不得讓它離開。”

　　《21世紀》：您認為中國市場已經成熟到可以開設“Maison”了嗎？

　　泰瑞·斯登：說實話，中國消費者的成熟度已經離最高不遠了。但我們不急著趕路。因為高稅收，很多中國人都在國外購買腕表，所以這家“Maison”并不是銷售中心，也沒人只關心數據，當然，數據早晚會來。在日內瓦，百達翡麗40%左右的顧客都來自中國；城中最頂級的購物街上，大約80%的奢侈品銷售量都由中國人貢獻。

　　《21世紀》：您曾說品牌不想過度發展，不需要到處都是戴百達翡麗的人。

　　泰瑞·斯登：目前在中國，百達翡麗兩家旗艦店就足夠了。我不想和其他人一樣，在中國開到50家門店，然后開始后悔。如果擴張速度太快，必定會失去品牌控制力，無法認真培訓銷售人員。當你有四五十家門店的時候，培訓員工需要花費很長的時間，這在短期內幾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我看到機會主義者把自己在美國、歐洲零售商的貨品拿一部分送到中國來賣，這不是我喜歡的方式，也不是家族企業會做的事。如果下一步印度市場上來了，他們又會對中國零售商做同樣的事情。我必須對歐洲零售商們表達平等的尊重。股份制企業要對當下利潤負責，五年之后他們可能就換了CEO。但我們會守在這里，無論光景好還是壞。

　　《21世紀》：面對中國市場的復雜性，您如何控制渠道？怎樣避免“灰色市場”？

　　泰瑞·斯登：“灰色市場”總是和成功一起到來，你不可能徹底清除它。通常那些在“灰色市場”發現的表，我們會再把它買回來。如果它們來自正式零售商，我們就可以一路跟蹤到源頭。某些紳士可能不是顧客，而是做生意的人。我從不懼怕中斷和零售商的合作。如果一個零售商故意私下出售百達翡麗，我會毫不猶豫地讓他關門。上次有一位在德國排名第二、歐洲十大零售商之一的人狡辯說，“我有很大的客戶群，對你們太重要了，你不能拿我怎么樣”。我說，“對不起，這不是百達翡麗定義里的合作伙伴。”他相當驚訝。就算你在銷售上再厲害，沒有了信任，我都會選擇結束合作。

　　《21世紀》：通常人們都說百達翡麗是賣得越少，賺錢越多。今后產量會隨著新興市場的開拓數目有所上調？目前瑞士制表學校吸引不到足夠的學生，導致沒有足夠年輕制表師入行，這也是百達翡麗產量無法提高的原因？

　　泰瑞·斯登：現在品牌更注重在復雜功能上，的確不能生產很多。每年產量都會在原有基礎上提升1%-2%。除非自己建一座學校，否則永遠無法提供足夠優秀的制表師。但即使現在給百達翡麗500個制表師，我們也不會因此增加產量，這是策略。

　　《21世紀》：百達翡麗也生產袖扣，將來有意向更多元化的方面發展嗎？

　　泰瑞·斯登：從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百達翡麗就生產袖扣。人們喜歡在圣誕節收到手表、生日收到袖扣。零售商一直要求產品多元化，但我們不會這么做。之前我從未說過，其實百達翡麗不時會為各國皇室的王子公主制作珠寶。當然如果哪天你業績不好了，就要小心被大集團盯上。現在也會遇到一些供應商說“對不起，我們已經屬于swatch集團了，不能再賣給你們零件了”。百達翡麗研發一枚簡單機芯至少需要五年時間，一枚復雜功能機芯則需要8年以上，我現在需要思考的是20年以后的事情。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