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商專欄：這半年可以說是整個民企和民營企業家們信心最低的時候。過去兩個月，基本上每個見到我的CEO都會問，怎么看當下中國的宏觀經濟？當下的形勢是不是對民企不友好？到底是減稅，還是增稅？中美會打起來嗎……我花了很多時間試圖恢復大家的信心，也反復講，能做CEO的絕大多都是聰明人，大家不要從朋友圈看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用一個更長的時間維度，去看待當前中國遇到的問題和背后的機遇，就不會那么焦慮了。

做投資以前，我也不像現在這么關注宏觀經濟。主要是早期投資基本上是從宏觀里找系統性的機會，也就是今天看起來不合理，但三五年后注定會發生的事情。對于當下發生的這樣那樣的新政和不確定，我的結論是，從未來五到十年來看今天，目前正是民營企業獲得長周期發展機遇的新拐點。

民企長周期發展機遇的新拐點

為什么我們真的不用那么喪？

2018年確實是一個充斥著“內憂外困”的年份，無論是持續了半年多的中美貿易戰似有擴大化的趨勢，還是國內金融去杠桿、資管新規、連環爆雷下的從嚴治理、社保新政等等，很多新聞都很難讓人振奮。

但如果我們稍微回望下過去，就會發現，要論悲觀，改革開放的40年間，中國曾遭遇很多更加糟糕的時刻，不過這些讓人無比悲觀的日子，最終都帶來了新的市場化機會。

也就是說，每當我們國家遭遇了嚴重的內憂外患時，比如需要拉動經濟、解決就業等重大困難，或者面臨巨大的國際壓力，都會帶來一次開放壟斷市場的市場化機會。

而在市場化的過程中，往往是那些反應靈敏、生存欲望強烈的民營企業抓住了難得的歷史機遇，通過驅動效率變成了市場當中的主力，這一過程發生在過去40年里的絕大多數行業中，比如流通和餐飲、制造業、房地產、金融、城市服務業，等等。

我們先看看1980年代。

那是新中國個體戶的萌芽期，民營經濟最早出現在流通和餐飲行業。在此之前，這兩個行業的經營主體是供銷社和國營飯店。為什么會開放呢？

1979年，持續了十年之久的“知青下鄉”運動走到了歷史的終點，知青返鄉的帷幕迅速拉開。同年2月，760萬知青大軍涌回城市，而據估計，之后每年還會增加300萬。如此龐大的人群遷徙，是當時許多城市無法消化的。可以想象，如果數千萬年輕人滿懷憧憬回到城市，卻發現就業得不到解決，甚至無法生存時，社會危險不言而喻。

面對“返城洪峰”，如何開閘放水，成了當務之急。雖然當時國務院知青辦批復了每年3億多元的知青工作經費，但受制于職工終身制，工廠騰不出那么多位置，傳統的路子走不通，只有鼓勵大家自謀生路。

可以說，流通和餐飲行業向民營經濟打開，某種程度上是為了解決返城知青待業這個急迫問題。

就在知青們集中返城的二三月間，全國工商行政管理局長會議就向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提交了一份報告，報告指出，“各地可以根據當地市場需要，在取得有關業務主管部門同意后，批準一些有正式戶口的閑散勞動力從事修理、服務和手工業等個體勞動。”不過，政策也沒有完全放開，報告里有個規定“但不準雇工。”

雖然依然有“不準雇工”這一受困于意識形態的限制性表達，但從一線到中央，“開閘放水”的驅動力是很強的。在這一政策的鼓勵下，很多人做起了小商品流通和餐飲的生意，盡管在此之前，這些領域全部歸屬國營。吳曉波認為，正是在那個特殊的背景下，從法律和政策意義上，中國民營經濟的合法性開始被確定下來。

在小商品流通和餐飲業向民營打開的過程中，焦慮、悲觀和爭議一直存在。

這個時期的代表人物是多次被鄧小平“點名”、被稱為“中國第一商販”的安徽商人年廣久。年廣久是炒瓜子的好手，手藝遠近聞名，因為生意越來越好忙不過來，他便請來一些無業青年當幫手。一年下來，人們發現他請了12個雇工。這一下子就犯了大忌。

為什么犯了大忌？要知道在那個年代，任何政策的松動依然需要從經典中尋找理論支撐。根據1981年和1983年國務院先后頒布的關于“城鎮非農業個體經濟”的規定，個體工商業可以請一兩個幫手，最多不超過四五個學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七個人”的說法據說來自馬克思在《資本論》，“雇工到了八個就不是普通的個體經濟……是剝削。”

嚴重“跨線”的年廣久迅速引發了全國的理論討論。但在1979年年底，全國批準開業的約十萬個體工商戶中，年廣久的情況并非個例。

事實上，在面對急迫的現實問題時，發展私有經濟的窗戶一旦打開，雇工數量的紅線便開始讓位于實踐需要：私營企業的發展必定會擴大規模，而擴大規模就意味著雇工數量的增長。

越來越多人，甚至是領導層也意識到私營企業在解決當時最緊迫的就業問題上的巨大貢獻。雖然理論層面的爭執一直在持續，但那時很多個體經濟早已突破了七人紅線。

1982年，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討論上，鄧小平首次談及這一問題，他以年廣久為例子，建議對私營企業采取“看一看”的策略。當年，年廣久瓜子廠的雇工已經達到105人。

你看，即便是在夾縫和爭議中，以個體戶為代表的民營企業依然煥發了旺盛的生命力。到了1987年，那年出臺的中央5號文件中，私營企業的雇工人數被徹底放開。

但這一切注定不會一帆風順。因為鄧的“點名”而被認為“無人敢動”的年廣久，先是在1986年被指控采用有獎銷售擾亂市場，遭遇庫存積壓，血本無歸;接著又在1989年被起訴貪污罪、挪用公款罪以及流氓罪，最終被羈押3年。

就在年廣久被羈押期間的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第三次提到年廣久時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陣，影響改革的全局。”

鄧小平談話后，法院對年廣九案重審。1992年，年廣久無罪釋放。據說，鄧小平的這段話后來被年廣久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

不妨想象下，如果你也生活在1985年，是一個比年廣久生意小很多的個體戶，你當然會很焦慮：年廣久是國家示范，做著做著就被審問，被抓起來，這幾乎是“進一步退半步” 的極致體現，你作為一個普通的多的小個體，肯定會因此噤若寒蟬。

但如果我們用更長的時間維度去看，即便有這種反復的過程，流通和餐飲這兩塊曾經的壟斷市場一旦走向開放，就再也沒有完全退回去過，現在我們已經基本看不到國營飯館了。事實證明，中國第一代優秀的民營企業家大多來自那個時期，當然，前提是你不要過線太多。

1980年代還有另一個例子——鄉鎮企業的誕生和發展。

在那個階段，鄉鎮企業也可以說是誕生于內憂外患的“意外產物”。之前，我在專欄里曾經對鄉鎮企業的歷史角色做了分析。我覺得，正是依托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中國得以沉淀了足夠龐大的工業勞動力和足夠長的制造業產業鏈，這一階段的發展成果我們至今仍在受益。

鄉鎮企業可以理解為就地用小工業的方法、小制造業的方法來解決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問題的企業組織。

鄉鎮企業之所以能發展起來，還要源于發生在安徽小崗村的一場變革。“大鍋飯”的弊端讓生存困難的農民被迫探索出了一條“分田到戶”的路，以解放生產力。從1978年，一間破草屋里，18 個農民冒死簽訂 “大包干契約”，到 1983 年初，全國農村已有 93% 的生產隊實行了這種責任制。

新的土地政策解決了老大難的吃飯問題，但也帶來了一個新問題——被解放出來的大量閑散農村勞動力要如何消化?符合就近原則，處于灰色地帶的鄉鎮企業最先吸納了這部分生產力，當時小手工作坊的形態可以算得上是制造業的前身，而巨大體量的農村勞動力，讓鄉鎮企業開始煥發出強大的生命力和發展勢能，也讓其開始步入了合法地帶。

可以說，正是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期的這十年，鄉鎮企業的巨大發展，使得大量流出的農村勞動力開始轉化為制造業工人，完成了勞動技能的培訓，從農民變成工業工人，進而賦予了制造業發展需要的龐大的、已完成勞動技能養成的、廉價勞動力供給，最終推升了制造業的起飛。

但這個過程中，同樣出現了我們所說的“進一步退半步”，比如鄉鎮企業由于不在國家計劃內，買不到平價的鋼材、水泥、木材等生產原材料，便不得已通過向政府物資部門工作人員拉關系，以平價或者加價購買生產急需的原材料，但很可能又因此被判刑；1980年代中期時，法學界還有觀點認為鄉鎮企業不僅破壞了計劃經濟秩序，而且還是賄賂型經濟的源頭，必須嚴厲打擊。在經歷了數年的理論爭辯和實踐摸索后，到了1987年，高檢院才確立了“打擊、保護、服務、促進”的“八字方針”。

如果你是個1980年代的鄉鎮企業的廠長，日子也是可想而知的焦慮和恐慌。想想華西村，“八十年代搞計劃經濟，政策不明，當時我們就偷著辦廠，江陰縣的領導下來，我把廠門上鎖，人員疏散，怕領導知道后不讓我們辦廠……”。

根據《中國鄉鎮企業年鑒》，中國鄉鎮企業的經濟總量增加值在1978年僅占全國GDP的不到2%，而到了1995年，這一數字已攀升至25.3%，而其中工業增加值占到全國工業增加值的30.8%。

雖然過程曲折坎坷，但從長期看，這一歷史時期無疑是碩果累累的。很大程度上，中國之所以能夠坐上全球制造業中心的寶座便是此間的產物，一方面得益于鄉鎮企業發展的積累，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世界范圍的制裁威脅下，工業被迫盡可能地形成閉環，這也讓中國形成了足夠長的制造業產業鏈，集納了豐富的上下游環節。

你看，雖然經歷了很大的困難，甚至看起來更像是危局的“意外”產物，鄉鎮企業還是在夾縫中煥發了活力，完成了重要的歷史使命。

另一個典型的例子發生在1990年代，那時我們同樣遇到了嚴重的問題。

其實，當經濟出了問題時，老百姓能直接感知到的無外乎兩件事，一件叫就業，一件叫物價，就業與失業率相關，物價與通脹率相關。如果說前面1980年代，經濟挑戰的直接表現是就業的話，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們重點要說的就是通脹。

先擺數據，1988年和1989年中國曾經歷了一輪高通脹——1988（18.8%）、1989（18%）（2017年，我國年通脹率為7.5%）

年通脹18%是什么概念？相當于什么事沒干，每年工資平白無故少了18%。再形象點，根據國家物價局出版的《中國物價年鑒》記載，1988 年，在國家計算零售物價指數的 383 種商品中，動價面達95%以上，全年零售物價總指數比去年上升18.5%。

年輕人們可能對1988年的搶購潮沒什么印象。當時，因為價格雙軌制的弊端日益明顯，中央在上海試點，希望盡快讓物價轉向市場單軌制，但局面卻很快失控，上海的物價開始脫韁上漲，并進一步傳導至全國，人們瘋狂搶購，從襪子、布、鹽，到電視機、電冰箱、洗衣機，進而誘發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中央不得已調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觀調控，治理整頓”的方針。

直到1990年6月，物價指數降到了3.2%，搶購風潮畫上句號。但隨之而來的，則是透支后“硬著陸”帶來的消費持續低迷，老百姓更愿意把錢放在銀行。

這是國內，那國際環境又怎樣呢?

錢其琛曾在回憶錄中將上世紀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那段時間，描述為他任外長十年期間，中國外交最艱難的時期。那時，國際風云突變，北美、歐洲等西方政府紛紛宣布制裁中國，世界范圍內也掀起了反華浪潮。雖然在1990年，部分國家陸續恢復了和中國的接觸和正常經貿關系，但大家應該可以感受到，無論對內對外，當時的中國有多困難。

在最困難的時候，1992年鄧小平的第二次南巡講話，強調堅持改革開放，肯定特區發展，鼓勵“闖”“冒”的精神，堅持引入外資。這些定調和舉措在當時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中國民營經濟改革和經濟改革很重要的一個時間點。

在那個節點，一個重要的行業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市場化和民營化的過程。這個行業跟我們每個人都息息相關，也就是大家討論最多的房地產行業。

很多人即使沒經歷過，也會知道原來的住房都是國家分配的。1990年初，為了拉動經濟增長，房地產行業被開放給了民營。彼時，城鎮住房制度改革已經摸索了10年。但在過去，除開1988年的嚴重通脹大大挫傷了改革的進度，一些關鍵政策的缺失同樣影響了改革的步伐。

1990年開始，為了拉動國民經濟，一系列政策火速出臺，這些政策確立了土地使用權有償出讓的制度，又提出完善住房融資體系，特別是將金融引入到行業的決定讓房地產一下子迎來了全新的局面。

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之后，中央向全國傳達了《學習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整體的政策環境寬松下，全國各地數千億資金流向了海口、廣西北海等南方沿海城市，直接帶來了中國改革開放之后有記錄的首次房地產熱。

外資和民資開始在住房行業的市場化進程中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角色。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產投資達87億元，占固定資產總投資的一半。同年，海口市經濟增長率高達 83%，海南全省財政收入的40%來自房地產業。

雖然，幾年之后，房產泡沫迎來一次慘痛的破滅，但正是以此為契機，房地產市場化開始進入快車道，民營資本也在摸爬滾打中，開始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三個例子，一個道理

上面我舉了三個例子，其實想表達的是一個簡單的規律，即在面對內憂外困的局面時，國家會找到更多的方法，來解決跟老百姓相關的重大問題，不管是增加就業、提振經濟、緩和通脹，還是應對國際危機。即便可能不是原本的計劃內，或是原本的計劃初衷，但幾乎沒有例外，國家會打開壟斷性市場，鼓勵外資，引入民企。

事實上，從改革開放的40年來看，每一次在出現經濟挑戰的特定歷史時間點，都會迎來壟斷性市場的市場化開放和改革的時間點，如果你用足夠長的時間維度去分析，你會發現：

壟斷市場一旦被打開，即便大多會經歷一個“進一步退半步”的過程，但是拉長時間維度去看，一定都是走向開放的;

開放的過程，往往是同時鼓勵外資和民營企業進入。而長周期來看，在這些被開放的行業，最終多是民營企業占據了重要地位，除了政策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們往往跟本土結合緊密、生存欲望強烈;

如果順應國家為應對內外危機所做出的經濟結構調整，民營企業將迎來巨大的長期機會，但每一次的拐點都會伴隨巨大的焦慮、悲觀和爭議，因為調結構第一意味著處于內憂外患，第二意味著換了跑道。這是正常的，也是歷史上反復發生的。

那么，現在呢？

回到當前，中國面臨的內外在問題也很明顯。這套邏輯還適用么?

其實我們已經可以嗅到一些信號了。

很多人也許都關注到了2018年7月的一則新聞——中國放寬汽車行業外資股比限制，特斯拉成為第一家在華獨資建立車廠的外企。

消息的宣布是個巨大的震動。因為，這是一件突破中國歷史政策極限的事情。幾十年來，外國汽車品牌在華建廠，一定要與中國企業合資，即便是為了引進技術，外資的占比也不能超過50%。同樣值得注意的是，馬斯克曾在特斯拉第二季度財報分析會上指出，上海超級工廠的資金來源計劃“利用中國本地銀行提供的貸款”。

大家可以想一下，特斯拉獨資車企獲批，最先受影響的會是誰?多半是之前享受這個相對壟斷市場保護的國企。有媒體源引知情人士消息稱，特斯拉上海工廠直接開出三倍工資搶人，挖走了上汽一大批技術人員。

很大程度上，在內憂外困的背景下，對內我們需要降杠桿去泡沫，解決經濟結構問題，對外我們要應對貿易戰，所以國家需要打開市場歡迎外資，用市場換時間和合作伙伴。這個小信號背后反映了一個長周期的政策風向。其實跟1992年那個時點，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堅持改革開放”、“多搞點‘三資’企業”的重要表態，是相似的。

與開放外企獨資建車廠類似的是2018年9月份媒體熱議的海灣石油三元里加油站，雖然事后被證實，其背后股東仍是內資，只是拿了海灣石油的品牌授權，仍然可以被視為對外資加油站開放的注腳。

這兩條新聞背后，有一個共同的政策背景，即2018年6月底，國家發改委、商務部發布了《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2018年版）》，負面清單由原來63條減至48 條，共在22個領域推出開放措施。新政于2018年7月28日起實施。

如果仔細看下清單內容，相信大家肯定會有所驚喜，比如在能源礦產領域，國家就取消多項外商投資準入限制，包括電網、加油站、新能源汽車、特殊和稀缺煤類、稀土與石墨等。除此之外，市場開放的范圍還包括鐵路、船舶、通用飛機、糧食收購批發、銀行、證券、期貨、壽險等，越來越多的領域開始放開外資股比限制。

9月20日，打開金融業的聲音也有了。李克強總理說，3年后會有外國企業獲得中國金融業全牌照全股比經營資格。

可以說，隨著中國加入WTO進入第18個年頭，越來越多曾經壟斷性的行業開啟了市場化進程，無論是為了兌現當初的承諾，還是現實環境下的必然選擇，一旦這些超大型的壟斷行業開始開放，政府無論從市場規律還是國家形象的角度，都不再可能公開地通過大幅度的政策傾斜和補貼來維護國企的壟斷性地位。那么，往后看十年內，誰最有可能在日漸開放的市場環境里獲益，就只有三個選項——國企，外企，還是民企?

離開了長期依賴的補貼和傾斜，國企需要先完成自身的調整，那么就只剩下兩個選項，要么讓外企掙錢，要么讓生存欲望強烈的民企來掙錢。之前40年的經驗表明，一旦越來越多體量龐大的壟斷行業走向市場化，從長期看，即便可能出現我們說的進進退退和反復的過程，最終更多的是民營企業的機會。

比起我們上文提及的1980、1990年代的那兩次拐點，迎來了流通與餐飲，以及房地產業的民營化，也收獲了鄉鎮企業的誕生和發展。

中國今天所處的局面顯然沒有更糟糕，我們現在之所以有很多的焦慮，是因為大家往往站在今天看明天。如果我們把視線放地更長，爭取能站在五年后回看當今中國，如果歷史的規律不變，大概率上，我們依據在2018年后半年看到的這些國內外的情況和信號，可以預判，當下正是一個周期五到十年的拐點時期的起點。

對于我們股權投資行業來說，我是很樂觀的。越來越多像火箭這樣原本由國家壟斷的行業都向民營開放了，雖然可能經歷進進退退，但開放的過程不可逆，這對民營企業們是好機會，對我們這些致力于新經濟的長期投資者來說，也一定是很好的機遇，因為在新經濟結構上涉及到長期投資的各種事情都會好。

最后，我想說，如果大家只通過看朋友圈文章（甚至就掃一下文章標題）來看中國的政治經濟問題，肯定會被焦慮所困。理解為什么在今天這個節點上發生這樣的事情，比附和別人給事實賦予的情緒更重要。真正能治得了我們的焦慮癥的，是用更加長期的眼光去看待中國今天的問題和機會。

總結：

1、我們站在了新的拐點，危與機并存。過去40年里，每一次我們遇到內憂外困，無一例外，解決方案都是：實行市場化開放、歡迎外資、允許民營企業參與。

2、壟斷市場一旦被打開，即便大多會經歷“進一步退半步”的過程，但是把時間維度拉長去看，一定都是走向開放的。從長周期來看，在這些被開放的行業，最終多是民營企業占據了重要地位，除了政策原因，更重要的是它們往往跟本土市場結合緊密、生存欲望強烈。

3、從未來五到十年來看今天，目前正是民營企業獲得長周期發展機遇的新拐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