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宗慶后?若有足夠勇氣，愿意承受變化的重壓，愿意承擔命運的裁決，愿意接受時間的考驗，你也可以講述自己的“中國故事”。

　　與“中國首富”的名頭相比，同是浙江的“神”，同是“屌絲逆襲”的典范，也都曾遭遇非議，作為老頭的宗慶后卻比作為“青年導師”的馬云更有價值。作為一個符號，或許宗慶后的意義更大。

　　涇渭分明的兩個人，似乎在較量著誰應該是那座城市的“財富代言人”。看起來宗慶后遙遙領先，因為他已經多次品嘗了“雙料首富”的味道;但馬云似乎有后來居上的勢頭，倘使他的阿里巴巴可以順利地在美國上市并且估值符合人們預期的話。

　　從年齡、學歷、習性、生意乃至生活方式來看，他們的確分屬不同的年代，有著截然相反的形象;然而有趣的是，在中國工商界，這兩個人都屬于“草根崛起”、“屌絲逆襲”。他們都曾被非議，一個被《紐約時報》用以警告投資者“不要忘記那件曾發生在阿里巴巴身上的事情”，另一個因為與達能打了一場并不美好的仗，而使中國傳媒業分成了立場鮮明的“敵我陣營”。

　　至為關鍵的是，這兩個人都被閃光燈包圍著，以致他們的形象被燒灼、扭曲。人們傾聽他們的話語，相信他們的承諾，并以此想像他們為模糊而充滿吸引的神祇。人們以為他們有解決一切的力量，是無所不能的“救主”。一位失意者渴望宗慶后的拯救，當他失望之后，他拔刀刺向了那位老人。這樁被張揚的刑事案，使宗慶后再次成為了媒體的焦點，更使他大受刺激;他開始反思自己的種種提案與建議，是否會引致乖張的結論與行動。

　　宗慶后的首富后來被王健林超越，但他依舊牢牢盤踞在排行榜的前面。在中國的富豪榜上，這樣的人物并不多見，宗慶后與梁穩根是當中的晨星。人們有時候會附會他們的“企業家精神”，作為褒獎或是恭維。

　　我花了幾年時間寫了一本“宗慶后傳”，試圖對幾個問題進行解答：

　　為什么是宗慶后?

　　宗慶后是什么?

　　宗慶后為什么?

　　在我最近一次采訪中，與三年前相比，宗慶后的氣色好了很多。他正在逐步解決自己所揪心的所有事情—娃哈哈的接班人選擇和宗馥莉的婚姻。

　　娃哈哈的接班人已經毫無疑問將是宗馥莉，她終將與楊惠妍一樣，成為新一代富豪而非僅止“富二代”。

　　對娃哈哈的接班人問題，人們多年來一直在進行一場自欺欺人的爭論，以為宗慶后將在職業經理人團隊與女兒之間進行選擇。

　　事實上，對于中國的創業企業家來說，倘使未嘗扮演“白手套”的角色，從來不存在這樣的選擇，只要子女不像臺州的羅煜竑那樣，誰都愿意把產業交到子女手中;即或羅煜竑4年敗光一家上市公司，他也成為了其老父的惟一選擇。

　　至于宗馥莉的婚姻，多年來始終是宗慶后的心病。然而情感的問題，并非父親與財富可以左右，除非是進行一場“戰略婚姻”。對此無論宗馥莉還是宗慶后，都只能聽天由命而已。而我們作為看客，靜待一場結局即可。

　　毫無疑問，作為中國首富，宗慶后具有符號價值。但更因為人們看重的不是宗慶后的財富，而是在中國的頂級富豪當中，宗是為數不多草根出身、艱難創業，通過自己的努力，掙扎著崛起的一個。他沒有一個掌握資源的父親，也沒有一個能開著跑車為其做賬的母親，更沒有身居高位的岳父。

　　他所從事的，是傳統工業中最傳統的部分。他沒有倒賣地皮，也沒有建設所謂的地標建筑。他只是賣水。他只是依靠自己，依靠娃哈哈的員工，一瓶水一瓶水地賣出了“中國首富”。

　　在一個最視若無睹的行當里，宗慶后實踐了達·芬奇那句富有靈感的名言：“有人能看到，有人在別人指給他看時才看到，有人根本看不到。”

　　宗慶后看到了。這樣的宗慶后，對于中國的創業者來說，其符號價值、象征意義，遠甚于其他地產富豪和互聯網大佬。

　　基于這樣的判斷，將宗的故事放在三十多年的大變局當中觀測，我們會發現：

　　宗慶后的故事是一個典型的中國故事—個人相信這個國家的偉大，因應時代的變化，通過自己的努力，成為這個國家最富有的人。他同時還告訴人們：一個人如何在貧窮時保持向上的姿態;如何在富有時保持生活的質樸;如何在喧囂浮躁中保有一顆赤子之心;如何在擁有力量的時候承擔起責任;如何面對重壓毫不妥協;如何成為一個真實的、自己希望成就的那個自己。

　　人們總希望宗慶后能夠為他們提供一蹴而就的“人生格言”、倒果為因的“成功密碼”;出版商與讀者都是如此。

　　事實上，根本不存在什么“娃哈哈密碼”、“宗慶后方法”。事后的討論，一定會帶來“倒果為因”的質疑。當我們試圖探討的是一個時代，以及時代潮流當中人如何屹立潮頭，成為潮流的領導者時，我們看到的只是他所擁有的是野心、夢想和遠見，付出的是勇氣、感知力和承受力。

　　宗慶后與我們當下的每一個人都毫無區別，一個普通人，像是柳傳志的自我評價，“一般人兒”。他們與我們最大的區別在于—他們能夠有勇氣往前再邁一步，并且承擔風險;他們能夠透過重霧，努力看清未來的方向。不要小瞧這種勇氣—三十年前，他們努力張望的姿態，正是對“摸石頭過河”的實證。

　　他們這種張望的姿態，符合熊彼特的“企業家精神”，符合索貝爾·西西利亞在《企業家》一書結尾的描述：“企業家是這樣的人：他們想像著以一種新的方式把已存在的或潛在的因素結合起來，使機會成為現實;他們甘冒風險并竭盡全力去實現這一理想。”

　　草根的出身、張望的姿態以及他們最終的成就，會使年輕人發出呼號：“王侯將相，寧有種乎?”

　　沒有誰會天生成為富豪，即或那些擁有各種資源的人。媒體喜歡關注“一夜暴富”。迅雷在納斯達克上市后，雷軍不是恭喜它有了一個新的開始，而是恭祝它的“成功”—毫無疑問，在這些所謂的“投資家”眼中，“成功”意味著變現，意味著財富的爆炸。

　　中國的第一代企業家卻非如此。他們若非為生活所迫，主動轉型為商人的，寥寥無幾。他們創業時所依靠的，是本能的沖動與找回失去時間的緊迫。譬如宗慶后，他創業時既有生活的壓力，也有內心的驅動。兩種力量綜合起來，輔以他的天賦、勇氣和努力，再加上那么一點點兒幸運，就成就了今日的“中國首富”。

　　我們事實上無須問“宗慶后為什么”。當我們看到“宗慶后是什么”的時候，人們就應該意識到，若有足夠勇氣，愿意承受變化的重壓，愿意承擔命運的裁決，愿意接受時間的考驗，每一個人都可以講述屬于自己的“中國故事”。

　　對比“中國首富”的名頭，作為符號的宗慶后遠比作為富豪的宗慶后更有價值;作為老頭兒的宗慶后比作為“青年導師”的馬云更有價值。

　　娃哈哈是個奇跡，從校辦工廠賣水做到登頂富豪榜，宗慶后在他的商業帝國里勤勉專制。也正是由于他的強勢，哇哈哈內部似乎未見其他能夠獨當一面的人物。

　　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哇哈哈也在快速變化的市場中遭遇瓶頸，最初的困局在于利潤日漸稀薄的單一產品線。為打破這一困局，哇哈哈有過很多嘗試，終未有實質性改變。現實是殘酷的，市場也總難以捉摸，哇哈哈日后需要面對的挑戰或許更大。
　　（來源：IT時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