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途尷尬的萬達大歌星KTV，有無可能以“Live House”為媒，與擴展產業鏈的“中國好聲音”聯手共進？
在日本人看來，毛澤東、甘地改變了亞洲的白天，井上大佑則因為卡拉OK的發明改變了亞洲的夜晚。早在上世紀80年代就風靡中國的量販式KTV，30多年時間里沒有太多的創新與變化。在電影行業每年保持30％-50％的增長率之下，KTV行業在2013年變成負增長。據行業專家對整個大眾娛樂產業的調查摸底，目前國內娛樂會所、商務型KTV的市場相比3年前已經縮水近30%，隨著“節儉風”在全國范圍“勁吹”，大量的娛樂會所未來堪憂。
但中國最大的連鎖式KTV——萬達大歌星卻仍然走在擴張的路上。
截至今年8月，萬達大歌星在常州武進、佛山南海又有新店成立，共計全國已有90余家門店。記者通過一位接近萬達的內部人士了解到，2013年，萬達大歌星KTV取得了數字靚麗的成績單，外界一直也有大歌星盈利尚可的共識。
中國商業地產聯盟秘書長王永平表示：“大歌星作為國內第一大KTV連鎖品牌，依托萬達廣場拓展速度與主力店的核心區位，即使行業整體疲軟，仍在連鎖化、市場化、規模、品牌等占有先發優勢。但面臨變革是必然。”
大歌星必須變革的原因在于，作為原有娛樂場所的定位，大歌星的發展空間無疑日益逼仄。
“八項規定”效應之下，2014年大歌星的盈利情況卻并不理想，上述人士向記者表示：“十八大以來連續推出一系列廉政反腐舉措，對于大歌星這樣的娛樂業沖擊很大。
盡管從萬達公開數據看，大歌星在2013年實現了47％的增長，但與其他兄弟公司動輒上百億、千億規模發展相比，年收入10.6億的大歌星“體格”最小，在整個KTV行業進入緩慢下行通道時，它有被集團邊緣化的風險。
王永平對此向記者表示：“包括萬達自身也十分明了，傳統KTV行業利潤率很低。萬達與行業中其他企業采用勞動派遣制不同的是，專業團隊素質高，管理非常規范�？偛克袉T工學歷均在本科以上，中高級管理層還需要獵頭幫忙，每位正式員工保險都是七險一金，人力成本較高。”
同時，像銷售假酒、不給員工上保險、偷稅漏稅等行業潛規則在萬達都不適用，隨著量販式KTV行業在網上團購的價格戰的慘烈，房租成本提升等都在擠壓大歌星的利潤。據了解，大歌星由總部地產高管來整體運營大歌星，不同于萬達商業地產獨步天下的管控成熟，大歌星采取連鎖集權式的管理模式，無形又加劇了管理成本。
2013年，大歌星實現收入同比大幅增加，是因為大歌星發動6000多名員工“全民營銷”大歌星各類線下實體廣告位，同時開展各類廣告合作，實現了4700多萬廣告收入。如果從時下時髦的O2O大數據角度來看，KTV團購、廣告合作類介入仍屬落后營銷模式。
至此，萬達大歌星陷入了收入尚可，但前路渺茫的尷尬境地。
大歌星出路何在？
綜合看來，萬達大歌星應該有三條道路。
第一條道路：跟隨萬達整體的電商進展，“從重變輕”的互聯網O2O轉型。
今年8月底，萬達集團聯合騰訊、百度共同組建電商公司大舉進軍互聯網。事實上，在互聯網O2O的道路上，大歌星也一直很勤奮。
大歌星KTV曾聯合PPTV，打造自有品牌的選秀節目《我是大歌星》，借助移動互聯技術，進行以KTV線下海選+網絡互動直播全新參與的方式探索。本年度舉辦七夕“玫瑰應急箱”，聯合聚美優品微信營銷等營銷活動，集合了APP、微信及第三方網絡平臺等一系列新媒體營銷利器，希望借此開創出全新互聯網推廣模式，真正轉型為音樂產業鏈中的娛樂網絡公司。
早在2013年4月，萬達大歌星便推出行業內首個K歌應用軟件“大歌星APP”。數據顯示，上線以來“大歌星”APP累計激活用戶達50萬人，注冊用戶達20萬。同時借助微信與第三方等多渠道線上傳播平臺，結合線下幾十家實體店鋪，探索自己的全新O2O商業營銷模式，同時今年7月，大歌星網站改版，試圖打造娛樂電商綜合平臺。
前車之鑒是，互聯網自己革命成功的案例極少，都是門口跨界的野蠻人破壞性創新顛覆著傳統行業。線上線下相互整合的KTV行業，軟件唱吧與9158風頭正健。唱吧已大張旗鼓地推廣線下KTV概念，并要在今年底前開北京第一家體驗店。9158則已在杭州開了2家旗艦店，并積極并購連鎖品牌。唱吧軟件有一億多的裝機量、月活躍用戶破千萬，而9158每天同時在線人數也有數十萬，如果這些互聯網流量被導流到線下，無法避免的是傳統KTV巨頭的市場要被蠶食。
互聯網時代，不變是等死，求變是找死。這條路誰走都辛苦。
第二條道路：萬達打包出售大歌星。
鑒于上述的管理難度所在，與絕大多數經營不規范的同行相比，競爭起點本來就高得吃力，兼之這種特殊娛樂業態所具有的高風險，再加上大歌星又屬萬達內部的小盤股。諸種因素疊加，萬達大歌星到頭來可能會“食之雖有味，棄之不可惜”。
第三條道路：與中國好聲音聯手。
為了避免被萬達賣掉的結局，從2013年起，大歌星就開始了自救升級之路，并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比如今年4月16日，萬達大歌星KTV與中國好聲音達成的戰略合作。
當天，大歌星與中國好聲音的業務關聯兄弟公司夢響強音文化傳播（上海）有限公司在上海聯合舉行新聞發布會，宣布中國好聲音節目組授權“大歌星KTV”成為第三季節目在娛樂行業海選招募的唯一報名通道，并由此正式啟動《中國好聲音》第三季線下海選活動。
合作之后，首先，中國好聲音的參賽者通過大歌星KTV手機客戶端即可獲得大眾投票，同時也可以通過微博、微信的轉發發動身邊親朋好友實現便捷性拉票；第二，對于在前三周海選賽事中落榜的選手而言，可以在最后一周海選中再次來到大歌星KTV報名參賽，以獲得重返賽場機會。這一系列合作舉措被萬達大歌星自己解讀為“代表著傳統行業與O2O模式創新結合的成功”。
中國好聲音要當大歌星的救星
雖然到2014年10月，“中國好聲音”已唱到第三季，今年也是購買荷蘭《The Voice》三年版權的最后一年。但現在看來，“好聲音”仍有著好前景，而且是在更大產業意義上的前景。
與萬達大歌星合作的達成，意味著“中國好聲音”已經手握三大利好。
第一，有專營權。去年同檔期，各大電視臺選秀類的節目有19家，而今年只有“好聲音”拿到唯一一家歌唱類節目選秀牌照。獨家意味著壟斷。“好聲音”幕后操盤手，上海燦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下稱“燦星文化”）董事長田明野心勃勃——燦星要做中國華語音樂人才新鮮入口，娛樂選秀內容的主要門戶，以及最大的音樂平臺。
第二，有商業模式。斐聲中外的Live House將成為這個商業模式中的重中之重。田明公開表示，除去建立中國最大的付費音樂數字平臺，更重要的還是“現場音樂”，燦星將通過演唱會、巡演、音樂節，以及更為專業的Live House模式進行組合擴張。
第三，有線下平臺。此時，萬達登場。田明透露，燦星文化未來會跟萬達100多家大歌星KTV合作，使Live House大范圍落地。按照萬達早先規劃，2014年底大歌星門店總數將達到105家。如果每個萬達廣場做一家中國好聲音的Live House，那么依托萬達商場迅速鋪開，就是100多家，規模先上去了。
雖然網絡媒體一直快速消費著音樂，燦星制作卻一直有著構造音樂全產業鏈的夢想——借助燦星內容制作優勢，未來跟優勢渠道對接，最終形成一個開放的生態系統，在音樂產業上進行深耕細作。
通過公開資料，不難看出中國好聲音的內容制作的強悍：燦星制作通過好聲音節目有了多邊性的展示平臺，簽約具有強大成長潛力的年輕歌手；有了中國最具有實力的資深音樂人的鼎力相助；具備舉辦大型演唱會的經驗；有龐大媒體群的互動參與和持續關注；有廣告及贊助商的肯定；有了節目多樣化的分銷渠道……
但由于欠缺線下的核心商業模式，中國好聲音的持續發展受到制約。
中國好聲音一次對外簽3年版權，至少可舉行3季，按照每季簽約50多位學員的計劃，3年內燦星制作團隊旗下可能要擁有100多位藝人。但我們看到《中國好聲音》學員走出來后，除去吳莫愁、李代沫、多亮、吉克雋逸等較容易挖掘商業價值的新星，其他歌手后續動作并不多。
對此田明表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是健全背后的產業鏈，如全國巡演、音樂節、彩鈴分紅、網絡版權銷售、唱片發售、影視劇等，其中他最看好的就是Live House駐場演出。他指出，“Live House”模式可能會成為《中國好聲音》團隊整個產業鏈中最為賺錢的一種方式。
如果Live House駐場演出的模式沒有問題，那余下的唯一問題就是具規模的實體展演渠道。此時，萬達大歌星登場。“按照新規定國家取消了很多演出活動，因此燦星制作能與在線下大歌星這樣的實體合作，這些選秀明星未來演出也會有一個固定的場所，不得不說這是一種好出路。”一位業內人士這樣評價。
“大歌星未來希望整合音樂上下游，包括產權、曲庫、歌曲發行制作、藝人等，走線上跟線下結合的O2O路線，而燦星制作背后專業的娛樂明星資源正是資產較重并奮力轉型中的大歌星所缺乏的。雙方如果探索到好的合作模式，會是凹凸互補的雙贏結局。”世邦魏理仕中國商業服務部董事江舒民如上表示。
Live House在中國能否live?
燦星制作總裁田明看好最賺錢的Live House究竟是什么？
資料顯示，Live House最早出現于日本，伴隨著獨立音樂的潮流而興起。和普通的酒吧不同，Live House一般都有頂級的音樂器材和音響設備，非常適合近距離欣賞各種現場音樂。由于觀眾和藝人距離非常近，因此，以各種獨立的音樂演出為主題的Live House演出氣氛往往遠勝于大型體育館的效果。在歐美、日本地區Live House已經風行了幾十年。
在田明眼中，Live House有頂級的音樂器材和音響設備，可以開小型演唱會，也可以簽售唱片，還可以錄制電視節目，相較于劇場的過分拘謹與酒吧太過業余的表演形態，Live House將是一個既有專業音樂內容，又有很好收益的音樂產業“金種子”。“我們選擇了最優質的合作渠道，在全國迅速推開。”
內地最早打出Live House這個旗號的應該是有日本投資背景的MAO，位于北京南鑼鼓巷111號，而號稱容納千人的上海“星光現場”則是國內Live House里場地最大的一個。在Live House，絕對拒絕假唱，追求真實地呈現音樂本質，因此，這里成為很多不少準明星與知名樂隊啟蒙地，“聲動亞洲”選秀歌手郭一凡與第一季“中國好聲音”的歌手平安均來自于上海的Live House。
“以小眾、獨立音樂、搖滾為標簽的Live House，在大規模連鎖商業化之后，他的音樂會不會繼續保持真誠？”世邦魏理仕的江舒民表示了質疑。“100家規模以上的店將呈現何種形式的節目？中國好聲音本身是一個大眾節目，萬達大歌星數量也決定他不能窄眾的走向，專業化必然走向精準與小眾，大規模合作必然走向大眾化，注定這種矛盾使有100多家大規模的‘此Live House’將與傳統意義標榜獨立精神的‘彼Live House’有本質不同。極有可能藝術味道變淡，商業味道更濃。”
戴德梁行華北區商業地產部助理董事羅俊崴表示：“商場業態創新是值得鼓勵的事，但其運營時間一般從早上10點至晚上10點，非周末的白天商場整體效益要低，而顧客在晚上習慣購物或吃飯，Live House如何保證入駐萬達場后，在營業時間段獲得客流贏得利潤，我們目前尚未看得很清晰。”
據悉，韓國最大的綜合性購物中心時代廣場有過類似表演場所業態導入，位于廣場文化區的CGV，是一座集劇場與影院于一體的大型多元化影城。在這里顧客有機會與各類歌手和樂隊親密接觸，同時設有能邊喝啤酒邊看演出的“M PUB PROJECT”,“藝術廳”經常舉辦流行歌手演出；每周末中央大廳一層會舉辦人氣歌手免費演唱會。
江舒民對此表示：“這種現場秀只在電影院內的一個小廳，座次不多。即使韓國娛樂形態發達，這種形式也只適合尚未爆紅的二三線明星，小型演唱會一般持續兩個小時左右，可能會帶來人流，但經營效果平平。”
事實上，燦星制作的大股東華人文化產業投資基金黎瑞剛在與美國夢工廠合資打造“東方夢工廠”時，就想嘗試“現場娛樂”的商業模式：在一個大商場中間，引入小型主題公園，在海外被稱為“中途島”模式。他們試圖將《中國好聲音》選手的小型演唱會放在某個大型商場，選擇約800個座位的廳，配備頂級音響，這樣連鎖形式的“Live House”，未來甚至準備打造成某些網站獨立歌手的發片平臺，顯然想要落地生根，他們看準了體量規模巨大的萬達大歌星。
據記者了解，立足獨立音樂的傳統Live House在盈利與擴張方面一直表現平平，商業價值空間亟待拓展。記者在北京南鑼鼓巷實地體驗Live House模式時，MAO北京店經理于先生向我們表示：“現在我們只在北京、上海有店，日方投資老板也未有擴店打算。”據悉，上海MAO成立于2009年，北京MAO再早兩年。
同樣情況，上海1998年有了第一家Live House。16年后的今天，滬上稍具規模的Live House的總數仍不到6家，其中不乏開了關，關了開的案例。
MAO的一位負責人表示：“Live House這種小型演出場地的顧客黏性大但規模小，中國搖滾樂市場并不大，且由于大部分是年輕人，整體消費能力不強。加之每年運營成本上漲，營收基本保持平衡，因此它還是一個遠未成熟的新興行業。”
向電影院取經，娛樂產業正在努力擺脫內容源無法市場化魔咒。但內地展演空間（Live House）容易局限于“演”，空間商業潛力的開發仍是軟肋。燦星能否聯合萬達大歌星，真正克服障礙，落實類似電影院線的“巡演院線”概念，統一包裝、統一經營、統一協調資源，能像臺灣展演做到有演出，有吃喝，有休閑，有教育，有產品，形成一個完整的商業系統，仍有待觀察。
除了Live House能否適應中國國情這個宏大命題之外，在中國好聲音與萬達大歌星合作的落地商業條款上，暗礁險灘亦遍布處處。
世邦魏理仕的江舒民指出：“如果合作一旦敲定，大歌星極有可能面臨被重新改造命運，因為專業的舞臺演出效果、音響配備、音樂房間裝修等要求都會與原先只是服務大眾的KTV有很大差別，這是對萬達的一個挑戰。”
王永平對此亦表示，“合作看上去很美，但是近百家大歌星如果全部變身Live House式的“巡演院線”。巨大的改造成本該如何分攤？利益如何共沾？加之由此帶來的時間成本、機會成本，均使合作面臨赤裸裸的現實挑戰。”
如果萬達無意承擔改造的巨大的時間與財務成本，大歌星將可能勇敢地走向第二條道路：將自己賣掉！
近幾年，大歌星每年都給自己定一個目標：2013年“翻天覆地”，2014年“脫胎換骨”，2015年“展翅高飛”。只不過，這一次會不會飛到別家枝頭上去，就不得而知了。
（《地產》記者 李惠聰/文 文豪/編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