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雨谷

聲明|題圖來源于網絡。驚蟄研究所原創文章，如需轉載請留言申請開白。

去年7月“雙減”政策出臺，引發整個教培行業雪崩。新東方、好未來等頭部教育機構和教培行業的從業者們，紛紛遭遇至暗時刻。彼時，驚蟄研究所采訪了一批教培行業從業者，并在《一線訪談丨雪崩之下，教培從業者的真實感受》一文中，反映了當下教培從業者的真實感受。

如今半年過去了，針對教培行業的監管力度絲毫沒有減輕，曾經的教培行業從業者們也各自經歷了不同的職業發展。驚蟄研究所回訪了之前的受訪者們，從他們口中了解到了教培行業及其從業者們的現狀。

1、“經歷了教培雪崩，又遇上互聯網裁員潮”

上次接受驚蟄研究所采訪時，小雨剛剛入職互聯網大廠擔任HR不到1個月，而當她說起最近的工作經歷時，言語中多了不少自嘲的意味。“之前還想著說互聯網大廠穩定、薪資高，誰知道這么不湊巧，經歷了教培雪崩又遇上了互聯網裁員潮。”

據小雨介紹，她所在的金融業務部門由于政策影響，也開始對人員架構和業務范圍進行了收縮，僅去年下半年就裁員了七八百人，技術類和營銷類崗位全部辭退，而公司內部的計劃已經非常明確，“就是要把這一塊業務全部清空。”

接連遭遇教培行業和互聯網行業的兩次收縮，小雨開玩笑地說自己現在對被裁員已經很有經驗了，而在互聯網行業的半年工作經驗，也讓她感受到前后兩個不同行業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

“互聯網與教培行業的人做事風格和調性截然不同。”小雨發現，互聯網行業的人和公司都有更強的包容性，更在乎結果而不是過程。“比如像人事崗位經常需要籌算員工福利和假期，如果是在教培行業出現了錯誤，一定會受到當事人的責問，但互聯網大廠的員工，互相之間包容度很高。比起出錯的原因，他們在意把結果修正。這也是她對互聯網行業僅有的“好印象”之一。

互聯網行業的新環境也給小雨帶來了不少挑戰。小雨說，在互聯網大廠部門之間時常為了資源內斗，而在部門內，迎合領導的喜好、維護領導的利益很重要，否則很容易被各種借口辭退。“也不直接說要辭退你，而是說‘你的能力很強，但你不符合團隊的風格和氛圍’。”

作為公司的HR，小雨在新崗位上也見證了更多的職場PUA和勞動仲裁，這些事擦去了她心目中互聯網行業最初的那些“光環”。而她對教培行業發展前景的看法，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去年“雙減”政策剛開始落地的時候，小雨還保持樂觀的態度，但后來完全不抱希望了。“當時大家都低估了監管的力度，所以還想象著行業會很快回暖，但是隨著政策和監管逐步落地，現在已經沒有機會回去了。”

同樣“回不去”的還有互聯網行業，鑒于在教培和互聯網行業的兩端經歷，小雨將未來的職業方向定位在醫藥行業、人工智能行業。“這兩個都是新興行業，也普遍被看好未來的發展，至少還不會遭遇突然的行業監管，這一點很重要。”

2、“雙減落地，地產暴雷，我又成了房產銷售”

在進入教培行業以前，阿杰曾經做過一段時間的房產銷售，而在“雙減”政策落地遭遇裁員后，阿杰兜兜轉轉最后還是做回了房產銷售。阿杰告訴驚蟄研究所，去年失業之后他在家待了兩個月，“不是懶得找工作，而是一直找不到合適的。以前每天10點半到公司，可以睡懶覺，好的時候一個月能有小一萬塊錢，還有水果、零食小福利。現在這樣的工作全都消失了。”

阿杰表示，因為自己習慣了之前寬松的工作環境和作息時間，所以后來一直想找類似的崗位，但是面對全行業的衰退，阿杰經歷了2個月的“一無所獲”，最后不得不“放寬”了自己求職標準。

“當時新東方這些大公司都在裁員，但是本地的教培機構不但沒有裁員，反而開始擴大團隊規模。閑了兩個月，總得要吃飯，所以就想著先找一個地方干著。”據阿杰介紹，他后來工作的這家公司之所以還在繼續招人，是因為老板認為政策監管主要集中在行業頭部企業，大公司的倒下反而讓小公司有了更多機會，并且由于身處地方，他們也不認為政策能夠快速、完全落地。“有這種投機心態的本地老板不在少數。”

讓阿杰感到失望的還有薪資待遇。和之前每個月穩定七八千的收入相比，新公司的薪資待遇“嚴重縮水”，不但沒有水果、零食小福利，底薪直接被砍到7折，五險一金選擇性繳納。“公司規定過了試用期之后，表現好才給交五險一金。不過也不是新鮮事了，其他公司的銷售崗位也基本是這種待遇。”事實上，對阿杰工作影響最大的，是政策監管的逐步落地導致他再度失業。

阿杰說，老板自己也沒有想到，突然就被有關部門約談了，然后一個禮拜之內關閉了校區、辭退了員工，而阿杰當時還沒有過試用期。在那之后，對教培行業徹底死心的阿杰，又做回了房產銷售的工作，這份新工作同樣一言難盡。

2021年9月份，恒大財富暴雷揭開了地產行業集體遭遇的流動性危機，彼時諸多地產龍頭企業都面臨著資金鏈斷裂的風險，一些開發商通過出售資產勉強緩解了一部分的資金壓力，也有一些實在支撐不下去的開發商開始降價促銷，阿杰就是在這時候又開始賣起房子的。

“這個時候是開發商想賣房，但是消費者不接盤。公積金、銀行批貸款的速度越來越慢，整個房地產的市場行情也不好。我賣的那個樓盤一開始主打的是130-140平帶精裝修的改善型住房，后來實在賣不動，直接改成了毛坯，單價一下少了三千多，首付少了十幾萬，就這樣才勉強有人來看看。”

好消息是，春節過后房地產市場開始出現了回暖的跡象，一些地區開始降低稅率放低首富標準和購房要求，這讓阿杰對自己的工作稍微看到了一些希望。“其實也不敢太樂觀，因為有一些因為疫情原因影響了施工進度的樓盤，和新樓盤最近面臨扎堆開盤的問題，就我所在的那個區今年就有十幾個樓盤要開賣，到時候互相之間的競爭肯定很激烈。但是往好處想，這么多樓盤要賣，要是我想換地方，也有的選了，不用再空等2個月了。”

3、“當老師也能成為‘地下工作者’”

驚蟄研究所本次的回訪對象中，春曉是僅有的仍然留在教培行業的一員，只是如今她的身份變得有些敏感。“雙減”政策逐步落實后，春曉所在的培訓機構也開始關閉校區、遣散員工，而一些家長在得知培訓機構將要停業的消息后，開始主動詢問春曉是否有其他渠道可以給孩子補課。

“我們本來是給家長打電話通知要停課的，但是有不少家長私底下問我們能不能通過其他方式繼續給孩子補課。后來我們幾個負責班主任溝通了一圈，發現有類似想法的家長還不少，然后我們就開始一邊騰退之前的校區，一邊物色地方偷偷給學生們補課。”春曉說，從騰退老校區到找到新教室，總共只花了一周的時間，新教室剛找好學生們就“無縫接入”，課程一點沒有耽誤。

驚蟄研究所向春曉詢問，“地下補課”的方式是否存在一定風險，她表示，目前這種方式因為沒有向教育局等有關部門備案，所以理論上的確存在很大風險。“但是因為租用的場地位于商住兩用的居民區，平時上課也不會影響到街坊四鄰，被投訴或者舉報的風險比較低。而且家長對我們都非常信任，從孩子的角度考慮，也不會對我們做出不好的舉動。”

據春曉介紹，目前她所帶的學生基本上都是從之前的機構轉過來的，而且現在也還有很多轉介紹的家長前來咨詢補課的情況。而就春曉個人而言，目前的補課模式，也讓她和其他老師們的收入有所增加。

“據我所知，新東方、學而思有一半的老師都成立了個人工作室，在學生排滿課的情況下，收入比以前還高。主要原因是個人工作室不像大機構需要分攤職能部門的人力成本，租用居民樓的成本也比核心商圈的房租低得多，以前老師們的收入大概只占到課程銷售額的30-35%，現在課時費比以前低，但老師們的收入反倒提高了。”

春曉告訴驚蟄研究所，去年雙減政策落地后，雖然85%以上的機構選擇了關門，但是市場需求仍然還在。“在和我溝通的時候，很多家長都表現得很焦慮，因為政策給學校帶來的變化是不考試不排名，但中高考的制度依然存在，家長們很想知道孩子真實的學習成績能不能上好高中、好大學，所以當他們發現補課機構沒了的時候，都很慌張。”

對于目前“地下補課”的方式能否持續下去的問題，春曉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她認為，只要考試的制度依舊存在，那么補課的需求也會一直存在。雖然政策監管也越來越嚴，但是只要有需求就會有市場。最后決定“地下補課”還能不能存在的關鍵，就是“地下老師”們能否承受相應的風險。

讓驚蟄研究所感到意外的是，春曉對于“雙減”政策給教培機構的打擊，保持了十分積極的態度。在她看來，政策監管真正的目的是把資本的過度介入從教育行業清除出去。

“很多大型機構都采用了互聯網公司的管理方式，用內部的規章制度和KPI考核來推動公司的發展，這就導致一些參與課程制定的老師，不是從幫助學生提高成績的目標出發，而是從利益角度強行排課、加課。”

據驚蟄研究所了解，有的教培機構會要求每個學生一周至少上3小時的課，按照一門課上一小時來計算，一個禮拜至少要上一門主課加兩門副課，一些培訓機構的班主任，為了完成KPI，也不會去管學生是否真的需不需要同時上這么多節課。另外，節假日的考核標準是平常的1.5倍，而非寒暑假的假期普遍較短，但是一些老師為了完成KPI，還是會給學生排滿了課。

“家長也會想孩子假期不補課，等回學校了是不是就會落后其他同學，所以買了課，最后不僅學生得不到休息，還容易產生厭學情緒，這對于學生和家長來說都是不好的結果。”春曉說，在轉入個人工作室后，她和其他老師都是以保證教學任務為主，不會強行排課。從結果來看，不僅學生的學習積極性有了很大的改觀，老師們也真正實現了為學習而提供教培服務。

對于近半年來的職業變化，春曉半開玩笑地表示，“我也沒想到，當老師也能成為‘地下工作者’”。而除了“偷偷摸摸”以外，春曉對自己現在的工作狀態也非常滿意。“因為時間自由，更因為工作有價值，因為一些家長和孩子真的需要有人來幫助他們，實現考個好學校的目標，這是教育制度的本質決定的，也是教培行業存在的意義。”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以上人名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