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債危機的大背景下，歐洲各國經濟哀鴻遍野，唯有德國一家風景獨好，成為歐元區屹立不倒的“定海神針”。為何“德國模式”能夠勝出？究其根本，除了德國完善的社會市場經濟體制和嚴格的金融監管外，牛氣十足的制造業是其抵御歐債危機的銅墻鐵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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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下三則小故事或許有助于我們理解什么是“德國制造”：
一，帳篷的故事：2008年中國汶川地震后，災區陸續收到各國援助的帳篷等救災物資。有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災民們相互打聽住的是哪個國家的帳篷，而住德國帳篷的災民往往引來周遭羨慕，因為德國的帳篷質量是最好的。
二，鐘表的故事：德國殖民時期在青島江蘇路修建的基督教堂的鐘表迄今運轉正常。2010年，在華投資生產大型齒輪的一名德國商人陪父親在青島游覽時看見了這座鐘表，老人頓時認出了鐘表所用的齒輪便是由他的家族企業供應的。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該德國商人表示：“根據目前的使用情況，這些齒輪沒有任何問題，還能再用上300年，真要維修時，恐怕要到我的曾孫一代了。”
三，橋梁的故事：1906年，德國泰來洋行承建甘肅蘭州中山橋，1909年建成。合同規定，該橋自完工之日起保證堅固80年。在1949年解放蘭州的戰役中，橋面木板被燒，縱梁留下彈痕，但橋身安穩如常。1989年，距橋梁建成80年之際，德國專家專程對該橋進行了檢查，并提出加固建議，同時申明合同到期。如今，中山橋仍然照常使用，并被列為市級文物保護單位。
無論是帳篷、鐘表、橋梁，還是汽車、火車、輪船，“德國制造”大致具備了五個基本特征：耐用、務實、可靠、安全、精密。
但“德國制造”的光環并非與生俱來，從歷史上看，“德國制造”經歷了由弱到強、由辱到榮的“灰姑娘”式的蛻變進程。
德國是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19世紀30年代才開始工業革命，較鄰國法國晚了30年，此時英國工業革命更是接近尾聲。由于世界市場幾乎被列強瓜分完畢，追求強國夢的德國人在列強擠壓下，以剽竊設計、復制產品、偽造商標等“卑劣”手法，不斷仿造英、法、美等國的產品，廉價銷售沖擊市場，由此遭到了工業強國的唾棄。1876年費城世博會上，“德國制造”被評為“價廉質低”的代表。1887年，英國議會通過新《商標法》條款，要求所有進口商品都必須標明原產地，以此將劣質的德國貨與優質的英國貨區分開來。
從那一時刻起，德國人開始清醒過來：占領全球市場靠的不是產品的廉價，而是產品的質量。于是緊緊抓住國家統一和第二次工業革命的戰略機遇，改革創新，銳意進取，通過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和對產品質量的嚴格把關，大力發展鋼鐵、化工、機械、電氣等制造業和實體經濟，催生了西門子、克虜伯、大眾等一批全球知名企業，并推動德國在一戰前躍居世界工業強國之列。
“德國制造”完成華麗的蛻變，與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傳承息息相關。嚴謹理性的民族性格形成了“德國制造”的核心文化：標準主義、完美主義、精準主義、守序主義、專注主義、實用主義和信用主義。這些文化特征深深地根植于斯，就像是德意志民族的語言，復雜而精確，語法和詞匯不能出現絲毫的模糊一樣，涇渭分明，從而成就了“德國制造”的傳奇。
“德國制造”之所以能夠長盛不衰，并在全球化時代始終保持領先地位，主要得益于德國“三位一體”的體系保障。
一是科技創新體系。“德國制造”的強大生命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領先的產品技術含量。德歷屆政府十分重視制造業的科研創新和成果轉化，著力建立集科研開發、成果轉化、知識傳播和人力培訓為一體的科研創新體系。它的最大特色是個人、企業和政府的統一：科研人員出成果、企業出資本、國家出政策并負責對企業和科技界進行溝通和協調；企業承擔2/3的科研經費，剩下的1/3由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買單。為了使“制造科技”能夠在新的經濟環境下可持續發展，德國政府確立了三大發展目標：“綠色制造”、“信息技術”和“高端制造”。德國人始終相信一句話：真正決定企業前途命運的是研究與開發，而不是別的不能把握的客觀因素。因此，德國企業對研發投入毫不吝嗇，研發經費約占國民生產總值3%，位居世界前列。據統計，歐盟企業研發投資排名中，前25位有11家德國公司，排名第一的德國大眾汽車公司年度研發費高達58億歐元。即便在歐債危機期間，盡管訂單有所減少，但德國企業的研發投入不僅沒有相應遞減，反而逐步增加，使以先進制造業為強大支撐的德國經濟受歐債危機的影響甚微，反而因持續不斷的科技創新而更具生機和活力。
二是標準化和質量認證體系。德國長期以來實行嚴謹的工業標準和質量認證體系，為德國制造業確立在世界上的領先地位做出了重要貢獻。一是建立完善、統一的行業標準，最主要的制定機構為德國標準化學會（DIN），其制定的標準涉及建筑、采礦、冶金、化工、電工、安全技術、環境保護、衛生、消防、運輸和家政等幾乎所有領域，每年發布上千個行業標準，其中約90%被歐洲及世界各國采用。二是建立公正、客觀的質量認證和監督體系，最主要的認證和監督機構為南德技術監督公司、北德技術監督公司、萊茵技術監督公司，實行獨立于政府和行業以外的自主經營，依照ISO和DIN等標準對企業產品和制造流程進行檢測，并為合格者頒發認證證書。這樣既有效協調了本土企業間的競爭，又確保了“德國制造”的質量，還整體提升了“德國制造”的競爭力。據統計，“德國標準”每年為德國制造業創造價值達180億歐元。
三是雙軌制職業教育體系。“德國制造”的成功離不開富有活力和高水準的技術工人。在培養技術工人的過程中，德國注重推行雙軌制職業教育，即由學校和企業聯合展開職業教育。學校負責傳授理論知識，企業為學生安排到一線實習和培訓。政府對數百個職業制定畢業考核標準，以確保教學和人才質量的評判水平。
德國約70%的青少年在中學畢業后會接受雙軌制職業教育，每周有三至四天在企業中接受實踐教育，一到兩天在職業學校進行專業理論學習，培訓時間一般為兩年到三年半。職業學校教育費用由國家承擔，企業實踐培訓費用由企業承擔。這種模式突出的優勢就在于，培訓生通過理論與實踐結合，有效保證了制造業所需的高技能。同時，職業培訓也是通往職業生涯的一條重要途徑。
目前在德國可以參加的培訓職業多達350多種。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德國技術工人的平均工資遠高于英、法、美、日等國，與白領階層相差無多。正是這些技術嫻熟的工人把研發出來的藍圖變成精美的產品，投放市場，幫助德國企業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始終保持強大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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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國正如同19世紀晚期的德國，也是追趕型的崛起國，盡管已經成為“世界工廠”和制造業大國，但距離制造業強國甚遠。當前，中國制造業依靠低成本、高消耗、高排放推動增長的模式基本上已經走到了盡頭，人力成本上漲、產能過剩、技術含量缺乏競爭力、品牌缺乏影響力等問題已經成為嚴重阻礙中國制造業發展的難題。面對諸多挑戰，吸取德國制造業的成功經驗，對我國制造業擺脫困境、再鑄輝煌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鑒意義：
一是堅持以制造業為中國經濟的立國之本。金融危機前，隨著全球產業轉移的持續進行和房地產業的快速發展，歐美發達國家普遍出現產業空心化的趨勢，主要表現為：工業占GDP比重逐年下降，與房地產密切相關的金融業、租賃及其它服務業占GDP比重逐年上升。而德國則始終專注于工業制造業的發展，同期德國工業占GDP比重上升了1個百分點，金融、房地產和租賃服務業占GDP比重基本保持不變。
正是對制造業的執著和專注，使得德國免受泡沫經濟破滅后的痛苦。因此，我國各級政府應堅持制造業在國家實體經濟中的核心和基礎地位，堅決摒棄急功近利的政績觀，在轉方式、調結構的過程中，引導各類產業均衡發展，努力營造有利于制造業發展的社會環境。
二是堅持以“三位一體”貫穿“中國制造”的全過程。積極加強科技創新、標準化和質量認證、人才培養“三位一體”的體系建設，改變“中國制造”長期以量取勝的局面，真正實現以質取勝。在科技創新方面，加大研發投入，加速科技成果向生產力的轉化，鼓勵自主品牌發展。在標準化和質量認證方面，以加強標準化工作為突破口，為我國工業產品提供具有競爭力的標準支撐，拉動內需、穩定出口；努力推進質量認證工作，促進形成與經濟大國地位相稱的質量責任意識，提高“中國制造”的國際質量形象。在人才培養方面，加大對專業人才的職業技能培訓，通過政策引導提升“產學研”三個環節的合力，建立面向市場、面向企業、面向生產的職業教育體系。
三是堅持以全面深化中德制造業合作打造制造業強國。制造業是中德經貿合作的重點領域。兩國制造業處于不同的發展階段，互補性強。德國先進的科學技術、精湛的制造工藝、科學的經營管理、優良的產品質量、良好的職業操守以及較為開放的技術合作，為中德兩國制造業開展互利共贏的合作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前兩輪中德政府磋商中，雙方已就在先進制造業、職業教育、標準化等領域開展務實合作達成重要共識。下一步，應積極推動德方共同落實好政府磋商成果，早日建立中德先進制造業對話，并以此為引領，全面深化中德制造業合作，促進“中國制造”的升級換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