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過兩天，馬云就要在杭州舉行阿里集團CEO的交接儀式了。

現在衡量企業家成功與否的重要標志是你有沒有宣布退休， 并且“要把世界和位置讓給年輕人，然后辭去CEO專任董事局主席，從此認真生活快樂工作”。

以馬云與史玉柱為代表，怎么這些個50歲上下的企業家在事業巔峰就突然要高調退休了呢?

真的退休嗎?他放假我信，他放下我不信

從之前的柳傳志說退休、王石說退休，可以看清楚的是，這些企業家的退休與傳統意義上的退休不一樣，絕對是退而不休：從日常管理工作中退出來但還牢牢把握公司管理的大權，或者是從這件事退休又從另外一件事里面重新上崗。

王石雖然一直說退休，但他還是萬科董事長，重大決策還需要他一錘定音。柳傳志的退休也只是從聯想集團退休，但他又在聯想控股下了更大一盤棋。

在采訪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時提到馬云退休，郭廣昌回答說：馬云的退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退休，外界的錯誤解讀是因為他們沒有站在馬云的高度，沒有理解馬云的精髓。

馬云和史玉柱式的退休看似退了，但在公司內部并沒有什么變化。比如阿里巴巴新的管理體系是由戰略決策委員會和戰略管理執行委員會兩個核心單元構成的，馬云負責前者，由于25個事業部相對獨立，由新任CEO負責的執行委員會會有多大權力?這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主席退居二線有異曲同工之妙，大權還掌握在他們的手里，只是不用每日辛苦早朝了。

所以，馬云說退休，我是100%不信的，且斷定他不會退休，先拋開他需要阿里巴巴勝過阿里巴巴需要他這個前提，馬云是個要干大事的人，他還有數據、金融、物流的三大構架要做，所以嘛，他放假我信，他放下我不信。一個整天游山玩水做寓公的馬云是很難想象的，他怎么會在49歲的時候放下呢，他說退休就是撒嬌。作為成功企業家和公眾人物，這么高調的四處講退休需要商榷。

大佬們的退休模式

綜合來看，目前大佬們的退休模式有這么幾種：

一、徹底退休。這是真正的無官一身輕，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真退休，這是自然規律下的正常退休，如美的何享健等第一代企業家們，這涉及了另外一個話題——交接班與財富傳承。

二、被動退休。資本方和咨詢師們極力鼓動企業的創辦者，在公司成長到一定高度后離開——尤其是那些家族企業更是受這種思潮影響甚深。此類觀點是，這些企業家們跟不上企業發展的步伐，創始人們要退下去，職業經理人要走上來。我的EMBA校友就是這樣的例子，在過去15年公司發展到了十個億的規模，引入資本后，被迫離崗退休把公司交給新請來的職業經理人打理。KAPPA的陳義紅也是，從李寧出走后，花了幾年時間把企業做上市，發展也還順利，結果在咨詢公司的鼓動下從阿迪達斯請來職業經理人，自己退休去享受生活(結果，在之后KAPPA遇到危機，陳義紅再度復任)。

三、先退休再創(就)業。這是一個非常好玩的退休模式，在外企和互聯網企業出現這樣的情況居多，很多時候宣布退休的人都不在退休年齡也沒有退休安排，只是離開原來公司的一個借口。比如毀譽參半的唐駿，他接連從微軟、盛大、新華都退休，但都在退休后不久又再就業。在去年，土豆網的創始人王微在把公司賣給優酷后不久也宣布退休，不到一年時間又重出江湖繼續創業，這一類的退休充其量只是辭職的另一個體面說法而已。

四、享樂式退休。這主要是那些公司被并購或上市套現后退出的企業家們，他們基本上都是辛苦一陣子享樂一輩子的信徒，說老實話他們的思想很樸素就是創業賺錢，在企業發展到達爆發點后就快速離場，我的一個朋友不到50歲，創業十年把公司賣了2個億后徹底退休，帶著太太已經走了150個國家了;另外一個朋友趕上SP的熱潮把公司做了幾年賣了4000萬美金，當年操控企業的手現在用來駕馭美女香車游艇飛機，據說前陣他也在海南，我說的不是博鰲，你懂的。

五、說退還留的民國式下野。馬云史玉柱王石馮侖們的退休基本上都屬于這個模式，退的是CEO這個日常經營的職位，留任的是董事長這個決策拍板的職位。這類退休模式有點民國時期政治人物下野的意味，這個當然是我的一點小人之心了。熟悉民國史的都了解，政治人物經常會采取以退為進的下野方式，把自己置身在一個不被關注的位置上，或者脫離正在形成的爭斗漩渦中，然后規劃一盤更大的棋。對于馬云的退休，我一直暗自揣測，他到底要做一件什么樣的大事呢，如果哪位有心人把選擇這一類退休模式的大佬們做一個跟蹤采訪，應該會有更多收獲。

除了這幾種退休模式外，還有堅決不退的。這是一群比較典型的企業家群體，他們都是1940年代出生，屬于改革開放后的第一代企業家們，他們從創辦企業開始就沒有想過有一天會退休。比如華為的任正非創辦華為25年還在保持艱苦奮斗，聯想柳傳志在辭去聯想集團董事長時就說過“辭職不是卸任，是為了做好聯想控股，那有更繁重更有意思的工作等著我做。”連續三年中國首富、現年68歲的娃哈哈集團董事長宗慶后在接受《全球商業經典》采訪時說，”工作就是享受，要是讓我退下來，說不定明天就得老年癡呆癥了”。對宗慶后來說，工作與生活沒有界限，做人和做事密不可分，活到老，干到老，除了工作，他沒有任何休閑時間。

臺灣的企業家張忠謀今年也八十多歲了還身兼董事長與CEO，經營之神王永慶更是92歲不退休，在巡視美國業務時病逝。在國外除了硅谷的那些新貴整天嚷著39歲退休，還有為數眾多的企業家不退族，維亞康姆CEO雷石東今年都八十多歲，新聞集團CEO默多克今年也七十多歲，他們都還整天工作而沒有一絲退意。

從目前來看，宣布退休的都在臺前每天忙碌搏版面，沒有宣布退休的都在幕后默默工作。對退休這點事，大家也都別當真，就權當他們在原單位換了一個工作，換了一個工作方式而已。這好比娛樂圈的明星，高興退出不高興也退出，高興復出不高興也復出一樣，他們都是有非常精準的計算。

涌動的退休思潮

雖然馬云和史玉柱們目前的所謂退休都只是辭任CEO脫離具體的日常管理，但他們的這種語不驚人死不休的退休言論，以及一批知名度次之的企業家的退休潮確實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這股退休潮從IT界開始逐漸向整個企業界蔓延。

最近有不在少數的企業家在和我交流的時候表示，早上打開電腦看到馬云要退休，中午吃飯時打開電視上看到史玉柱要退休，心里想馬云是1964年的，史玉柱是1962年的，人家的企業家做到那么大了都退下來享受生活，我們年齡也都50歲上下了，公司也有幾個億規模了凡事還在親力親為，是不是該考慮退休了?

遠東控股董事局主席蔣錫培今年50歲，從1990年創業起就一直拼殺在一線，面對企業家們的退休思潮，他非常不解：參加博鰲論壇，我經常碰到年逾八旬的國外企業家，有些早已揚名世界，仍奔波在會場內外。而很多五十歲上下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私下里都在談論如何早點交班退休，反差很強烈。為什么我們很多中國企業家正值盛年卻想激流勇退呢?

企業家正當壯年時就要急流勇退，考慮退休或正在退休，這絕非國家之福。

《創業家》社長牛文文認為，這一批企業家是當今中國社會名符其實的高富帥人群，但他們和整個社會一樣，今天似乎同樣被迷茫、不安全感和浮躁籠罩，并因此出現三種情緒：第一種情緒是太苦太累。總有一些企業家英年早逝，總有一些員工猝死，我們這個人群似乎已經過勞，應該停下來松口氣。很多人因此進入高富帥節奏：前半生奮斗，后半生享受。第二種情緒是憤青。無論讀企業家的微博，還是和他們交流，經常感覺他們淤積太多的受迫害感、不公正感。這種情況全世界少見：高富帥人群集體吐槽對社會的不滿。第三種情緒是明哲保身急流勇退。中國社會存在很多問題，商業環境相當不完善，有些人因此考慮賣掉公司或者移民。

不可承受之輕

牛文文所說的三種情緒精密的解構了當下的企業家退休潮。我們的企業家們從嚴格意義上來講很多都是缺乏企業家精神的，多數只是生意人和商人，每天都糾結于把企業當豬養還是當兒子養，而沒有去思考做企業的真正意義和背后肩負的責任與使命。創辦企業的原動力僅僅是改變個人生活品質，做企業的過程也就是一個賺錢守財的過程，最大的問題是他們沒有在這個過程中進化出企業家主張。在沒有興趣和愛好的灌注下每天的工作對他們來講沒有樂趣僅僅是苦逼的勞作，在企業賺到錢后便開始考慮如何邊奮斗邊享受，進而只享受不奮斗，這種心態下的企業家們普遍兼具創一代的苦出身和富二代的享樂思維。

不在少數的中國企業家長期處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階段，在企業進入平穩期走得比較順，看似沒有危機和挑戰時，實際上已經有一只腳陷入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輕的境地，他們開始反思人生的意義，于是他們從創業時的7*24(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時)，到現在的把機會讓給年輕人退出一線脫離日常管理;他們認為工作是為了生活，于是他們開始嘲笑那些每天專注于工作而看似沒有生活的企業家，難道90歲的時候還要開早會嗎;他們開始提倡快樂人生，于是他們從過去的艱苦奮斗到現在游艇美女香車美酒;他們要成為沒鎂光燈下的社會企業家，于是他們的時間由過去的花在客戶、業務和團隊上，到現在的出現在各種論壇各種圈子各種飯局上;他們看到了資本的力量，于是他們看不上賴以起家的業務，開始給自己冠以投資人的身份，美其名曰用資本撬動實業。

我有一個企業家朋友，過去的十五年每天兢兢業業的工作，企業做得非常大非常好，后來他讀了EMBA后，他發現除了每天辛苦的工作還有更多的活法。我發現他變了，對紅酒能喝會品且對國外的一些酒莊能說得頭頭是道;在上海的時間多過在他公司總部的時間;嘴里開始冒出來LP、PE，上市這些時髦事;開始熱衷于去美國抄底房地產，據說在上海有了第二春且處于與第一春換季的戰火階段。我和他公司的一個副總有過一次深談，這個副總告訴我，老板從過去的經常見客戶到現場已經上升到只看報表的階段了。

說老實話，當時我就很警惕：做企業和開飛機不一樣，上升到一定安全高度后就可以設自動模式了，企業的經營活動不是一條直路而是永遠在爬坡，如在海中航行看似平靜但總有驚濤駭浪和處處暗礁，如果企業家不把精力用在公司上，一定會出問題的。尤其是企業家們”人到中年，企業看似直路實際還在爬坡的過程，要轉化跑道“這是很危險的。果不其然，這個企業后來經營的很不好出了很大問題，現在這個朋友正四處救火，但和他通過幾次電話，發現他回不到過去了，他在用新方法處理老問題，結果老問題正在逐漸成為大問題。

李寧公司創始人李寧和KAPPA創始人陳義紅也是比較好的例子，李寧在李寧公司形勢一片大好的時候選擇退出，到香港置業享受生活等等，殊不知李寧公司在之后的幾年出現了一系列大問題，最后只能重新復出，但他現在的心態和狀態還能回到當年的創業激情中嗎?KAPPA創始人陳義紅在公司上市業務穩定后也選擇退休，最后還是在感慨“經理人干不過生意人，只有創始人才能用好職業經理人干過生意人”中回來處理巨大的庫存和帶領公司回到向上的跑道上。

互聯網行業的第一批創業者，搜狐公司CEO張朝陽也經歷過這樣的階段，回國創業奮力把搜狐做上市進入第一陣營，身處巔峰中急流勇退，于是開始注重養生做瑜伽，要活到150歲，買游艇去度假減少工作時間并且要重活20歲。但他發現在他經歷“生命不可承受之輕“的這個階段時，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BTA已經形成，微信和移動互聯網讓PC互聯網介入輝煌和毀滅之間，媒體版面上報道的都是張朝陽過去的下屬或者他不認識的那些人，如果張朝陽還按照一些治大國如烹小鮮的動作，在殘酷的贏家通吃，輸家一無所有的互聯網法則下，搜狐將會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張朝陽作為引領一時的先鋒人物怎能漠視自己成為過去時，只有復出自任搜狐的產品經理，讓搜狐能夠重回一線。

做企業不是登珠穆朗瑪峰，你登上去了就成功了，做企業更是一山更比一山高的攀爬游戲，你以為你到達巔峰，但實際上這只是前面的這座山，順著山脈過去那座山更高。只要開始了就不要想著退出，要退出就是真的全退出，再不玩這個游戲。

很多人都說身體是革命的本錢，但對很多企業家來說，革命是身體的本錢，如果你不革命不工作，要這身體干什么。美女雖好看看就行，再好的美女都是碳水化合物。

企業家精神的重塑

企業家們無論是退休、復出還是堅持，都是他們自己的人生選擇，這都是需要我們的尊重的，但我更尊敬那些真正具有企業家精神、胸懷與使命感，從而給企業界帶來正能量傳遞價值觀的企業家們。

復星集團董事長郭廣昌在復星20年之際選擇再創業，并承諾在未來20年不提退休兩個字(今年46歲的郭廣昌，意味著要工作到66歲還不言退)。在接受《全球商業經典》采訪的時候，郭廣昌說我想通了，未來20年，我不提退休兩個字。我一定會保持我的創業精神，我們一定有能力、有信心、有干勁把復星帶上一個新的高度。

此前，小米公司副總裁黎萬強和我講起小米公司創辦的過程，讓我非常振奮。一群功成名就的牛人重新做了一個公司，能夠比創業公司做得還徹底，成本控制得極好，產品做到極致，在初期包括雷軍在內全員都是6*15的工作時間(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5小時)。當時我問黎萬強，雷軍做了金山這樣的上市公司，投了非常多的十億美金公司，按照正常的理論他可以做個很瀟灑的投資人，他為什么還要做小米，這么拼命工作為什么?黎萬強說，雷軍一直有個夢，要做1個百億美金公司。一個本來可以過舒服日子的雷軍，卻選擇艱難，去做看似很難做好的鐵人三項的小米。

還有蘇寧集團董事長張近東，做為一個深耕于傳統經濟的企業家，在面向新經濟來襲后，他本可以如其他企業家一般，蘇寧繼續做，然后拿出大筆的錢去做資本運作，與那些互聯網新貴們結盟，但他卻選擇走一條傳統與新經濟結合的路，蘇寧的抗爭與超越讓他獲得了廣泛尊敬。蘇寧云商不論成敗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

中國目前存在很多問題，有一個問題是核心之一：企業家們陷入了“不可承受之輕”，放棄持續的奮斗，或者對于長期奮斗的態度不夠堅定。急流勇退的思潮、只問收獲不愿付出的傾向，是企業家精神的毒瘤。那些賺一大筆錢就想退休的人不會是偉大企業家，真正的企業家字典里是沒有”退休”兩個字。

郭廣昌在復星集團2013年工作會議上說到，“選擇退休還是再創業，這的確是個問題。有時候覺得很累，何必呢?也不缺什么，生活質量好像比較差，該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我們20年前，很年輕，現在好像也不年輕了，都45歲了，也快奔50了，這就是所謂的世界觀、價值觀的問題。我感覺，做企業的人完全靠錢，真的很難一直保持創業的沖動。光靠榮譽、肯定，也不是長遠的。其實真正的動力，一定來自于你內心深處。你真正認為這樣做是有價值的。”

張朝陽復出后也說“以前我曾經認為，越有錢，越有名氣，就越幸福。但是經過這兩年的閉關，我認為錢多不是幸福的保證，錢多少跟幸福沒關系。我這么有錢，卻這么痛苦。越有錢、越成功如果沒有管理好自己，往往更容易讓你陷入精神的痛苦。”

回到原點，是稻盛和夫給中國企業的一句忠告。我們的企業家們確實要回到原點，回到創業最初的心態和狀態中，繼續保持長期奮斗的企業家精神。我認為無論退休也好，假退休也好，或者半退休也好，一定要認真的考慮什么是企業家精神。

中國的企業家們，這群被上帝選中的人，被歷史機遇所造就的過程獲得了超乎常人的資源分配，這就需要這個群體在未來承擔更多責任。如果他們陷入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輕“中停下來不工作了，那對整個中國來說可不太走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