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我接到沃爾瑪媒體負責人的電話，她說沃爾瑪全球CEO麥道克（Mike Duke）來華，將于24日在北京召開媒體溝通會，邀請我參加。

事實上，這段時間沃爾瑪正處于風口浪尖：即將關閉30家左右占中國區總店數9%的門店；將30多個城市采購辦公室壓縮為8個采購中心；人事方面，負責選址開發的高級副總裁粱貴基離職。在這樣的背景下，我也想弄清楚沃爾瑪究竟想干什么，就欣然同意參加他們的發布會。

24日上午十一點半，我按照約定時間來到發布會現場（東方君悅酒店LG層浮碧廳）時，已經有不少媒體同行到場。一會兒幾個身材高大的美國人進入會場，他們分別是，沃爾瑪全球CEO麥道克、國際業務總裁董明倫、亞洲區總裁貝思哲、中國區CEO高福瀾和沃爾瑪中國公司事務高級副總裁博睿。

沃爾瑪全球CEO麥道克是一個面色紅潤梳著大背頭的微胖老頭，有點像電影《碟中諜》里面扮演特工頭子的演員喬恩·沃伊特；中國區CEO高福瀾則是一個頭發花白、面容消瘦的中年大叔。

發布會進行得緊湊而高效，這體現出一個世界500強企業應有的素質。主持人博睿在開場白時強調：我首先很抱歉的告訴大家，由于時間有限，每位記者一次只能提問一個問題。

此次發布會邀請了大約三十多位媒體，其中也有不少如華爾街日報、商業周刊等國外媒體。但感覺記者的提問都非常“友善”，大家仿佛很默契得小心翼翼避開“關店、裁員、業績下滑”等關鍵詞。

對比中外媒體，我發現國外記者穿戴都很正式，男士都穿西服，而國內媒體則比較隨意，我當時穿的是一件羽絨馬甲。另外，國外記者在提問時顯得從容而自信，盡管他們有的問題顯得非常“外行”。

當發布會問答環節進行到一半的時候，我提了這樣一個問題：我了解到沃爾瑪以后會關閉25家在中國的門店，這些門店位于哪些城市，沃爾瑪關的這些門店占中國門店的9%，也不算一個小數目，是什么原因造成這些門店的經營不善，難道僅僅是市場的原因嗎？

事實上，我真心想問的是，可否公布這25家門店的名單，但我知道，他們是不會透露的，否則將引起供應商和牽涉員工的恐慌。于是我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從門店的分布情況來挖掘一些信息。

聽到問題，沃爾瑪中國區CEO高福瀾深深吸了一口氣，解釋道：這些門店雖然數量較大，但銷售占比比較小，另外由于商圈變動、業主變動等情況下，我們也不得不采取行動。高福瀾還提到，由于2007年并購好又多時有一些門店與沃爾瑪原有門店離的很近，因此不得不關閉。

高福瀾透露的這一信息說明：沃爾瑪在2007年并購好又多時釀下的“苦果”至今還沒有完全消化。當年的這一決策給沃爾瑪帶來沉重的包袱。

由于問答環節流程控制嚴密，這樣記者在第一輪提問后有了第二次提問的機會。我的第二個問題是：跟一些業內人聊天，他覺得十年前沃爾瑪的門店，從經營模式到商品品類跟現在的沃爾瑪沒有太大的變化，而這十年中本土的企業進行了很多探索，比如多元化。有一種觀點認為沃爾瑪相對保守，對這樣的觀點不知道你如何回應？

這個問題拋出后，高福瀾顯得有些情緒激動。他絮絮叨叨講了一些話，不知道什么原因，同聲翻譯慢了幾十秒，我最后聽到的翻譯過來的回答是：我想我應該帶這位記者一起走訪一些沃爾瑪中國門店。我們可以實地看一下，然后再討論沃爾瑪門店中發生的變革，例如商品選擇的變化等等。

隨后，陸續有幾個記者提問之后，發布會結束，大家開始午餐。對于中國人而言，吃飯是溝通感情的重要機會，但顯然沃爾瑪高層并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這或許是中西方的文化差異。吃飯的時候，我們幾個熟悉的記者坐一桌，沃爾瑪的高層坐一桌，有幾次大家拿取食物的時候擦肩而過，但就是沒有彼此打招呼。

后來我回想到，沃爾瑪此次發布會居然沒有安排記者與他們的高層互換名片，哪怕是利用開會前的幾分鐘讓大家彼此認識一下。這一方面或許是時間緊迫來不及安排，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沃爾瑪“公事公辦”的企業文化：需要你時，你是我的座上賓，不需要你時，我們是陌生人，哪怕一分鐘前，我們還有過交流與對話。

最后，從一個旁觀者的角度，談談對高福瀾的印象。在幾天前，我跟一位區域零售企業老總聊天，問他對沃爾瑪這一任CEO的看法，他說，高福瀾一邊選擇關閉經營不善的門店；同時又開新店，這是很明智的決策，因為“開店容易，救店難”。在發布會現場，高福瀾在闡述他未來的戰略時顯得胸有成竹。但在媒體溝通時，高福瀾顯得嚴肅、謹慎，這與我接觸過的西方經理人大相徑庭。

在我看來，西方經理人都是天生的演講高手和公關大師，具有“影帝”的素質，但高福瀾不是。正如一位接近高福瀾的內部人士所講：他是一個經營高手，一到賣場，他仿佛到了自己的領地，神情和氣場都不一樣了，但在媒體溝通方面就差點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