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最近出現的食品漲價問題，有三點基本看法：

　　（一）要避免“過急反應”。老百姓吃的東西一漲價就怕出狀況，就緊張，就組織開會，就聚焦報道，就想辦法壓價格，結果是越來越緊張，這是人為的緊張，其實就是“過急反應”。以前在計劃經濟時期做副食品經營的都常常念叨這樣一句話：多啦多啦少啦少，少啦少啦多啦多。這是因為食用初級農產品生產主要還是靠天吃飯，多多少少是常有的事情。多的時候從上到下全說多，實際上并沒有那么多，全國人民多吃一筷子就不多了，結果是剛說過多轉眼就少了；相反，說少的時候上上下下都說少，實際上并沒有那么少，每個家庭多存一袋米，市場上就買不到米了，結果是剛說過少轉眼就多了。記得2004年糧食緊張時甚至引發搶購，有些連鎖店為了迎合“穩定物價”的要求，保持原價銷售，結果貨架上的大米就放不住了，一上架就被搶光，這些米最后流到自由市場被高價出售，有些公司則提高收購價格并相應地適當提高銷售價格，并限量銷售，這樣做不僅穩定了貨源，也穩定了人心。雖然當時也冒著“提價挨批”的風險，但最后卻獲得了主管部門的好評。因為提價的公司的做法符合了“科學的發展觀”和“經濟學原理”，這實際上就是最大的“民生”。以前在計劃經濟的時候，定價根據產品屬性分為兩種，對工業品是“倒扣定價”，就是先定零售價，再按照針對不同流通環節所設定的“倒扣率”來制定批發價與出廠價；對農副產品則是“順加定價”，即根據采購價格加上一定的“加成率”來確定批發價與零售價。在簽訂收購合同時一般也不約定收購價格，因為農副產品的市場價格波動很大。這些做法現在看來還是很科學的，簡單地說就是“農副產品要隨行就市”。在計劃經濟的時候我們已經學會了農副產品的經營原則與方法，按照“隨行就市”這個方法去做，加上必要的國家儲備，以及生產的有效組織，不會出什么問題，也無須驚慌。

　　（二）關鍵是要提高居民收入。食物鏈也是生命鏈，糧食是本、豬肉是表，凡是糧價上漲，豬肉等農副產品一般也會跟隨上漲。基礎原材料的漲價過了一定時間與一定限度就會產生“鏈式反應”，影響到食品加工、餐飲、零售等行業。從民生角度來考慮，我們應該關注低收入群體的基本生活問題，如果對他們的生活造成較大影響，政府完全應該負責，辦法有三個：一是收入再分配，多向富人收稅，不向窮人收稅，對低收入群體實施“傾向性幫助”，如發“糧票”給這些家庭，可以到指定商店低價購買“政府儲備糧”。二是通過立法提高基本工資與職工待遇，這一點任重道遠，政府要加強立法與監管的力度，要公正執法，把真正的不法企業主繩之以法，罰他們傾家蕩產。現在雖然有法，但有很多職工為了保住現有的可憐工作，即使自己的權益受損也不敢聲張。勞動部門對企業的罰款，應該回饋給權益受損的勞動者。三是通過立法鼓勵企業增加員工福利，積極參與公益事業，并簡化有關程序與手續。但是，從總體來說，這些商品漲價對居民生活的影響不是很大。根據國家統計局于2007年2月28日公布的“2006年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公報”，我國農村與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即居民家庭食品消費支出占家庭消費總支出的比重）已經分別下降到了43%和35.8%，這一數據表明：我國城鎮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已經超越了“溫飽”階段，正在進入了“小康”階段。在這樣的消費水平下，食品漲價對居民生活的實際影響不會很大，可能是心理影響大于經濟影響。

　　（三）漲價對農民是件好事，但要想辦法讓農民分享到漲價的“實惠”。中國的三份之二農村人口只實現了三分之一的消費，農民的購買力有限，到商店買一次東西的平均支出（客單價）在20元上下，那是因為他們辛勤勞作所獲得的收入十分有限。最近我回浙江奉化老家，那應該還算是一個比較富庶的地方。那一天我看到表舅舅拉著手推車在我家門口的菜市場賣自家種的西瓜。到中午時分西瓜已基本賣完，我請表舅舅來我家吃飯，問他幾點鐘起來的？他說，凌晨2點起床，從山村來到城鎮，有30多里路，拉著一車西瓜走了三個多小時，一上午賣瓜的錢還不到180元。午飯后我請他睡一會，等我起來的時候，表舅舅已經拉著手推車回山村了，回家還得三個多小時。來回六個多小時，走60多里路，整整十多個小時，賣一車自家種的西瓜，總收入還不到180元！這還不包括購買種子、肥料、農具的花費以及田間管理的日日辛勞。后來我把這事告訴在大學讀書的他兒子，讀一年書要2萬元，得賣多少西瓜啊！西瓜與學費相比，實在是太便宜了。西瓜是這樣，豬肉、牛奶、豆制品、蔬菜、水果等農副產品都是長期處于低價位。這次漲價只是讓價格稍稍接近應有的價值。中國的流通問題，關鍵是農村問題，只有農民收入提高了，農村的狀況才能從根本上得以改變。中國的城市應該為農民收入的提高做出應有的貢獻，城市為農村服務，這也是城市人應盡的義務。因為城市人投胎在城市，所以就享有很多城市人的“特權”，與農民，尤其是與山村農民相比，城市人是幸運的。生活在城市里的城市人，僅僅支付低廉的價格就享受著豐富的食物，而廢物則又“回饋”給了農村，因而農村環境保護問題最值得關注，否則城市人不要怪食品不安全。我們要知道農村的苦，我們有責任為農村多做貢獻，食品漲價就是最直接的表現。但是，在食品漲價過程中，到底有多少個百分點被農民所分享，這應該是大家值得關注的一個問題。

　　至于“搭便船”、“非理性消費”、“消費減少”、“成本上漲”等一系列問題，都不是什么大問題，這些問題由市場、企業以及消費者自己來負責。

　　以前大家覺得春運漲價很有道理，但如果從經濟學原理來分析，想通過漲價來減少這種根本沒有彈性的需求，那不是笨就是忽悠人。因此，當我們遇到供給、需求、價格、成本、短缺、過剩等一系列經濟問題時，最重要的是不要想當然，更不要去限制“蘭州拉面”的價格，在市場、企業、消費與競爭面前，人的力量是非常渺小的，人的智慧也是十分有限的。還是要靜心面對食品漲價，凡是市場與企業能做好的事情就讓企業去做，政府不要“太多情”。
　　（聯商網  作者為上海商學院流通經濟學院院長周勇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