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三年前的“黃票”，是一套旨在優化“食品索證索票和臺賬制度”流程，由平頂山工商部門探索出的“食品流通備案監管模式”。當初，它雖在質疑聲中“落地”，卻也不乏“創新”的褒獎。

　　三年后的“黃票”，在近期當地出現的“零供對峙”風波中，卻顯示出異樣的能量。

　　A

　　九頭崖的控告書

　　上月末，發生在平頂山市的“九頭崖零供對峙”風波，讓河南商界驚訝：當地數百名供貨商，集體登門向河南九頭崖集團平頂山商業連鎖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九頭崖）“討債”。

　　半月后，風波中的四點懸疑，如“惡意欠款、逼迫式高毛利、苛捐雜費、‘黃票’干預市場”，未能等來當地官方的結論。但至少從表面看，風波趨向平和。

　　豈料，平靜的湖面掩飾了激流涌動，對峙焦點陡然轉向并爆發。

　　4月22日，九頭崖向平頂山警方提交“控告書”。內容是，平頂山食品百貨業商會（以下簡稱商會）三名成員，利用其在商會的核心身份及所掌控的“黃票”權力，要挾200余家商戶（指超市供貨商），在3月26日對九頭崖實施“堵門”。造成該公司旗下三家超市門店停業一天，直接經濟損失近15萬元。

　　值得一說的是，在對峙風波事發后第一周，九頭崖即指控過“系商會操控”。但在當時，該商會對此說法給予了駁斥。商會秘書長侯宏超稱，商會支持廣大供貨商的維權行動。但商會在事件中的角色，是維護市場正常經營秩序，緩和社會矛盾，協助政府安撫供貨商情緒，并積極配合調查取證。由此，商會對九頭崖“繞開問題、反咬一口”的態度，極為失望。

　　然而，九頭崖方面稱，隨附“控告書”一同提交警方的，還有幾份供貨商為其出具的“證明”，可“揭開”真相。

　　“證明”內容指向趨于一致。大意是：3月21日，商會組織開會。會上，三名核心成員即對我們（會員）提出要求，“3月24日，必須撤走留九頭崖工作的促銷員，不然，就請出商會，不再辦理‘黃票’”。3月25日，接到商會一核心成員的電話通知，“次日早6點，每家（會員）需派出一輛車參與‘堵門’。如不參加，就會被請出商會，不再辦理‘黃票’”。

　　“證明”中敘述的兩次“行動”，后綴條件是一致的，“如不參加或不執行，請出商會，不辦‘黃票’。”而這，即是被九頭崖視為“支撐商會預謀風波的撬杠”。

　　該公司稱，從事件發生至今，商會曾兩度暗中要求供貨商停供貨品。但最終，由于供貨商群體對所產生的經營風險產生積怨，只得作罷。

　　4月22日下午，記者聯系商會會長李成，被告知“正在出差。商會一切發言，由秘書長做出”。而聯絡秘書長，無音信。

　　“暴露‘黃票’現行管理機制下凸顯的矛盾”，九頭崖直接打擊商會核心層的意圖，尤為明顯。

　　這樣做，有產生三個方面的作用。其一，要求當地政府對“黃票”機制運行所存在問題，給予表態；其二，在社會公眾面前，對其形象實現快速“翻牌”；其三，在當地供貨商群體中，重掌“上位”話語權。

　　另據記者了解，此次對峙風波之前，商會與九頭崖之間，還是互敬三分的。譬如，九頭崖集團旗下的水業、餅業、啤酒公司，在當地流通并沒有到商會備案。

　　但九頭崖超市一負責人稱，問題之所以爆發，是風波事件發生后，多地供貨商對其資金安全，產生了恐慌，并在貨源、供貨商選擇上，受到了限制。

　　曾在對峙風波進行時，商會一負責人稱，嚴重質疑九頭崖超市自采食品，九頭崖旗下啤酒、礦泉水、餅類食品，脫離當地流通市場安全監管，提議工商部門給予嚴查。

　　也許，這是九頭崖為“反擊”找到的理由。

　　B

　　“黃票”畸形成長

　　“黃票”為何會成為持續深化的九頭崖零供對峙陡然轉向的矛盾焦點？

　　這要由“黃票”的起源說起。

　　記者查閱“黃票”的由來，2007年，平頂山工商部門為整頓食品流通市場、追溯食品來源，依據當地執法監管現實需求，設立了一套地方“食品流通備案監管機制”，后被稱為“一票通”機制，在當地零售界俗稱“黃票”。

　　“一票通”機制的創立，被當地工商部門解讀為，是基于2007年頒布的《國務院關于加強食品等產品安全監督管理的特別規定》（以下簡稱《特別規定》），對食品經營者要求執行的“索證索票”制度和“臺賬備案”制度（以下簡稱“兩項制度”），在監管流程與實施方式上，給予了改革和優化。

　　但是，該機制登場之初，即遭到媒體對其“強迫商戶加入官辦協會”的質疑。

　　簡單理解即是，要進入平頂山流通市場的任何食品品牌，都必須到區食品供應商協會（以下簡稱區協會）備案。每一批食品進入流通市場前，都需要領取一張監管“黃票”。否則，在任何流通環節（乃至小賣部）一旦被查處，最高將予以3000元罰款。

　　“‘強制執行，一條腿走路’，媒體批評是中肯的。”4月22日，平頂山市工商局一人士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談及三年前曾遇“質疑風波”的黃票制度這樣評價。他稱，遵守“兩項制度”，是食品經營者的義務。風波過后，工商部門決議將此“義務”還給食品經營者，因為工商部門“辦好事”，有越位之嫌。但是，仍舊認同此“備案模式”，因為這有利于工商局執法監管。

　　于是，2008年11月之前的“黃票”，在區協會辦理。隨著2008年商會成立，它統一承擔起市區食品備案工作。

　　此時，“黃票”操作對象發生的變化，看似都是供貨商自發的組織平移。但據多方考證，協會的實際管理人，仍舊是工商部門。另外，商會出現前，食品經營者領取“黃票”，只收2元工本費。而此后，則被改為了“只對備案會員提供‘黃票’服務”。而備案的前提，是繳納會費。

　　會費收取的標準，在2010年為每戶600元。2011年，提升至1200元。據當地媒體報道，截至2010年，該市共有528家商戶辦理了食品備案，備案單品達4萬項。其中，企業商戶備案率達到100%。

　　那么，商會收取會費理所當然，“黃票”機制又是受工商部門認同。“被脅迫”之說，來源何處？

　　“將‘黃票’轉移至一利益體，忽視了其內部潛在競爭的風險。繼而，在缺失監管的背景下，這一權力被核心小群體控制。”這是來自九頭崖的說法。

　　就此說法，記者向當地供貨商群體及工商部門求證，都得到肯定的答復。在對“黃票”權力監管的問題上，記者聽到了這樣的說法，工商部門的職權范圍，是監管“索證索票”、“臺賬備案”的執行情況。至于對商會自我運行的監管，屬于民政局、工商聯職權范圍。

　　可見，唯獨對于“黃票”機制實施過程的監管，貌似形成了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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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票”盛行的土壤

　　“商會備案，是行使的政府監管職能。等于說，工商局將此項業務，交給了商會辦理。”這是4月4日，商會一人士向記者解讀的“黃票”機制管理權限問題。

　　而這，與工商部門解釋的“義務歸還，只認同機制”，有明顯的出入。

　　或因如此，“黃票”機制實施過程的監管真空，與商會核心層對權力集中的訴求，形成了某種暗合。

　　繼而，“不僅商會內部利益糾紛不斷，更嚴重擾亂平頂山食品流通市場的自由競爭。”這是來自九頭崖“控告書”的內容。其主要指向了三個方面：

　　其一，會費與“黃票”機制捆綁，極不合理。

　　其二，“黃票”權力被商會核心成員利用，導致流通市場商品競爭失衡。譬如，排擠潛在競爭的同類商品品牌，故意設置入會難度。再如，核心成員干涉新進入市場品牌，對供貨商有選擇權。

　　其三，商會利用“黃票”權力，對供貨商罰款，是違法行為。

　　對于上述問題，一些食品生產企業駐地公司，數位供貨商，平頂山市工商局，都進行了確認。

　　市工商局一人士稱，針對2009年之后，因為“黃票”機制所出現的矛盾，該局領導已出面協調過多次。當然，協調也是唯一解決方式。

　　但該人士強調，2007年遭遇“質疑風波”后，早已修正了此前靠“黃票”一條腿走路的問題。即食品經營者要到平頂山經營，只要供貨方能按照國家現行法律、法規，向經營者提供“索證索票”、“臺賬備案”即可。

　　這一說法，超乎了當地零供兩界的意料。既然如此，何來供貨商在商會“忍氣吞聲”之說？

　　該人士將此問題，歸咎于“黃票”機制，能夠為供貨商帶來現實性方便解讀。他稱，依照《特別規定》，食品銷售者必須對供貨商，索要“三證一票”（營業執照、衛生許可證、質檢報告、供貨票）蓋章或簽字復印件。其中，質檢報告一項是最為麻煩的。

　　“供貨商要將每項商品的每個批次質檢報告，向經營者提供到位。”該人士稱，這就有了3年前出現的全城供貨商扎堆買復印機的現象。相比之下，“黃票”機制實施統一備案，其價值即是為供貨商一年省去5000～10000元復印成本。“供貨商商會的依賴性，是希望尋求自身方便。”

　　針對“索證索票”制度繁瑣的問題，某市工商局法制科人士，有不同見解。他稱，之前，《特別規定》對“索證索票”的確有過這樣的要求。但隨著2009年《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實施條例》相繼出臺，舊有要求被新法代替，極大地簡化了工商與食品經營者的壓力。

　　記者問，《特別規定》尚未廢止，是否仍是工商部門監管食品經營者執行“兩項制度”的主要依據。

　　該人士稱，《食品安全法》不僅是后發，并且從法律效力上高于《特別規定》。因而，工商部門依照《食品安全法》實施監管，是理所應當的事。

　　記者采訪了7位當地供貨商。只有其中一位稱，在流通市場經營，可以不用“黃票”。但據稱，他是受到了一定的特殊照顧。而其他6位供貨商稱，從不知道有此變更，而即便是知道了，也行不通。因為，當地零售終端已被“馴服”，“不見‘黃票’不接貨”。
　　（大河報 記者 楊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