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標準”曾經是許多人引以為自豪的詞語，但在WTO 的框架下，以低于任何成員國國家標準的門檻來消除一切民主國家保護公民健康的藩籬，即便是世界上最強大的美國也不能避免。而作為掌握了銷售終端的世界最大企業，沃爾瑪正在依照所謂的“國際標準”行銷世界。我們能不能建設一個美好的、和諧的沒有沃爾瑪的世界？

　　昨天的世界

　　著名的反思全球化的學者戴維·C·科頓在《當公司統治世界》一書中指出，“現代公司是15世紀和16世紀英格蘭與荷蘭的大商業公司的繼承者”，“這些大商業公司是承擔有限責任、共同持股的，王室授予它們牌照，使它們有權以一個真正的國家的身份來處理在外國地域上的大量事務”。

　　在這樣的背景下，1602年，荷蘭王室給東印度聯合公司頒發牌照，授權該公司壟斷經營從好望角到麥哲倫海峽之間的所有荷蘭貿易，該公司享有簽約與結盟、擁有武裝、占有領土和建筑城堡等在內的君主式權利。因此，該公司擊敗了英國艦隊，趕走了葡萄牙人，占領了東印度(今天的印度尼西亞)，制定了一種貸款制度，使借款的種田人最終失去其土地所有權，獲得了大量印度尼西亞的土地。隨后該公司禁止在非荷蘭人控制的土地上種植丁香，當地人無法在島上剩下的貧瘠土地上獲得足夠的糧食，只有向該公司高價購買大米，導致了地方經濟的衰敗和人們陷入貧困境地。

　　再來看英國的東印度公司，1784年以前，印度就一直被該公司當作私有財產統治著，19世紀早期，該公司從中國進口了茶葉，同時將鴉片非法輸往中國，從而導致了1839年到1842年的戰爭，從中國手中奪占了香港島和大量的賠款，還打開了東部五個城市的通商大門。英國人在中國犯罪由英國法庭審理的制度確立，讓該公司擁有了向中國輸送更多鴉片毒害中國人的機會。

　　在17世紀和18世紀，英國國會是由富有的地主、商人和工廠主組成的，它制定了許多法律，意圖是保護和擴大公司的權利。有一套法律規定，所有英國殖民地從歐洲或者亞洲進口貨物都必須途經英國，所有殖民地出口的規定產品首先都必須運到英國，海運法也規定所有進出殖民地的船運貨物必須由英國人或者殖民地船員控制的英國或者殖民地船只運送。

　　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獨立戰爭就不僅僅是反抗英國王室的戰爭，更多地成了反抗英國公司的戰爭。倫敦公司成立于弗吉尼亞，曾有一段時間把該殖民地作為公司的財產進行控制；馬塞諸塞海灣公司控制著新英格蘭地區的貿易權與殖民權；而哈德孫河灣公司是為確保英國對北美哈德孫河流域毛皮貿易的控制而設立，對加拿大一帶的地區進行殖民起了重要作用。

　　因此，1776年簽署的美國獨立宣言和同期出版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一樣，“它們都以自己的方式對那種奪取不應得的利潤和禁止地方性企業的市場殘酷統治提出了挑戰”，美國憲法創立了政府分權機制，通過精心設計，建立了一個控制和均衡系統來限制聯邦權力的濫用，“憲法沒有提及公司，這顯示憲法的起草者們并沒有預見到或者沒有打算讓公司在這個新國度里扮演重要的角色”。

　　科頓在書中描述了美國成立后的狀況——在年輕的美利堅合眾國里，幾乎沒有人認為公司是必不可少的或者是無可避免會出現的，盡管當時商店、合作社和勞動者自有企業很普遍，但家庭農場和小商號卻是經濟的主流，“當時有一個很流行的觀念，那就是認為要保持投資和生產的地方化和民主化”。發給公司執照的權力被留給了每個州的政府，執照中的許多條款以及許多相關的法規，限制使用公司手段聚集過多的個人權力，獲得執照的公司處在市民和政府的嚴密監管之下。

　　科頓認為，美國內戰是公司權力的轉折點，公司在軍事采購合同中獲得了巨額利潤，公司利益集團就可以通過這些利潤在動亂和失控的政治腐敗中來購買法規，“這些法規規定公司大量撥款和土地來擴建西部鐵路系統”，“利潤越多，新興的工業家階層就能夠加強他們對政府的控制力度，從而獲得更多的利益”。

　　亞伯拉罕·林肯曾經在葛底斯堡的演講喊出了“民治、民有、民享的政府將永世長存”的口號，他預言：“公司已經被推崇備至了……高層腐敗的時期將會來臨，金錢權力集團將試圖通過影響人民的成見來延長自己的統治……直到財富集中到一部分人的手中……和共和國滅亡。”

　　南北戰爭后，林肯很快就被人刺殺了，美國總統職位的角逐開始成為公司的角力場——1876年美國的總統選舉，就因為公司的秘密談判和暗中安排而變得烏煙瘴氣，最后勝出擔任總統的拉瑟福德·海斯說：“現在的政府不再是民治、民有和民享的了，而是公司治理、公司所有、公司享有的政府了。”

　　公司逐漸地在一些立法機關中獲得絕對的控制權，從而可以真正地去改寫那些壓制著他們創造力的法律，使公司獲得永久性的牌照，有權以任何方式經營法律沒有明確禁止的領域，而市民干預公司事務的權利被取消，共同的福利被理解為總產量的最大化，而不管生產了什么或是誰受了傷害。在1888年到1908年期間，工業部門里發生的事故導致了70多萬美國工人死亡，大約每天就有100人喪身。

　　公司統治的世界遭受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的強烈反對。他1933年當選總統時，1920年代企業過度膨脹和經濟大蕭條所造成的農民、工人、老年人、黑人、婦女和其他人的生活困難在美國激起了一股政治和文化激進主義的浪潮。而在羅斯福之前，列寧領導了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并取得了勝利，并建立了一個強大的蘇聯，對世界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而后1949年中國革命的成功，更加強了非公司統治世界的力量。而這種力量的改變從意識形態上加劇了西方的危機。

　　羅斯福擔心這種浪潮有可能顛覆整個政府系統，他推動了一系列的改革來挽救這一系統，國會通過了他的《全國工業復興法》(NIRA)，要求政府在經濟復蘇方面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單靠市場力量似乎無法應對這些危機。但這個行動被美國最高法院否決，1935年5月27日，美國最高法院宣告《全國工業復興法》無效，并裁決各州不得設立最低工資標準。

　　該裁定是過去一百年以來美國最高法院將企業和公司權利置于市民和人類權利之前的模式的延續，使羅斯福更加憤怒更加激進，他開始摧毀公司壟斷，加強商業和銀行法規建設，推進立法為工人的權利提供更強有力的保護，啟動公共就業計劃，實施社會安全網，對美國的制度進行了更徹底的改革。

　　1980年羅納德·里根當選美國總統。當時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韓國、臺灣、香港和新加坡已經進入了美國市場并取得了很大成功，世界各國政府積極支持本國工業，采取了保護主義和限制外國投資等措施，并執行嚴格的環保和勞工標準。而在美國國內，政府對公司和投資者的收益征收高額的稅收。這使得美國公司在國際競爭中受到雙重束縛。里根總統的任務就是重振美國經濟，構建一個美國領導的世界經濟和政治新秩序。

　　里根的具體措施——在國際上推行自由貿易體制，利用通過美國控制下的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議，應該以南方國家允許外資進入本國的方式，來重建債務過重的南方國家的經濟。這項結構調整政策取消了從北方國家進口的障礙，減少了外資投資的限制，使南方國家的經濟和北方國家主導的世界經濟緊密地融合到了一起。

　　在國內政策上，里根政府的政策是不讓美國政府在經濟計劃中發揮任何作用，采用的方法是大量削減富人的稅收，取消對公司合并和并購的限制，環境和勞工標準執行的力度下降，削弱工會的力量，減少工人的工資和福利，壓縮公司的勞動力規模，將生產線轉移到國外以便從廉價的勞動力和寬松的制度環境里獲利。

　　里根政府的政策導致了西方所謂的廣泛繁榮，使美國成為世界各國羨慕的對象。但里根總統的政策并沒有讓美國繁榮多久，1987年10月19日美國股市崩潰之后，美國經濟的黃金時期被經濟蕭條的煙霧所籠罩，老布什總統通過1991年的海灣戰爭，讓美國的經濟持續增長了將近10年。1997年，以美國為基地的國際游資制造了東南亞金融危機，而這場危機導致的世界經濟蕭條又使美國經濟陷入停滯，美國就在1999年通過轟炸南斯拉夫的軍事行動，使美國經濟實現了新一輪增長。

　　令人揪心的是，這次靠戰爭拉動經濟的增長并沒有持續多久。到2001年，美國經濟再次進入蕭條。隨后發生了震驚世界的9·11事件，而后就是美國攻打阿富汗的戰爭和攻打伊拉克的戰爭，一直延續到現在。

　　今天的全球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建立的聯合國，雖然每個會員國都在這個被寄予厚望的機構大會里擁有一個投票權，但這樣的表決權并沒有任何強制性的意義，真正采取行動的權力屬于安理會的15個主要國家，聯合國大會常常只是一個辯論的場所——這是一個很尷尬的位置。在全世界人民都在歡呼一個國際新秩序到來的時候，當愛好和平的人們在歡呼世界和平似乎轉眼間就能夠實現的時候，由強大國家制造的血淚濺滿了世界，而聯合國無能為力。

　　聯合國既然沒有主導世界，那是誰主導了20世紀50年代以來的世界？眾所周知，二戰結束以后，建立在聯合國框架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主導了世界。成立了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關貿總協定(WTO)的這次會議1944年由44個國家代表在美國新罕布什維爾州的布雷頓森林召開，與會代表認為，要防止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各國以武力形式解決爭端，需要把整個世界統一在一個相互獨立和經濟繁榮的網絡之中。當時會議的創建者還有一個目標，就是在美國的領導下建立一個開放性的全球經濟體系，從而使美國能夠在沒有挑戰的情況下獲得全球的市場和原料。

　　這次會議促成了三大國際機構的成立。它們雖然都是受聯合國任命的特殊機構，但都獨立于聯合國而自行運作，治理和管理程序都極為秘密，小心地躲在公眾審查和民主討論之外。

　　在實際的運作中，世界銀行是專門為北方國家提供出口資助的制度設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是北方國家金融機構的收債人；關貿總協定——世界貿易組織則為公司創建并實施權利保護法案，使世界性大公司自身的事務不受人民、社區和民主政府的干涉。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是全球金融體系的監控者，面對無法償還貸款的國家，他們就像法院任命的清算接收員一樣，在真正的破產國家和國際貸款之間設定了財務結算的條件——在結構調整的名義下，將一整套政策應對方案強加給了負債國，要求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引導更多受調整的國家資源和生產活動去償還外債，將公共財產和服務進行私有化，調整進出口方面的限制和關稅，以提供津貼的方式吸引外國投資，推行對全球經濟更加開防的國家經濟體制。

　　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這項政策促使非洲和拉丁美洲進行調整的國家在1980念道1987年之間人均政府總支出在下降，但用于支付利息的份額卻在上升，拉美政府預算中分配給利息支付的比重由9%上升到19.3%，而非洲從7.7%上升到12.5%。雖然調整后的國家都出現了較高的經濟增長，但這些國家的國際債務和貿易赤字卻在上漲，社會狀況在惡化。

　　陷入危機的國家需要吸引更多的外資進入，政府壓制工會，降低工資、福利和勞動條件，為外國公司提供了特殊的稅收減免和補助，放寬了環境保護法規的執行力度。“為了吸引像您這樣的公司……我們夷平高山、砍光叢林、填平沼澤、讓河流改道，重建城鎮……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為了您在我們國家能有一個更便捷的做生意的環境。”——1975年菲律賓政府在《財富》雜志上做的這則廣告最為典型。

　　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設定的框架下，幾十個國家都希望通過增加自然資源和農產品的出口來提高自己的外匯收入，促使了所出口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下降，加上關稅壁壘的降低，國內對進口產品的需求日益增加，促使被調整國家貿易赤字和債務持續增加。

　　世界銀行援助的工程項目和結構調整計劃通常都會帶來這樣的后果——外來援助的贏利通常是用來使人們更加依賴進口技術和專家，用來鼓勵依賴進口的消費生活方式、投資和腐敗，用進口商品取代國內生產的產品，用于把數百萬人口從他們賴以生存的土地和水源上趕出去——這些援助通常都對發展起了反向的作用。

　　在三大國際組織的推動下，20世紀后半葉，公司全球化獲得了極大發展，導致了同行業的集中，許多公司的影響跨越了國界，在全球范圍內得到加強。經濟學家們認為，當4個最大公司占據了40%的市場份額的時候，國內市場就會具有壟斷性。如果5家最大的公司所占份額超過了50%的全球市場，那么這個市場就會被認為是高度壟斷的。

　　《經濟學家》雜志曾經報告了12個全球性產業中五大公司的集中系數，其中耐用消費品部門最大的5家公司控制了70%的全球市場。在機動車、航空業、航空航天、電子元件、電力和電子的鋼鐵業中，最大的5家公司控制的股份都超過了50%。在石油、個人計算機和大眾傳媒業中，5個最大的公司占據了40%以上的銷售份額，顯示出強烈的壟斷傾向。

　　大公司壟斷的結果就是小公司減少，根據科頓的統計，從1935年到1989年期間，美國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美國小公司卻從680萬個減少到不足210萬個。而世界前100個經濟體中，就有50個是公司，1991年全球最大的10個公司的銷售總額比世界上最小的100個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的總和還要多，而目前只有可能差距更加擴大。

　　世界上最大的200個工業公司只雇傭了1%的世界人口的1/3，但卻控制著全球經濟產量的28.3%。除金融機構外，世界最大的300個跨國公司擁有大約25%的世界生產性資產。科頓認為，全球發展的趨勢是“市場和生產性資產的控制權正日益集中到一小部分公司手中”，“公司巨頭們正在裁減人員，但卻沒有減少自己對市場、金錢或者技術的控制”。

　　沃爾瑪控制消費者？

　　零售業原本只是一個附屬在生產性公司背后的一個行業，生產什么、怎么生產和銷售什么完全由生產企業來決定，但零售業的整合、沃爾瑪公司登上世界500強之首的位置改變了這一局面。美國《商業周刊》認為“他們正在告訴包括最大的制造商在內的所有制造商應該生產什么、產品應該是什么設計和尺寸、裝運多少以及什么時候裝運”。

　　“零售巨頭們是聲名狼藉的，因為他們會經常操縱供應商之間的競爭，會突然把他們的供貨來源從國內公司轉向諸如中國、孟加拉國這樣低勞動力成本的國家。當小制造商們的主要市場消失之后，他們中的許多人突然發現自己破產了。即使寶潔公司這樣的制造業巨頭，由于缺乏自己的銷售渠道，他們也承受著零售業巨頭們壓低價格和利潤率的強大壓力。”

　　《商業周刊》提出一個警示：“如果大零售商的增長消滅了太多的小公司，并且迫使更多的大公司躲避風險……零售商和維持他們生存的供貨商之間的緊密聯系可能最終會導致消費品價格的上漲，以及創新性的消減。”

　　如果從今天的法律關系上來講，沃爾瑪只是一家企業，只需要根據企業設定的章程履行自己的責任。但沃爾瑪成了一家非常特殊的企業，在世界范圍內，沃爾瑪是5次登上《財富》雜志世界500強的企業；對生產者來說，沃爾瑪意味著一個難以抗拒和不得不依靠的銷售渠道，因為別的銷售渠道越來越少；對消費者來說，沃爾瑪是平價消費品的提供者。

　　從供應鏈的角度講，一個無所不包的沃爾瑪就像一個世界，而任何的企業，即便做得再好，也只是這個世界的組成部分。而在銷售終端不斷地減少到只有為數不多的一張網絡的時候，沃爾瑪對于供貨商來說，就是全部世界。從這個角度講，沃爾瑪就是一個企業之上的企業，公司之上的公司。

　　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這種來自世界的感覺還沒有傳遞到中國企業的身上。記者在采訪中發現，許多中國廠商對沃爾瑪超市開出的訂單，并沒有欣喜若狂，仍然因為利潤太低而拒之門外。不知是否因為市場發育遠遠沒有成熟，沃爾瑪跟強大的中國制造商還沒有談判的機會，沃爾瑪只能和一些超小型的黑工廠合作，才能實現自己“天天平價”的策略。

　　根據一些供應商的反映，只有沃爾瑪向他們索要產品合格的檢驗報告，但目前建立在黑工廠基礎上的沃爾瑪供貨體系，究竟質量控制怎么樣，可能只有用媒體曝光的產品質量安全問題和國家有關部門檢查出來的問題作為注腳，只能用那些被沃爾瑪店內商品造成損害的消費者的生命和健康作為說明。

　　眾所周知，許多黑工廠生產的產品，已經嚴重影響了中國市場，他們讓消費者受害，讓同行業正規的企業利潤減少甚至虧損，他們讓政府管理部門頭疼。而沃爾瑪與這些黑工廠的合作，隨著沃爾瑪在中國的擴張，開店數量的增長，競爭的加劇，小商店會不斷虧損倒閉，對中國正規的廠商究竟意味著什么，不言自明。

　　雖然沃爾瑪否認了削減訂單的傳聞，但是作為一家跨國企業，是否削減在某一個地方的訂單，是企業的自主權之一，沒有任何人能夠阻止。而我們熟知，雖然中國的人力資源便宜并成為許多地方政府炫耀招商引資的資本，但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還有一些國家人力成本更低，工廠設備和管理也更差，但是那樣的血腥合法，成本也更低。從利潤最大化的角度來看，沃爾瑪轉移訂單也是應有之意。

　　每個人在作為消費者的同時也是生產者，中國已經加入到WTO，關稅總體水平已經大為降低，在有沃爾瑪商場的地方，地方民眾將有可能在自己2億元的商品銷售不出去的時候還要另外支付2億元購買來自地球另一端的工廠生產的產品，而那些工廠有可能也是一個黑工廠，也許每一天都發生著合法的苦難和血腥。

　　每個消費者都喜歡價廉物美，在自由市場購買商品的時候都學會了砍價，貨主只要有利可圖就可以達成交易，這樣的交易方式極大地支持了本地的產業。但是如果在沃爾瑪消費，我們在享受來自遙遠地域的產品和難以想象低價的同時，卻讓自己生產的產品放在倉庫內，讓自己最后變得一無所有。

　　消費者購買商品都希望能夠保證安全、健康、有效，最不濟也要找到承擔責任的人，可是在沃爾瑪店內，所購買的商品假如來自黑工廠，將找不到承擔責任的人，找沃爾瑪嗎？需要拿出證據來！但已有的沃爾瑪處理糾紛的方式告訴我們，沃爾瑪是一家并不坦誠的企業，消費者要拿到沃爾瑪承認的證據，是一件困難的事情。

　　如果購買的商品來自地球的另一端，大部分的消費者將沒有可能追溯那些商品的來源，我們就只能憑沃爾瑪銷售經理喋喋不休地介紹他們的標準，把命運押在那小小的不知來源的商品上。

　　從下游控制上游的產業鏈的角度來看今天的產業，消費者的權力最大，消費者的聯合可以促使產業鏈的上游各環節公平交易，有利于消費者。但因為消費者的零散和各自為政，這個終端就根本不存在，就成了消費者的上游企業——沃爾瑪之類的零售企業在發揮作用，用世界的眼光來看，沃爾瑪不僅通過自己的商店控制了生產者，也控制了消費者。

　　有的人寄希望于政府能夠解決沃爾瑪等類型的企業損害消費者的問題，但我們發現，政府并不僅僅是消費者組成的政府，而是由生產者、流通商和消費者組成的政府，在小生產者逐漸被大型的流通商控制的背景下，消費者的各自為政，就注定了政府的難有作為。

　　從商品流通的角度來看，有四種方式可以建立生產者與消費者的信任關心，第一種是通過私人的關系，就比如親戚、朋友、同學、同事這樣的關系，可以對某一種產品完全信任，不足的是這種信任關系的成本太高；第二種通過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合作關系，就比如固定的合作社與社區的合作，公司與公司之間的合作關系，可以構成基本的信任；第三種就是通過公司建立公司品牌，只要經過嚴格控制，品牌就能夠被人接受，從而對公司產生源源不絕的利潤和動力，這是當前世界上最流行的方式；第四種是自由市場上國家的一般管理，目前許多市場的抽檢合格率達到99%以上比比皆是，但仍然出現了許多安全事件和人命問題。

　　相對于今天的主流商業模式來說，第二種模式即合作社與社區、組織與組織之間的合作模式能夠讓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建立直接的關系，并且能夠讓產品的生產和流通過程變得可追溯，能使生產者與消費者之間產生最基本的信任，能夠讓人們找到傳統的人與人之間信任的感覺，雖然并不是目前所流行的模式，但已經悄悄存在了一百多年。

　　沃爾瑪的模式屬于第三種類型，雖然沃爾瑪一再宣稱有嚴格的質量控制，雖然沃爾瑪一再宣傳它的道德標準，但是沃爾瑪作為一家不坦誠的企業，究竟是否依據這些標準執行，沃爾瑪并沒有主動公布并允許社會公眾調查了解它的信息，發生在沃爾瑪商店里的商品質量問題和記者調查了解到的黑工廠問題表明，沃爾瑪并沒有執行這些標準。

　　在中國加入WTO的背景下，中國所執行的關于產品質量、食品安全等方面的技術標準，也需要符合WTO成員國的最低標準，否則中國將會面臨罰款或者永久性的制裁。作為WTO框架下最大型的世界最大跨國零售企業，執行國際標準是應有之意，究竟能夠在多大程度上維護消費者利益和生命，目前仍然是一個未知數。

　　今天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TO的框架下，整個世界連接到了一體，在這個世界上，投資和金融、知識產權和進出口都能夠暢通無阻，但是勞動卻被限制在一個又一個的國界范圍內。沃爾瑪是這個世界里的優秀代表，正在以所謂的國際標準為標準，在全世界開店，復制美國的奇跡。

　　許多人發現，因為公司組織的全球化，沃爾瑪這樣的企業對整個產業鏈的控制越來越走向固定化和模式化，對生產者和消費者的控制也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人們的權利正受到嚴重威脅。

　　1995年9月，已經被趕下臺的前蘇聯總統、諾貝爾和平獎得主戈爾巴喬夫在美國舊金山的費爾蒙特大飯店邀請了世界500名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家、經濟界領袖和科學家開會，將未來的社會簡化為“20比80”的一對數字和“靠喂奶生活”的概念——全世界只需20%的居民勞動，即可生產出供世界享用的全部商品和提供它所需要的第一流的服務，他們將因此而積極地參與生活、掙錢和消費；而另外80%的人將會作為無用的失業者而沒有固定的工作崗位，只能期待從鄰里救濟會、體育運動企業，或者所有社團組織那里獲得慈善捐贈。

　　這意味著可怕的結論——在未來的社會里，80%的人將被排擠出局！那么，人類的問題出在哪里？是不是公司發生了異化并控制了今天的世界？人類的出路在哪里？有沒有另外一種全球化，建立在人的平等和貿易的公平上，讓生產者和消費者、市民和農民、知識分子和沒有掌握知識的人，在沃爾瑪這樣的公司之外聯合起來，建立一個民治、民有、民享的世界？

　　后記

　　期待勞動者的聯合

　　《市民》主筆 黎光壽

　　超大型連鎖零售超市這種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產生并發展壯大的商業模式，已經成為今天城市居民日常消費主要選擇。

　　沃爾瑪公司由美國零售業的傳奇人物山姆·沃爾頓先生于1962年在阿肯色州成立，以其嚴格的管理和卓越的經營能力和經營策略，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沃爾瑪公司已經成為美國最大的私人雇主和世界上最大的連鎖零售商。

　　2006年底，沃爾瑪以6956家的門店數量，3511億美元的銷售額、190多萬名員工的規模，超越了世界上任何一家公司，連續第16年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零售商，第五次位列《財富》世界500強之首。

　　今天，沃爾瑪已經將自己的觸角延伸到全球14個國家，每周光臨沃爾瑪的顧客1.76億人次。從1996年登陸中國起，沃爾瑪中國已在全國共46個城市開設了83家商場，2007年初，沃爾瑪宣布收購好又多超市101家門店，開始了在中國市場上的新一輪擴張，在中國國民生活中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沃爾瑪承諾的低價和質量保證讓人流連忘返——節約是人的天性和美德，沃爾瑪聲稱它的天天平價政策給人們節約了錢財，讓人們可以用同樣的錢辦更多的事兒。

　　但也有人指責沃爾瑪——說它破壞了市場競爭！侵犯了工人權益！控制了生產者和消費者，在天天平價的幌子下，賺取超額利潤……

　　沃爾瑪對人們的指責也有過申辯，但更多時候選擇了沉默。由于沃爾瑪在信息公開上的高度保守，沃爾瑪中國發展的具體數據卻由于種種原因遠遠不夠完整。市面上出版的直接以沃爾瑪為主題的圖書不下十種，但鮮有對中國沃爾瑪具體發展版圖的描繪。

　　一個常見看法是沃爾瑪中國行事比較低調，很少公布自己的有關信息，拒絕任何類型的調查。另一顯見原因是中國本地中立客觀成熟的調查機構尚未發展起來，對沃爾瑪的研究還是限于對海外研究的傳入和沃爾瑪管理經驗的解讀。

　　我們對沃爾瑪抱有濃厚的興趣——我們想知道沃爾瑪這樣一個巨型零售企業的供應系統是什么樣的；如何與代理商、生產商打交道；低價是如何實現的；供貨商如何從低價的供貨中獲得利益；生產商為了保持低成本如何生產，是否降低了對產品質量的要求；供貨商的工人究竟過的是什么樣的生活；生產原料的農戶是否受到影響……

　　從2006年底開始，廣東人文學會與《市民》就開始了這項工作的準備，2007年1月份，我們開始進入沃爾瑪超市進行一些前期了解和調查；3月份，我們終于踏上了尋找沃爾瑪平價商品背后真相的道路。

　　我們最初想法是通過客觀中立的調查研究，展開對沃爾瑪在華十年發展的整體戰略的了解，透視其在中國的擴張版圖，了解沃爾瑪中國供應鏈各環節運行。我們希望這項工作可以給國內研究者、商業從業人士和普通消費者認識沃爾瑪提供一手的具體數據，也為在WTO架構下如何認識巨型跨國零售超市在中國的擴張路線提供方便。

　　2007年5月下旬，主體調查活動基本結束，我進入研究、整理和寫稿的階段。這時我進一步從互聯網以及國家公開出版的一些書籍、統計數據和沃爾瑪公布的資料中尋找可以采用的資料，經歷了復雜的搜集、整理、提煉的半年工作之后，終于形成了這份報告。

　　在這份報告里，我力爭對自己所希望了解的問題和所發現有一個客觀的描述，力圖揭示事情真相，希望讀者能夠從中得到裨益。值得說明的是，這次研究對象雖然選擇了沃爾瑪，但僅僅把它當作一個代表，以它為一個案例展開了調查研究，目的是要通過它了解整個行業的狀況，任何問題并不針對沃爾瑪，也拒絕事先設定觀點。

　　在對沃爾瑪這一家具體的跨國連鎖零售企業的問題上，我們希望它不要忘記自己所倡導的企業社會責任，不要忘記它一直要求的供貨商的道德標準，希望它在利用這些工具對待供應商的時候，能夠時時刻刻嚴格要求自己，無愧于全世界給予它的榮譽和美譽。

　　我們深刻地意識到，全球化的時代已經來臨，尤其是在中國加入WTO以后，中國融入到世界大家庭的速度更快了。在這個時代里，閉關鎖國是一件愚蠢和不可能的事情。但是我們也看到，今天的全球化有兩種全球化，一種是跨國公司的全球化，跨國公司在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WTO的框架下正在拆除一切國家的藩籬，將自己的勢力向全世界延伸。

　　另一種是人民的全球化，可以說是勞動者聯合的全球化，就是在跨國公司全球化的背景下，全球人民應團結起來，在應對跨國公司全球化的政策和方法上，應當步驟一致。這種觀點更推崇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所表述的“消滅極端貧窮和饑餓”，倡導社區的自我服務和發展，倡導地區的小型企業和大型企業發展，地區經濟能夠健康循環。

　　政府在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尤為重要，美國自從1876年以后的總統選舉就已經被公司控制，故而美國政府在過去一百多年的政策和今天的政策主要為跨國公司服務。而中國是一種與美國完全不同的體制，公司的權利是在政府管制下的。我希望我們國家在全球化路途中走出特色，在招商引資促進經濟發展的同時，把消除貧困、改善福利、發展教育和醫療、降低孕產婦死亡率和新生嬰兒死亡率、促進環境的可持續發展放在工作首位，縮小貧富分化、構造和諧、發揚民主，保護好中國公民的利益。

　　值得說明的是，這一項調查研究活動只是將沃爾瑪公司作為一個案例進行研究，我先后與沃爾瑪公司的高靜和董玉國先生聯系過，希望能夠采訪沃爾瑪的新任中國區總裁陳耀昌先生，可一直未能如愿，作為媒體從業人員，我已盡到了責任，只能對沃爾瑪因為不合作造成的結果表示遺憾。

　　感謝廣東人文學會會長郝元文先生和市民雜志社社長曹光哲先生，為本次調查研究活動能夠順利展開和完成，他們給了我特別授權，希望我們安心將調查順利進行，倡導、深化和豐富企業社會責任的內容和內核，在報告一再拖延的時候，他們沒有逼迫我讓我放棄，仍鼓勵我要把這份報告寫好，給世界一個交代，給時代一個說法。

　　感謝與我一道工作并付出了艱辛勞動的同事吳飛，他負擔了從廣東汕頭到上海的沃爾瑪供貨商查訪工作。感謝參與這次調查的志愿者，他們分別來自北京、天津、貴陽、深圳、上海等地，因為他們的努力，我們對沃爾瑪供貨商的調查研究活動才得以在如此廣泛的地域展開并堅持。感謝深圳市供貨商聯合會、中山市服裝協會、汕頭供貨商協會、汕頭市紗織服裝商會、福建省國際采購促進中心等機構在我的采訪中提供了方便。

　　感謝《公益時報》記者趙冠軍，他主持了2006年對沃爾瑪超市利益相關者的調查，這次報告里綜合了他調查和撰寫的內容。同時也感謝河南鄭州錦榮商貿城企劃部經理段淑文女士，她為我安排了采訪，讓我能用更多的企業來和沃爾瑪的供貨商進行對比。

　　還需要感謝山東莘縣的史朝旭、山東利津縣科技致富協會的會長王希軍、山東魯棉集團副總經理張共偉，他們在我們后期的棉農及棉花調查中提供了許多幫助。

　　最后感謝來自北京、天津、貴陽、上海、廣州、深圳、汕頭、杭州、福建等地一大批不方便透露個人信息的朋友們，有了大家的幫助，才方便了采訪，有了今天的結果。
　　（《市民》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