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零售巨頭沃爾瑪已在中國遍地開花時，沃爾瑪進駐印度之路卻荊棘不斷，從引發印度民眾不滿和街頭大規模游行抗議，到涉嫌違反印度的外匯法規而遭調查，再到被訴重金向政府游說迫使印度開放外商直接投資等，種種紛擾從2012年一直延續到了2013年。

　　印度為何抵制“沃爾瑪”？怎樣看待身邊“巨象”的經濟發展之路？中印在經濟發展上如何更好地向西方學習，并保持自己的獨立性？在日前召開的 “第二屆中印合作高峰學術論壇”期間，本報記者采訪了印度亞米堤大學商業和金融學院院長施普阿.邁特拉教授(ShipraMaitra, theDirector of Amity College ofCommerce and Finace,Amity U-niversity)和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沈開艷研究員。

　　印度零售業恐慌，源于制造業“短腿”

　　(以下簡稱記者)：中印兩國都將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作為強國之路。但相比中國，印度的開放戰略顯然相對保守。很多中國人很想了解，為什么沃爾瑪進駐印度之路會如此艱難。有學者分析，今天印度的服務業發展迅速，但零售業依然保持著自然經濟狀態下的很多特征，在此情況下，西方的工業化產品會像潮水一樣淹沒一切。是產業結構限制了印度外資的開放程度嗎？

　　沈開艷：在利用外商投資領域，中印兩國的情況不盡相同。目前，在印度，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于基礎設施、軟件、服務(尤其是IT)和技術上具有復雜性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簡單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如紡織、食品加工等不在主要投資范圍內。印度的制造業也一直保持依賴國內市場的模式，其日用品、家電、自行車、半導體硬件等制造業產品的質量都相對差一點。所以，當面對沃爾瑪帶來大量質高價低的制造產品時，受制于制造業“短腿”的印度零售業確實有些招架不住。

　　在這背后還需追問為何會出現這種 “短腿”。在開放模式上，與中國不同，印度選擇了保護性開放的道路，在吸引外來資本和發展外貿的同時，非常重視本國企業的發展，因此，印度培育了像塔塔、信實、Infosys(因弗塞思公司)等優秀的大型民族跨國企業，但也保護了一批競爭力不強的小企業，其國內經濟發展的對外依存度也相對較低。長期以來，印度企業已經適應這種相對鼓勵內資、限制外資的產業政策，所以，開放零售市場會讓很多人感到巨大沖擊。

　　除此之外，對全球大型零售外資的懼怕還有多個原因：一是與當前的印度經濟形勢相關。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印度經濟沒有進入預期的回升通道，通貨膨脹較高，在經濟局勢不是特別穩定的情況下，推出頗具爭議的改革措施，必然會造成經濟局勢的震蕩。二是與印度的零售模式和消費習慣相關。近百年來，印度人已經習慣了小坊鋪的模式。有數據顯示，印度整個零售市場每年份額約4500億美元，其中大型超市僅占7%。三是跟印度國內的黨派紛爭相關。

　　施普阿.邁特拉：中印都選擇了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道路，但中國的對外開放起步更早，開放程度較大，利用外資規模更大，而印度對外資的限制還比較多，例如，外籍勞工簽證制度不夠便捷、限制一些產業的外資進入領域和外資比例等。在印度現代化和工業化道路上，最大的問題是印度的改革，而印度經濟改革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印度對外資的開放程度。我認為，印度應當增加對外開放。

　　中印產業模式有其必然，也各有缺陷

　　記者：近20年來，中印經濟都創造出“世界奇跡”，但走的路卻不同：中國遵循著傳統工業化發展模式，制造業發展迅速，被譽為“世界工廠”；在印度，則是服務業撐起經濟半壁江山，特別是信息技術服務領域，印度正在成為越來越多歐美企業的“世界辦公室”。從產業結構看，印度更接近發達國家，但印度的跳躍模式可持續嗎？

　　施普阿.邁特拉：在印度，農業約占經濟總量的18%、服務業約占70%、制造業僅占剩下的百分之十幾。這種產業結構與印度的資源稟賦特征相關，包括印度的高等教育體系較為發達、勞動力英文好、勞工市場傾向于高技術行業等。過去20年間，信息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帶動了印度經濟的騰飛，并使印度的信息服務業享譽世界。

　　但是，印度也在考慮如何提升制造業比重。目前，印度60%的勞動力依然在從事農業，印度經濟要想進一步發展，必然要將大量的勞動力從農業領域釋放出來，轉移到其他產業。但從農業領域轉移出來的勞動力教育水平偏低，不太可能直接從事服務業、信息產業等，而更可能從事制造業。對印度而言，發展制造業既是經濟發展的戰略需要，也是勞動力轉移的重要產業平臺。

　　沈開艷：中印分別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辦公室”既與兩國的資源稟賦相關，也與兩國的開放時機有關。

　　中國1978年開始改革開放。而上世紀80年代初，正是全球產業轉移浪潮興起的時候。國外制造業面臨產業飽和、污染上升、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多重瓶頸，制造業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成為一個世界趨勢。而中國擁有巨大的消費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低廉的土地價格和商務成本，以及具備一定基礎的制造工人隊伍。所以，中國制造業快速發展，并使中國走出了一條從農業到工業再到服務業的產業升級路徑。

　　1991年印度啟動改革開放。那時正是全球信息化浪潮風起云涌之時。利用信息技術加強與世界的聯系，成為當時世界經濟發展的主流。信息化的快速發展必然需要大量的生產者，印度國內的人力資源優勢等幫助印度抓住了這個契機。所以，印度在參與全球信息技術產業發展中快速發展，使印度的主要產業從農業一躍到服務業，直接進入后工業化國家。

　　中印分別成為“世界工廠”和“世界辦公室”，以及兩國經濟的迅速崛起，都與在合適的時間利用跨國公司的全球產業分工有關，是一種歷史必然。回頭看，中印兩國都走對了。要比較，只能是往后看。某種程度上說，再往下走，兩個國家的現有產業模式都有問題。打個形象的比喻，印度的經濟主要靠服務經濟，缺少產業支撐，像基礎不夠堅實的空中樓閣，例如，目前印度全國沒有一座城市有完整的24小時供電系統；而中國的樓很結實，但材料用得太多了，污染、重復投資等弊端顯現。在今后的發展中，中國“龍”和印度“象”誰先突破瓶頸、實現轉型，誰就會贏得未來的發展空間，其經濟社會的發展速度和質量也會明顯提高。

　　擺脫西方預設，“龍象”可以“共舞”

　　記者：同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印，都面對著通過現代化實現強國夢的歷史使命。而現代化很大程度上是一個追趕西方或向西方學習的過程。如何看待向西方學習的現代化之路？印度的官方語言是英語，這給印度學習西方以及印度經濟崛起更多便利嗎？

　　施普阿.邁特拉：英國殖民印度近200年，這使印度人更為了解西方思想和文化。但真正的印度不是一個僅僅被英語建構的國家，而是在印度民族文化基礎上融合了外民族思想文化的國家。就現代化而言，中印有各自的發展模式，西方也有他們的發展模式，彼此應當相互借鑒，而不是強加。也只有保持自己的模式才有可能實現現代化。

　　沈開艷：英語作為印度的官方語言，使其在現代化道路上更加便利，但不能說一個國家的現代化完全得益于甚至依賴于某種語言。一個最好的印證就是：1978年時，中印兩國的經濟總量相近，人均GDP都在350美元左右。但幾十年來，印度還在說英語，中國還是在說中文，而現在印度的經濟總量僅為中國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不能僅以英語或向西方學習來界定現代化的含義，現代化還意味著必須要走出一條有自己國家和民族特色的強國道路。這個過程中，有自己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遠遠比會英語更為重要。

　　記者：電影《貧民窟中的百萬富翁》在中國熱映，很大程度上因為它獲得了西方主流的電影獎——奧斯卡獎。有學者也提出，中印經濟比較在全球很“熱”，但更多的是西方人眼中的中印。如何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中印比較，回歸我們彼此眼中的中印？

　　施普阿.邁特拉：印度與西方接觸時，確實存在這樣一種現象，即總是我們在傾聽他們。這種現象在中國或多或少也存在。這某種程度上反映出西方對我們的意見主導。19世紀末，印度一位著名學者在美國芝加哥發表了一個演講，闡述印度的文化，得到了出乎意料的好評。這讓印度人認識到，要學會推銷自己，即相信自己的傳統，積極向別人闡述，別人是會理解的。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核心，是建立平等的對話。中印都要積極向西方宣傳和講述自己的理念。在學術領域和實踐領域，都是如此。

　　沈開艷：過去，我們看印度時，首先看到的是印度的不足，這種情況同樣也存在于印度。這與我們接觸到的彼此，大多是新聞中、電影中的彼此，是西方人講的彼此有關。

　　進入21世紀以來，中印經濟快速發展，綜合國力增強。這次全球金融危機以來，中印經濟保持了較好的發展態勢。西方國家也覺得未來很可能是東方的世界。亞洲崛起靠誰？日本的經濟體量雖然很大，但是增長速度不快，所以，人們將更多的眼光放在中印兩國身上。這給中印比較擺脫西方中心主義提供了很好的機會。以前研究中印關系，西方學者走在前面。今后，我們應當努力趕上，通過中印學者自己的比較，擺脫西方預設的“龍象之爭”的思維框架，闡發“龍象共舞”的主張。
　　（解放日報 記者李小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