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即將過去的2007年，“國有商業航母”無疑是零售業繞不過去的關鍵詞。當業內繼續對“百聯模式”反思的時候，其效仿者———武漢商聯（集團）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武商聯集團”）于5月16日正式揭牌。與此同時，北京西單友誼集團、王府井百貨集團、城鄉貿易等三家重組的消息也不絕于耳。
　　
　　事實上，在如何打造國有商業航母這道考題前，各地政府的教訓遠遠多于經驗。在我國市場經濟日益成熟的今天，利用行政力量組建“商業航母”并非國有商業企業改革的全部，而只是國有商業做強做大的萬里長征的第一步。

　　“百聯”標本

　　目前我國國有商業企業改革或者說國有資本退出歸納起來有以下幾種情況：一是國資“全面退出”，像東北、西北地區等。二是通過股份制改革在結構上適當調整。三是政府通過行政力量強勢整合，組建商業航母，如上海、重慶、北京、武漢等。

　　自從百聯集團的大手筆案例產生后，“百聯模式”似乎被業界尤其是各地政府所更多地推崇。尤其是今年武漢國資委在重組武漢商業過程中，在權衡了百聯模式和“民資嫁接”方式后，最后決定決不吸收戰略資本，更是將“百聯模式”演繹到了極致。

　　當然，這種模式的好處在于通過行政性的資產合并重組，將產業集中于商業流通領域，之后通過整體上市融資，可以做大做強、增強整體實力，最終實現與以沃爾瑪為代表的外資零售大鱷抗爭的戰略目的。

　　眼下，越來越多的人擔心本土商業是否會成為開放的犧牲品，擔憂沒有超級長線資本進駐的本土商業何以抵抗來自瘋狂擴張的國外超級大鱷的蠶食，感嘆我國國有資本的弱小。或許，當自由市場規則明顯有利于占盡優勢的龐大的國外資本，當博弈雙方力量相差太懸殊，而這個行業又事關國家經濟安全的時候，通過國有股轉讓方式進行國家資源整合，是離市場方式最近的一條改善實力平衡的捷徑。

　　不過，有專家直言，對抗沃爾瑪們的做大做強僅僅是重組的表面動因，更深一層的動因還在于：在向“市場經濟國家”轉型的進程中，產權多元化、國有資產淡出沒有明顯競爭優勢的商業零售領域是大勢所趨，而要實現戰略性的轉移，國有的商業零售企業必然要通過行政或市場的重組手段進行改制。

　　對于各地紛紛組建商業集團，上海某商界人士也強調，就是對國資退出方式途徑的探索。他認為，如果上海幾大商貿集團的國資只是簡單地依據賬面價值退出，方法可能比較簡單易行，但是國資沒有實現它的最大價值，是要吃虧的。而通過整合，把百聯做強做大，也就是把國資的蛋糕做大，在此基礎上再以實現股權的多元化退出，就可以使得國資在退出的時候實現收益最大化。不然在組建百聯集團時，除了華聯、一百、友誼之外，經營不善幾乎資不抵債的上海物資集團就不會被納入其中了。

　　百聯集團原董事長張新生曾在公開場合也表示，百聯集團將采取“包裝整合—壯大規模—股權轉讓—國際化”的改制模式，通過這種模式，國有資本如果退出可以賣個好價錢；如果不退出也可以繼續保值增值。而在某種意義上講，重資產、輕企業正是百聯模式的精髓。

　　因此，單純從產權上講，作為國企資產的所有者國資委，他們通過整合的方式來調劑資產于法于理無可厚非。尤其是在國有企業，由于一系列的歷史遺留問題，單純靠企業自身來運作還遠遠不夠，所以在重組過程中政府的介入很有必要。

　　代價昂貴

　　盡管在組建“商業航母”問題上至今仍爭議不斷，但上海、武漢、重慶等地依舊按原有的思路行事，甚至依靠行政力量和行政思維去經營整合后的優良資產。當然，政府也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目前，凡是重組后的新集團的高級管理層基本上還都是行政任命，管理體系沒有發生根本變化，錯綜復雜的人際關系和糾纏不清的利益關系，使“洋人”羨慕不已的優質資產和龐大的中央采購能力無法得以發揮，專業化管理難以實現，國有資本的控制權和股東利益最大化之間始終無法取得較好的平衡。

　　中國社科院財貿所趙萍博士曾經不無感慨地說：“流通業中，很多合并的成果中，業務模式和采購渠道仍然分道揚鑣。”

　　一家外資零售商也表示：“在國外，要進行企業之間的合并重組是一種市場行為，企業對各自的資金支配、人員先做好統籌安排，再坐下來談合并的事宜。”在他們看來，這些由政府“撮合”而非市場形成的商業航母，雖然能夠形成規模優勢，但規模并不等于核心競爭力，凱瑪特已經發展到很大了，而最后的破產也就是瞬間的事情。

　　現在不妨看看百聯集團的現狀。2006年，百聯集團突發人事震蕩。先是集團董事長張新生在當年4月被調上海市經委；5月，集團總裁王宗南兼任新光明食品集團籌備組成員，8月便正式調任光明食品集團董事長。百聯集團2007年經濟工作研討會上透露的信息顯示，2006年該集團銷售規模為1400多億元，主營業務收入600多億元，但利潤只有9億元左右。最近，坊間又盛傳，張新生有再回百聯集團的可能。

　　除了人事任免的繁雜外，這些“商業航母”都將面臨業態整合如何體現利益最大化的問題。百聯集團中，著名的“華聯”品牌蕩然無存，被新華傳媒“借殼”，這讓許多熟悉華聯的人唏噓不已。武漢中商也面臨著這種命運———從目前來看，武昌中南路上的中南商業大樓、中南百貨和中南購物中心所形成的商圈，儼然與武廣、世貿以及新武商形成的商圈遙相呼應，一旦“中商”品牌消失，很多已經存在的巨大品牌知名度和競爭優勢也會喪失。

　　興業證券分析師認為，目前市場對于具有整合概念的企業普遍看好，但武商聯集團成立后短期難見具體整合步驟。武商聯集團自己也承認，由于歷史原因，鄂武商、武漢中百、武漢中商3家上市公司的同業競爭問題還將在一段時期內存在。
　
　　至于西單友誼集團、王府井百貨集團以及城鄉貿易3家企業的重組，業內人士也大都持謹慎態度。一個理由是，西單、王府井都是京城商業的金字招牌，重組肯定會造成商業品牌損失。

　　謹慎行政

　　然而，正如地域性很強的零售行業一樣，各地國有商業企業乃至政府部門都有著各自的特點和情況。

　　例如，掛牌后，武商聯集團將分別持有鄂武商A、武漢中百、武漢中商17.23％、10.10％和45.81％的股份，但問題是，武漢市政府對3家上市的控制力究竟有多大呢？公開數據顯示，武漢市國資公司在3家上市公司中所占的股份，最高時分別為41.94％、19.62％、59.32％。

　　顯然，武商聯集團控股后，3家公司股權依然分散，特別是“銀泰系”在二級市場依然有增持的可能，其在聯交所上市之時也明確表示將拿出大量資金用于收購，但一年內應該不會與武商聯集團正面交火。目前，浙江銀泰百貨穩坐鄂武商A的第二大股東位置。

　　其次，從外部環境看，武漢市此時重組商業是不是為時已晚呢？一位武漢商業企業的董事長表示，上世紀９０年代末期政府初次提出重組商業時，他非常贊成。那時候武漢的外資并不很多，如果重組成功還能與外資一較高下。

　　隨著零售業全面開放，外資商業在武漢投資迅速增長。沃爾瑪、家樂福、麥德龍等一批世界知名的跨國商業集團齊駐武漢，并已實現由單店向多店發展。更令武漢本土商業企業感到不平的是，這些國際巨頭不僅占據著黃金位置，而且還享受到許多“超國民待遇”。據悉，麥德龍在武漢的用地是免費的。武漢市政府甚至還對外資做出了“返還3年利稅”的承諾。這種情況下，商業重組還能取得與外資抗衡的預期效果嗎？

　　具體到北京市國有商業重組，商務部一位官員分析認為，上海百聯集團之所以能順利成立，與上海市政府對企業負債、人員等具有強大的消化處理能力有關；而北京市政府不夠強勢或許正是西單友誼集團、王府井百貨集團以及城鄉貿易3家國有企業遲遲不能重組的原因。

　　拋開這些技術上的難題，一些業內專家則從法律層面謹慎表示了對組建“商業航母”的看法。“《反壟斷法》之所以拖了13年才獲通過，難就難在對行政壟斷的態度上。我國零售業市場集中度不高，原因也在于行政壟斷。”一位業內專家認為，“流通業的本質要求商品各要素要自由流動，目前一些地方的不公平政策以及地區封鎖阻礙了流通業的健康發展。”

　　他舉例說，目前國有獨資流通企業以及外資企業“吃小灶”的現象還大量存在，這些企業往往能夠享受特殊的政策。“不管這些企業的市場份額有多大，政府的做法都產生了歧視，從而導致這些企業的市場份額不是通過充分競爭得到的，政府也有行政壟斷的嫌疑。”他進一步質疑，眼下由政府出面撮合的“商業航母”是否也屬于行政壟斷呢？

　　該專家表示，《反壟斷法》將對企業以及政府的慣有思維模式形成沖擊，像政府以前“抓大放小”的提法估計也得“掂量”一下了。

　　有人則反駁說，2003年我國出現“非典”疫情后，一些城市的商品被搶購一空，當政府決定緊急借調某大型外資零售企業的商品時，該企業卻表示需要向國外總部匯報。“正是從那時起，國家相繼出臺了一系列支持民族商業的政策，其中就包括加快培育大型流通企業。”

　　對此，該專家表示：“今后在政企分離的情況下，應建立政府花錢買服務的意識，可以規定外資流通企業在做大的時候必須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不做“婆婆”

　　時至今日，政企分開、所有權和經營權的分離已經成為耳熟能詳的詞匯。業內人士認為，對于“商業航母”，應該是讓優質的國有資源按照市場的法則去組合，讓這些優化組合后的資產給市場上最能干的人去經營。各地政府既然有魄力和能力打破利益關系的阻撓創建國家和區域級商業龍頭，勇敢和堅毅地邁出了第一步，那么，就沒理由不能跨出優化組合、任人惟賢、專業化管理的第二步。

　　毋庸質疑，以市場經濟的規律來考量，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引入職業經理人才是做大做強的前提。僅僅是通過在國有資產性質范圍內的行政性重組，不通過市場的手段嫁接多種經濟成分，重組后的企業依然是國有企業，其資產“所有者缺位”的問題還是在所難免。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黃國雄認為，沒有機制的轉換，重組僅僅是數量的擴張，這樣重組的企業不會走得太遠。他提出，國有企業并購重組，不要把同一種所有制、同一組織形式的企業強行捏在一起，必須引進外資和民營資本。因為同一所有制企業重組，機制沒有變化，這樣的重組，不是優勢一加一大于二，而是問題一加一大于二。資產重組的目的是促成機制的轉換，實現優勢互補。

　　“政府作為出資人，只需盡到自己相應的責任就行了，至于董事長等企業高層的變更一定要規范、透明，按現代企業制度要求去做。”北京工商大學教授洪濤認為，我國流通業的職業經理人機制雖然還不完善，但如果要更換企業高層領導，政府完全可以提出自己的候選人，經過董事會選舉決定。“政府不應該人、財、物都要管，要管那些企業自己做不了的事情。”

　　許多業內專家建議，政府應設立出資人機構，與公共管理職能部門分開，受政府委托集中統一行使國家所有權。行使公共權利的部門不再承擔出資人職能，形成政企（資）分開的體制基礎，但決不能成為“婆婆加老板”，直接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

　　去年，商務部商業改革司邸建凱司長在商務部網站“在線訪談”接受提問時也表示：“流通企業在做大規模的同時，一定要加快產權制度改革步伐，建立健全現代企業制度。”
　　（作者：超市周刊特約撰稿人 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