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百貨公司位于公共租界主要交通干道的南京路。公共租界是英國人開創的，所以在那里最早形成以英國人為主體的具有法律、裁判、警察、軍事等機能的全權統治的政治系統，而且，其全權統治的政治系統是公共租界存在的重要根源。但是，從另一個角度看公共租界的工商業，那里有"華洋雜居"的上海租界的另一個現實特征，即與政治活動相對照，作為中國人經濟活動之一的商業活動的比重極高，并成為其重要的不可欠缺的因素。① 如果從公共租界的歷史來看，在工商業的資本投入總額中，中國人投資達到了非常大的份額。特別是在商業方面，包括華僑在內的中國人投資凌駕于以英國為首的諸外國之上。理所當然，傳統的中國人創建的中小規模商業也占壓倒的多數。② 中國語所稱的"百貨公司"(百貨店或百貨公司，以下統稱"百貨公司")那樣大規模的零售業是19世紀后半期由英國人首創的，但在1910～1930年代的發展中，完成"上海百貨公司"的不是別人，恰好是中國人。

　　那么，上海的百貨公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1910～1930年代，公共租界有好幾個百貨公司。1917年，先有先施百貨公司(The Sincere & Co. Ltd. )，翌年永安百貨公司(The Wing On Co. [ Shanghai] Ltd. )在南京路浙江路交叉口一側開業。這兩個百貨公司的開設，使南京路客流量顯著上升，將其急遽地改變成上海最大的商業和娛樂之街。因此，先施和永安在南京路的發展史上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1926年，新新(The Sun Sun Co. Ltd. )百貨公司開業，1936年大新(The Da Sun Co. Ltd. )百貨公司也加入了。這些被稱為"四大公司"的百貨公司，除了銷售"環球百貨"即高級舶來品外，還開設很多娛樂游戲設施、旅館等，如此的一體化經營充分發揮了廣場、廟會的機能，使其成為一個充滿多彩的綜合性的都市型生活、娛樂中心的巨大設施，③ 并為考查民國時代上海商業和都市商業文化提供了某些重要論點。

　　本文考察日中戰爭時期上海的百貨公司行業。公共租界的商業即使在進入日中戰爭、亞洲太平洋戰爭以后也沒有改變"華洋雜居"的基本格局。當然，這里說的"華洋雜居"乃是"華"占壓倒多數的世界。本文最大的關注點是，南京路的百貨公司和上海的都市商業文化與日本軍事、政治行動及其他活動的關系是如何演變的。

　　有關上海百貨公司行業的先行研究，主要是以企業經營史的視點來進行，④ 而從都市史和都市文化史角度的研究，不得不承認，無論在質和量上都是不充分的。值得注意的是，南京路的百貨公司不僅作為大型零售店擔負了商品流通的新使命，也作為上海人及上海居住者的都市文化、生活、娛樂的領導者，具有極強的性格。這在考察戰時上海的時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忽視的。本文在留意此點的同時，首先闡明上海百貨公司行業在1930年代前作為都市型、多機能型設施諸多特性的具體狀態，其次來驗證它們在戰時是如何演變的。

　　一　1910～1930年代上海的百貨公司業

　　(一)西洋資本的"早期四大百貨公司"

　　百貨公司的一般特征是由股份公司組織，具有規模大、資金多、經營范圍廣等大型綜合商店的要素。在上海，19世紀后半期首先是由西洋資本的百貨公司開業，其次是以華僑世界為背景的中國資本于1910年代從香港、廣州進入上海，最終在上海進行了巨大的發展。

　　首先來考察西洋資本的百貨公司。在南京路外灘附近，從清末開始有福利、匯司、泰興、惠羅等4家西洋資本的百貨公司，稱"早期四大百貨公司"。清末，由于這些百貨公司的影響，許多中外商店進入南京路。20世紀初，南京路東端成為全國屈指可數的商業街。

　　在南京路，面向上海大眾開設了供應各種各樣商品的商店。首先開設的是西洋人經營的小型百貨公司。1847年，英國人Edward Hall在南京路、四川路東南角開店，銷售西洋食品，加工服裝、家具等，也為西洋居留民輸入各種商品。1858年前后，有位名叫Haltz的人物加入經營的行列，店名叫"Hall & Haltz"，中國名"福利公司"。這是上海最早的百貨公司。1892年，改組有限公司，除日用百貨外，從世界各地輸入品牌商品進行銷售，成為"環球百貨公司(銷售高級舶來品牌商品的百貨公司)"的嚆矢。⑤

　　匯司百貨公司(Weeks & Co. Ltd. )由英國人George E. York于1875年創設在寧波路、浙江路口，最初經營絹絲物、服飾業，1895年轉手給Thomas E. Trueman(1910年工部局董事)，場地也移往南京路、江西路口。1901年，業務擴大到經營家具，日用雜貨等。

　　泰興百貨公司(Lane, Grawford & Co. Ltd. )創設于1895年，是在香港登記的股份公司。位于南京路外灘，銷售毛織衣，服飾用品、食品雜貨、酒類、家具、船具、女性服裝、帽子等，當時有"去了'泰興'，世界上任何商品都能買得到"的說法。⑥

　　最后登場的惠羅百貨公司(Whiteawag Laidlaw & Co. Ltd. )，1882年創設于印度加爾各答，是一個在南美、南洋的大都市設有支店的世界規模的公司。1907年，在南京路、四川路口東北角開業，具有獨自的網絡，銷售世界各地的產品。最初的顧客主要是西洋人，1920年代以后，由于上海的中國人消費意識和購買力并不比西洋人低，其人口也遙遙領先，引起惠羅公司的注目，于是將顧客層擴大到中國人上層，由此獲得"早期四大公司"中業績排名第一的寶座。⑦

　　這些西洋百貨公司創立以來一貫采取向西洋居留民銷售高級品的營業方針。以后雖然也將部分銷路擴大到中國人上層，但是，面臨清末以來上海中國人社會急遽擴展的消費能力，以及作為其社會中心的都市中間層的出現及其數量增長的事實，歸根到底，他們不能準確地抓住中國人消費能力和消費心理的特質，不能充分認識上海新時代的到來即大眾社會化進展的事實，因而在經營方法上為墨守傳統，在開拓新資本蓄積的思路上也落后于人。正是這些原因，成為他們不得不將業界領袖的地位讓位給新進入上海的華僑資本的最大理由。⑧

　　(二)中國人(華僑)資本的"四大百貨公司"

　　這里是關于1910～1930年代，即日中戰爭前比較順利發展過程中的中國資本的百貨公司的研究。具體研究下列內容：最早進入南京路的先施百貨公司特征、從四個百貨公司大樓的構造來分析百貨公司的特質、南京路百貨公司籌劃的集客能力及其順利發展的理由、都市文化形成的作用。

　　1、作為先驅的先施百貨公司

　　與浙江路交叉的南京路西端靠近跑馬場的地方，清末以來是茶樓集中地。辛亥革命后，南京臨時政府為了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對華僑資本實行優惠政策，從1917年起，這一地域相繼開設先施、永安等華僑資本的大型百貨公司，南京路因此更加繁華起來。

　　最初進入南京路的是先施百貨公司。廣東省香山(中山)縣出身的澳大利亞華僑馬應彪在悉尼成功地經營水果批發生意，在香港及廣州開設百貨公司獲得根基后決斷進入上海。店名"先施"取自巴黎"邦·馬爾謝"⑨ 這個世界上最早的百貨公司表示經營信條的語言"Sincere"的中文譯音。

　　先施百貨公司從英國商人雷士德(Henry Lester)那里租借南京路、浙江路口的30年土地經營權，建造百貨公司大樓，于1917年10月開業。商場面積1萬余平分米，銷售商品1萬余種類，員工300余人。其新的經營有如下幾方面特征：

　　第一，打出"經營舶來品牌商品"的招牌，商品陳列整齊，而且都是高級商品，非日常必需品不上架。打破了傳統的專門店如南貨店、絹織物店、銀樓、鞋帽店、食品店、酒菜館的專門性與限界性。商品的種類不僅多，其多數還是中外的優良品。進入百貨公司大樓的顧客最初僅打算買衣料品、日用品的，卻不料進入了吃、喝、玩、樂什么都齊備的場所，這是上海從來沒有過的商店形式。商品的豐富與購物的便利，這是快樂生活的勝利。⑩

　　第二，明碼標價，發行發票。在商店里公示商品的價格能廢止顧客在賒賬和價格方面與店員討價還價的行為。發行發票，能減少百貨公司與顧客的沖突，具有增強顧客對商品和百貨公司信賴度的效果。(11)

　　上述經營方法，對高級商品采取正當又妥當價格，成為對無論什么樣的顧客都實行無差別價格銷售體制的先驅，因而取得了清末以來正在急遽增長的上海的中國人富裕層以及新的社會勢力都市中間層、工人階級上層等社會層的廣泛好評。(12) 此外，還實行給予店員周休(星期日)、最早雇傭女店員、銷售為數不少的國內各地優良商品和先施附屬工廠生產的商品。(13)

　　這些新的商業實踐，作為以上海消費構造變化和消費能力增強的顧客層增長及多樣化為背景的措施是有前景的，因而也是極其有效的。例如，從采用女店員來瞄準男性顧客這一招徠手法來看，即使在那個時代新顧客婦女、主婦層不斷增加的狀況下，這一措施也應該從根本意義的方面被看好吧。(14) 還有，先施的經營者在用語言宣傳"舶來品牌商品"的同時，也將品質好但價格相對便宜的國產品和自家工廠制造的商品與舶來品一起陳列，這種出于對可供不同層次顧客進行多樣化選擇的深切關心，是非常懂得大眾社會心理的做法。(15) 面向中國人的大型百貨公司在上海的出現是以大眾社會形成和發展為前提的，另一方面，百貨公司亦通過自身功能進一步擴大大眾社會，并使其不斷發展。(16) 先施百貨公司的經營方法是全新的，因而成為南京路商業改革的先驅。

　　繼先施百貨公司之后，1918年，永安百貨公司插入南京路，開設在先施的正對面。1926年，先施的西鄰又誕生了新新百貨公司，南京路與浙江路交叉點的周邊地區成為上海最有活力的區域。1936年，大新百貨公司在南京路、西藏路口設立，這一地域代表上海的"摩登"。

　　2、上海的百貨公司大樓

　　說起南京路百貨公司，無論如何也必須提及百貨公司大樓的特質。無論是東洋的建筑還是西洋的建筑，百貨公司的高層大樓外觀都是近代都市的象征和地標。那些如織的景觀和輪廓線構成都市歷史和文化的一環。另一方面，百貨公司大樓的內部構造如實地表達了經營者的企劃，它是講述那個都市文化和人們生活故事的地方。因此，考察南京路百貨公司大樓是非常值得的。(17)

　　先從先施看起吧。先施大樓外觀采用當時世界上最先進的古典式風格，與西洋相比毫不遜色。7層建筑，特別是在南京路浙江路方向入口處上方設計高塔，設置諧音的時鐘。"摩星塔"是先施用來對抗永安百貨公司高塔"倚云閣"而建造的先施標志性裝飾。時鐘的上方裝置刻有"先施"文字的大型霓虹燈廣告。大樓的南面、東面是模仿廣東、香港的騎樓(二樓突出在人行道上方)式樣。(18) 百貨公司內部豪華，最早在上海引入暖氣設備。1至3層是朝南京路方面的寬闊商場，設有24個商場部門，各層有巨大的樓梯相連接。大樓的西北部是倉庫用房，北側的天津路方面是先施化妝品發行所、東亞理發廳、浴德池浴室、先施保險公司等。先施從香港、廣東時代起就自行制造、銷售肥皂和化妝品。浴德池據說是1919年為與西安華清池競爭而建造的。1930年代初一度停業，1936年重開，營業面積達1200平方，跨越1～3層有6個部門，能同時接待230名客人，成為上海首屈一指的大型浴場。(19) 4層和5層有餐廳和旅館，上上下下可用電梯。前者名"東亞又一樓"，后者名"東亞旅館"。旅館客房里配備高級家具、電話、電風扇、衛生、暖氣設備，并有汽車和馬車迎送客人的服務。在百貨公司內開設旅館是上海大百貨公司的共同特征。即使在其前身的香港和廣東的百貨公司里也能看到。(20) 當時上海新式旅館有"三東一品之稱。1928年以前僅有這4家。(21) 大東旅社是永安百貨公司附屬旅館。高級旅館是"上、中流人們的休閑旅館"，客人中除少數旅行者外，大多是政客、高官、商家、紳士及富裕家庭的子弟們，"住宿的目的是尋求快悅的游戲"。(22) 6、7層是先施樂園，除茶室、餐廳、臺球以外，還有好幾個劇場，經常上演滑稽、歌舞、京劇、魔術表演等，也有放電影的，被稱為是十里洋場的"銷金窟"。此外，還有屋頂花園，配置美麗的花草盆栽，也是夏夜的納涼場所。(23)

　　郭樂、郭泉兄弟于1918年9月在上海創辦永安百貨公司，場地是先施對面的英國人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的所有地，租借契約為25年。建筑面積為30992平方米，商場配置與先施相似，但場地更加寬闊。1～4層是商場，分成44個部門。最初銷售的商品80％以上是英國毛織物、法國化妝品、美國電化制品、瑞士鐘表等進口品牌商品。陳列柜也采用進口大玻璃，這在上海開了先例。在一層朝南京路的地方裝飾了10個大型櫥窗服飾模特兒，不斷引起過路客的購物欲。6層和屋頂設置了大東旅社、大東跳舞場、大東茶室、天韻樓游樂場等住宿、娛樂設施。天韻樓是早于先施樂園以前的上海最早的百貨公司娛樂場。永安在大樓里還設有不動產部、保險部、銀業部(24) 等。此后，他們還買下了鄰接的樓外樓茶館，于1933年建造高92米、19層的新永安大樓，擴大了商場。這個在南京路上僅次于國際飯店的高層建筑，4層是旱冰場，7層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七重天酒樓。新永安冷暖空調完備、附有快速電梯的高層大樓博得市民的人望。入夜后，南京路上最閃閃發亮的霓虹燈塔閃爍著紅色的英語文字(Wing On)、綠色的中國文字(永安)，其光輝映出了南京路的摩登。新古典主義的永安大樓與美國風格的近現代主義建筑的新大樓勾畫出南京路獨特的輪廓。

　　1920年代，上海經濟重新吸引了更多的投資。1926年1月，作為華僑的原先施百貨公司司理劉錫基得到同鄉、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簡照南和廣東銀行李煜棠的援助，在先施西鄰的原會審公堂原址上創設了新新百貨公司。新新大樓是7層的現代主義建筑，商場配置也越發合理。例如罐頭、酒、煙草、文具、化妝品、金物、南貨(南方的特產品，海產品、火腿、干筍)、西藥、手帕、襪子、服飾等日用品都設置在一層，把在南京路游玩的行人引進店內。此外，新新也是上海商場中最早裝置冷氣空調的。(25) 設有餐廳、茶館、旅社等與購物相關的娛樂、住宿的手法也是一樣的。新新的最大特點是在6層設有用玻璃隔斷成小空間的演播室，進行無線廣播節目的播送。在世界最早開始無線廣播的幾年中，這里被稱為"玻璃的廣播電臺"，由于參觀的市民很多，媒體宣傳效果得到了非常有效的發揮，促進了商品的銷售。(26)

　　1936年1月，在南京路西藏路口登場的大新百貨公司10層建筑大樓由中國人設計，是中西混合構造的典雅、壯大的式樣。開設地下商場、設置供顧客使用的商場自動扶梯、冷暖空調等，都是在上海領先的。商場的正面用美國OTIS公司制造的連接1層與3層的自動扶梯，這是上海最早引進的，乘坐大新自動扶梯成為當時上海人快樂的摩登，其宣傳效果是極其明顯的。(27) 大新大樓從地下至4層是商場，5層是大新酒家和跳舞廳，6層以上，即10層巨大建筑的一半以上是娛樂場，配置有"天臺十六景"之稱的為數眾多的如雜技場、茶館等游樂設施和機構，也有京劇、話劇、滑稽、魔術表演、中國武術、電影等，其對顧客的吸引力是非常超群的。(28)

　　3、百貨公司培育的街

　　南京路的百貨公司，雖然以購物為中心，但是將旅館、娛樂、游樂場集中在一起的商業、住宿、娛樂設施完全營造了新水準的都市生活空間，提供了上海特有的新商業樣板。創業者們雖然沿襲了悉尼和香港、廣東的經驗，但這是在充分把握了與其不同的上海社會特性，特別是中國人社會的特性后得出的獨創性結論。這些百貨公司作為大型零售業與南京路傳統專門店、西洋資本小型百貨公司以及同行業者之間展開激勵競爭，娛樂場與鄰近的樓外樓、天外天、新世界、大世界等競爭，旅館與遠東、一品香等專業旅館、同業百貨公司的兼營旅館，以及從1920年代末以"飯店"為名的大型豪華賓館展開競爭。(29) 經營史研究者已屢次指出圍繞百貨公司商品銷售、招徠客人的競爭是非常激烈的。與此相比，更重要的問題在于作為都市型復合設施的四大百貨公司在非常狹小的范圍內緊挨著，使南京路浙江路交叉點一帶成為上海商業、都市機能及都市文化方面非常重要的區域，也形成在招徠客人和商品銷售上具有壓倒性的有利條件。百貨公司不能只建立就完事，而應由其數量相乘的效果來招徠更多顧客，主導性地創出人和物的流動，從而以商店街和都市文化的形成來使南京路的百貨公司散發出自身的光輝。其結果是包括四大百貨公司和麗華百貨公司(1926年創立)在內的五個百貨公司的1936年營業額為2674萬元，遠遠超過全市約700家中小規模零售店總銷售金額的2000萬元。(30) Wellington K. K. Chan指出，以上事實可以看出這是1910年代后半期進入南京路的先施、永安引導南京路街道全體繁榮的決定性要因。這也是一種啟示。(31)

　　清末以來，以租界為中心的上海都市文化首先是由歐洲人、買辦、中國的高官和富裕商人承擔的。但是，經過辛亥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戰，隨著工商業急速發展和消費生活質和量的上升，都市文化的中堅力量除了前三者外，添加了都市中間層、工人階級上層，還包括主婦層、學生層等新出現的社會階層，中堅力量全體范圍的急速擴大促進了價值的多樣化。這個新變化主要發生在上海的中國人社會。華僑資本的百貨公司意識到這一變化，在這個新社會階層發展的同時也完成了自己挖掘顧客的工作。例如，先施百貨公司的商品架上并不僅僅是舶來的品牌商品，也陳列廉價的舶來品和優良的國產品，一面保持商場的高級感，一面使新的社會階層能買到便宜商品。還有，每年的季節打折活動，無論哪家百貨公司至少舉行4次，開店周年紀念也進行一次大甩賣。這些活動瞄準的目標是正在日益壯大的以都市擴大和工商業急速發展為根基的新社會階層。為此，他們無論做什么事，都追求高層次和娛樂性，向金錢和時間都很富裕的社會階層提供電影和觀劇、魔術表演和馬戲觀賞、喝茶和吃飯、浴室和按摩、跳舞廳和旅館等相關服務，一切都籌劃完備。可以認為，南京路百貨公司用商業文化的功能迫使上海的中國人社會加速大眾社會化。

　　二 戰時上海的百貨公司業

　　這里是關于日中戰爭時期上海百貨公司的研究。考察的對象是戰時百貨公司的經營及與百貨公司有關系的商業文化等問題。

　　(一)"孤島"時期的百貨公司

　　日中戰爭前，上海的大中型百貨公司增加到6家，全都設立在南京路。以銷售舶來品為中心的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及1926年創業的麗華百貨公司等5家。(32) 此外是1933年以國貨運動為背景而創立的專門銷售國產品的中國國貨百貨公司。由于它是上海的中國人企業共同設立的，盡管規模中等，但因得時勢而善戰。除了中國國貨以外的5個百貨公司全是華僑資本，進入上海的途徑也類似，從澳大利亞→香港、廣州→上海而展開的。(33) 不同的創業者們都是廣東中山縣出身，既有婚姻親戚關系也有共同經營的經驗。店員方面也在創業時以非常高的比例采用廣東人，因而有"純度極高的廣東幫"之稱。資本來源、企業發展過程、商場配置、采購、銷售方法等也極其相似。除麗華以外，附屬設施如娛樂場、酒樓、旅館等也一樣，在香港政廳的企業登記也有相同點。(34)

　　1937年8月13日，日本軍隊侵攻閘北，轟炸市區。受黃浦江上日本戰艦炮擊的影響，出入南京路的人也減少了。由于事變的混亂，決定關閉店面的中國國貨百貨公司支付給店員2個月的工資，讓他們回鄉待機，商店停業1個月。8月23日，飛機炸彈落到先施百貨公司，先施大樓東南側的部分建筑遭破壞，永安大樓大半以上的窗玻璃破裂。釀成兩家百貨公司店員和南京路行人250人死亡、570余人負傷的大慘劇。永安店員僅死亡的就有15人，先施、永安的財產損失合計達到764000元。此后數個月中，附屬旅館、酒樓、娛樂場、跳舞廳等也大幅度地縮小了營業，營業額減少一半。(35) 百貨公司的日中戰爭從此開始。

　　日中兩軍的戰斗持續了3個月，蘇州河以南的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雖然沒有進入戰場，但它們被日軍包圍而成為"孤島"。11月11日，租界以外的上海市區(包括蘇州河以北的公共租界)完全陷落日軍之手。從那時至1941年12月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的4年多被稱為"孤島"時期。"孤島"時期的商業因處于非常特殊的環境而異常發展。"孤島"因為從上海已陷落地區、正在戰斗的周邊地區和內陸地區難民大量涌入而致人口激增。同時，不僅是人流止不住，大量金品、資產等也隨人流進入，出現了被稱為"游資"的集中現象。其結果是給予"孤島"地區發展工業生產和商業活動有利條件。(36) 11月以后，上海市場也因為回復而轉入"繁榮"的局面。

　　承接"孤島"的經濟發展，南京路各百貨公司延長了營業時間，營業額和利潤大幅度地增加，各百貨公司好幾個附屬企業也各自地順利發展，享受了空前的繁榮(參照表1)。根據表2，可以看出永安、大新營業總額的純益比率，從1938年起有急速的改善，1939～1942年從20％前后達到了近30％。在永安的商場，一個店員日平均接待顧客數達到了50～60人。雖然加班成為常事，店員的錄用也越來越多了，但勞動力不足的問題還是不能解決。后發的大新百貨公司雖然因為流動資金不足而用房屋地產作擔保借得280萬元，但由于"繁榮"，在短時期內是合算的。"孤島"時期的經濟發展使大型百貨公司進入了"黃金時代"。(37)

　　表1　四大百貨公司營業額、利潤(1937～1946)　　單位：法幣萬元年

　　永安百貨公司 先施百貨公司 新新百貨公司 大新百貨公司 物價指數

　　營業額 利潤 　營業額 利潤 營業額 利潤 營業額 利潤

　　1937 842.4 82.1 673.9 5.1 335.3 -4.6 379.5 7.2 100.0

　　1938 1044.8 156.2 835.8 42.3 529.3 40.6 577.3 77.7 120.2

　　1939 1821.6 314.1 1457.3 75.5 815.0 11.3 886.8 175.8 195.6

　　1940 3468.5 457.0 2774.8 92.7 1580.8 36.9 1755.9 402.7 426.4

　　1941 6895.9 1724.5 5516.7 220.7 3866.5 154.7 3925.8 1150.9 926.9

　　1942 6738.3 1765.7 5086.8 1090.0 2911.1

　　1943 26537.4 2494.5 17931.1 1374.8 12109.4

　　1944 106038.1 4512.6 69715.2 10998.9 84940.5

　　1945 106188 4801.4 118134.0 85790.2 3760.0 8212687.8

　　1946 2057043.0 1464859.0 850625.0

　　注：資料來源于上海百貨公司等編《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第116，122～123，153～154頁。(1)先施先司各年的營業額按永安各年營業額的80％計算。(2)新新公司各年利潤引自《上海之金融市場》第63～75頁。(3)1937年先施、大新公司利潤少的原因是先施受香港國民銀行倒產的影響，大新受與三大公司競爭的影響。大新1941年利潤相對高的原因不明。(4)物價指數引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等《上海解放前后物價資料匯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表2 有關永安、大新百貨公司營業額與純益比率　　
　　注：資料來源于上海百貨公司等編《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

　　不能單純地將百貨公司的繁榮歸結于"孤島"人口增加和工商業的發展。回顧亞洲太平洋戰爭以后百貨公司的困難及其克服困難的歷史，重要的事實是百貨公司行業為擴大顧客層而采取的高明對策。舉一個例子，永安于1939年5月創刊名為《永安月刊》的雜志。其后經亞洲太平洋戰爭、國共內戰時期刊行了約10年。雖然是以面向顧客的知識、教養和廣告為支柱的綜合性雜志，但主要讀者是婦女和主婦層。以家庭、育兒、健康、醫藥、美容、服飾、外國紀行、電影的話題為中心，每一個記事都與永安銷售的商品有某種聯系。它們不采用直線宣傳的體裁，而是以知識、教養的水準將對商品的欲望進一步理論化，進而合理地將讀者與提供商品的永安緊緊地聯系在一起，這是就該雜志作為策劃的特征。大眾社會的顧客層從近代教育中深入地獲得科學知識，商品也因而具有放置在知識延長線上的傾向。那些匯合在頭腦里的水準和形態通過廣告媒體來完成，有效地提升顧客對商品的關心及將其固定在頭腦中。從《永安月刊》可以看出百貨公司是在嘗試擴大和固定化顧客的過程中繼續存在的。當然，該雜志從創刊開始的一年間，每月都附送包括康克令鋼筆、花鳥魚、照相館、滑冰場的優惠券和永安特制金包黑帶肥皂兌換券在內的兩個品種，這點也是重要的。(38)

　　(二)亞洲太平洋戰爭時期的百貨公司

　　隨著亞洲太平洋戰爭的爆發，日軍進入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對百貨公司也相繼產生了大影響，(39) 特別是1942年2月25日，大新百貨公司門前發現定時炸彈，周邊地區被強行封鎖、戒嚴24天，南京路因事件牽連經常實行交通管制，給百貨公司的營業帶來很大的影響。(40)

　　"孤島"時期的繁榮過去了，租界內的工商業相繼明顯地暴露出不利影響。其最大的影響是原以英國、美國名義經營的中國資本工廠、商店等被日軍以所謂"敵產"的理由實施"軍管"。3月26日，興亞院宣布向南京路的百貨公司派遣"會計監督官"。(41)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百貨公司在香港政廳的企業登記也被認為是"敵產"。其結果以永安為例，如向永安派出4名"監督官"，在商品采購、銷售、庫存、商品價格等方面實行嚴格的檢查。公司內的現金經過點檢后也全部被強逼存入橫浜正金銀行。每天的營業額必須向"監督官"報告，由"監督官"據此來決定采購額。采購的商品也必須經嚴格檢查后才能銷售。日軍這些不是作為商業活動的檢查，而是接近于物資管制的措施，使永安的整體經營陷入了沒有效益的小運轉狀況。

　　在此以前，1937年10月9日，永安在接到英國政府取消保護的通知(42) 后，預測戰局走向而試圖向美國政府作企業登記。1939年7月，好不容易得到許可后，永安大樓枉起了星條旗。但是郭樂家族的安心是短暫的，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一切努力化為泡影。(43) 此后，郭家頑強地展開保全財產的行動。郭順和郭琳爽在取代永住美國的郭樂地位后將當時上海永安聯號進行清算，向汪精衛政府提出取消在美國的登記，改向汪政府登記的請求。3月，郭順作為汪政府全國商業統制委員會監事參加了"對日協力"的行動。就結局而言，1943年1月所謂的《日華共同宣言》簽訂和2月的日本首相東條英機訪問上海后，同年4月，永安在自己裁量權相對較高的汪政府實業部的登記被確認，6月，永安作為汪政府保護傘下的企業，名義上恢復了郭家的管理。因此，日本的"軍管理"僅一年多而已。由于郭琳爽事后主張將被日本人奪取的資金存入臺灣銀行，(44) 使"軍管理"的損失不少。盡管日本軍部的影響以后還殘留在百貨公司內，但是，結束"軍管理"、排除"會計監督官"的意義是極大的。

　　觀察一下這一時期百貨公司的營業狀況吧。1942年9月1日，汪精衛政權宣布實行"限價"政策后，市場上頻頻發生囤積現象。各百貨公司為了極力抑制損失，以限制銷售數、抑制銷售等方法作為對應。同時，采取節假日休店的臨時抑制對策。但是，庫存在經營減少后馬上面臨困難。利潤率急速走低，"孤島"時代的繁榮眨眼間過去了。盡管如此，各百貨公司的各種對應還是奏效的，因商場上沒有商品供應而被迫停止營業的事態勉勉強強地被回避了。當然，在非常場合，發生損失的情況也不是沒有的。(45) 根據表2，從永安、大新的營業額與純益比率來看，1943年是1位數，1944～1945年約為4.5％前后，可見其低下。盡管如此，戰時9年間的平均率，永安是13.8％，大新是10.28％，如果對照百貨公司行業的整體條件來看，上述比率是相當高的。盡管富裕層、都市中間層、勞動者階級上層等社會購買力在這一時期有所減退，但可以判斷，它們依然具有極強韌的性格。

　　亞洲太平洋戰爭后，百貨公司的經濟活動具有投機活動的特色。由于物資不足造成的工業生產減退、貨幣價值下落和物價高騰給百貨公司經營很大的打擊。1943年11月1日，上海證券交易所再度開始交易，因外國企業股已停止交易，中國企業股成為投機的對象。

　　百貨公司股的永安、新新、中國國貨、麗安、新華、上海、光華、紅棉股相繼上場，活躍地進行交易。一部分百貨公司在股價高騰、需用資金時出讓股份，相反，當股價下落、資金富裕時又將股份購入。這樣的操作達到了謀取調劑資金、減少利息支付的目的，有機會的話也會獲取暴利。永安百貨公司也在股、金、美元、不動產等所有股票的種類上活躍地開展投機活動。(46)

　　太平洋戰爭以后的百貨公司行業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表現在數量上的大增加。百貨公司同業公會的會員數增加到20多個，新會員中除了兩家以外全部是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創辦和加盟的。新增加的百貨公司，反映在經濟、流通等方面的事情，具有非常復雜的背景。據《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可將其分為四種類別。第一類，是由大百貨公司分化獨立的，麗安、光華兩家是代表。它們是中國國貨百貨公司的中、高級職員分別開設的。友信百貨公司是麗華分店，僅是店名不同而已。第二類，因物價高騰、銷路不暢的工廠為擴大銷路而開設的店鋪，主要銷售工廠制品，以三星棉鐵廠、大東襪廠等為代表。第三類，借零售為名隱匿商品，從事投機活動，協大新公司、聯貿百貨公司、大滬百貨公司等為其代表，它們沒有零售業的實態。第四類，以本業為基地兼營百貨業，以泰昌木器公司、鳳凰時裝公司等為代表。(47) 第一和第二類作為百貨公司行業是比較正規的。

　　其中，作為普通百貨公司在戰時發展的典型是麗安百貨公司。麗安創設于1943年1月，由中國興亞熱水瓶廠、大業毛織廠、天寶染織廠、大豐織綢廠、同福綢莊、協興綢莊、云章綢莊等十幾家中小企業聯合發起的股份公司。雖然是小型百貨公司，但副經理、主任級干部及會計都是從中國國貨公司的中堅職員中提拔的，很多店員也從中國國貨公司中引進。開業時法幣200萬元的資金隨著物價上升到年底變成了800萬元。由于當時在上海找不到合適的土地，麗安在南京、杭州設立銷售店鋪，上海作為批發業中心的業務取得了實績。約一年后的1944年4月，購入泰山路(現淮海中路)土地，明星為電影院開幕剪彩。對廣告、宣傳的籌算也無微不至，營業發展順利。后來，關閉南京、杭州的店鋪，將全力傾注在上海。(48)

　　亞洲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面臨物資不足和通貨膨脹的嚴重情況，在日本"軍管理"的夾縫中，上海的百貨公司從商品管理、投機活動方面入手采取所有辦法來力圖維持企業。不但自己的本業從來沒有崩潰過，而且從業界整體來看，總體規模和力量有漸漸增強的傾向。不僅是麗安的事例，老店中的四大百貨公司通過一系列力爭延續到戰爭結束的活動，增大了自己力量和可能性，并且邁出了為戰后的經營活動做準備和體制重組的一步。

　　(三)戰時的附屬設施

　　以下探討至今還是百貨公司另一個支柱的附屬設施。

　　首先是旅館。上海的旅館業大小不下300余家，其規模有天地之別，營業內容也有所不同。從大的分類來看，有上、中流社會的休閑旅館、各地洋行職員住宿的旅館、面向江蘇、浙江乘船和汽車來的各地商人的內河幫旅館等3種住宿設施。面向上、中流社會的旅館客人多數是政客、商人、富家子弟們，其住宿的目的是游玩。東亞、新新、大東等屬此類。(49) 相比之下，這些旅館受景氣影響變動比較小，經營穩定。1928年以后，上海旅館建設蜂擁而至，新的旅館不叫"旅館"、"旅社"，都稱"飯店"。在高層大樓上配備西洋風格的豪華設備，其數量也激增。"飯店"是花錢享樂的地方，里面能進行鴉片、賭博、嫖娼等玩樂活動。這些賓館價格高，不是一般的旅行者所能承擔的。(50) 但是到1930年代后半時期，受新生活運動的影響，不法設備和不正當娛樂成為取締的對象，這對旅行客人來說是愉快的。到了戰時，由于蘇州河以北市民和內地難民的大量涌入，租界的旅館無論大小都出現連日客滿的狀況，但是戰事完結后，隨著物價高騰，回鄉者增多，中下級旅館瀕臨危機。百貨公司附屬旅館在40年代雖說不是一流的，但是客人層依然是富裕層，受景氣和局勢的影響也很小。(51)

　　其次是跳舞廳。跳舞是從外國輸入的娛樂，發祥地是外白渡橋附近的禮查飯店和國際飯店附近的卡爾登舞廳，星期六、日舉行舞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被稱為狐步舞的四分之四拍小幅舞步在美國風行，這個容易學的交誼舞在世界同時流行。當初中國人并不知道什么是跳舞，1922年，一品香旅社模仿西洋人舉行新式聚會，很多中國高官、貴人參加，以后跳舞遍及全上海，新的跳舞廳也像雨后春筍般出現，有名也有實績的是大滬、大東、辣斐、大華、立德爾、國際飯店等。這些舞廳規模大，以上流階級為對象，1元3跳(1元買3枚聯票，能與舞廳的舞女跳上3曲)，從午夜跳到天明結束。大東跳舞廳是永安附屬的人氣舞場，也是百貨公司附屬大規模舞場中唯一最長久的。進入戰時，租界從晚上8時就很早地開始戒嚴，只是周末才允許通宵。但是，小規模舞場和隱蔽的偷偷摸摸進行的場所每夜通宵營業。特別是三流、五流的舞廳經營"餐舞(從中午12時開始營業)"，從中午12時營業到次日凌晨4時。由于舞場營業時間長，舞女的勞動條件也隨之惡化。上海舞廳不管形勢的漲落，在戰時也是繁盛的。(52)

　　附屬設施發生大變化的是娛樂場。民國初期，娛樂場是社會公認的高尚娛樂場所。誰都會到那里去游玩。尤其是夏夜，到"屋頂花園"去喝一杯茶以消磨時間，或與友人一邊喝茶一邊聊天。還有，在乘涼時一邊聽京劇、越劇、一邊觀賞雜技，這是樂心的游玩。隨著新世界、大世界的登場，先施樂園、永安天韻樓，以及新新游藝場、大新游藝場等紛紛開設。百貨公司對游藝場全盛期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到1940年代后半期，上海的娛樂場人氣已成為昔日的景象，對此有興趣的上流階層對象消失了，對娛樂的寬裕也已微不足道。此外，當時上海的流氓風氣特別強烈，這也是高尚難以維持的原因。1947年，娛樂場僅留存大世界、永安天韻樓、先施樂園。最年輕的大新游藝場雖然還在，但處于休業狀態。新世界等早在1930年就已將南部的一半改成旅館，北部的一半改成商場。新新游藝場也成了新都飯店。小世界在日本戰敗后迅速變為銷售美國商品的商場，其他的娛樂場也全部關閉了。(53) 不過，永安和先施的游樂場在日本戰敗后破格地恢復營業力也是超群的(參照表3)。
 
　　
　　表3 永安百貨公司附屬事業營業額(1945～1946)　單位：法幣千元

　　注：大東旅社包括旅社、跳舞廳、酒樓、茶室等4個部門。"1946年營業額B"考慮了物價上漲的因素。據《上海永安公司附屬事業賬冊》，及上海百貨公司等編《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123頁。

　　結束語

　　股份公司的組織發達對百貨公司的發展是必要的。上海的大百貨公司是由香港、廣東的華僑大資本開始的。1910年代后半期以后，他們以自己的方法改變了傳統商業街南京路的面貌。他們不僅是銷售商品的商人，更是南京路商業的變革者、南京路新景觀的創立者、近代上海都市商業文化的領袖。至少也是那些人們中的重要一員。因此，在研究百貨公司的時候，分析其經營史恐怕是不可缺少的大事。浴場、跳舞廳、旅館、娛樂場等都有說明一切的理由。

　　特別是華僑大資本把握了經營南京路百貨公司的歷史好時機，即在清末上海以華人社會財富積蓄和消費能力增強為基礎的大眾社會化進程中正式開始商品的銷售。造一座大樓也好，設一處電梯、冷暖空調也好，那些都是百貨公司的新文化，成為招徠顧客的手段。他們一邊提供文化一邊銷售商品。或者將文化商品化，或者將游玩也商品化。如果旅館少就馬上建造。他們是只要想得到，就能將無論什么都能商品化的真正商人。而且，他們非常了解、熟悉貨幣的操作，在那里有許多有趣的事。因此，無論怎樣也吸引了顧客。購物與游玩、娛樂、住宿等相結合的百貨公司就這樣產生了。用一句話來說，它們就是上海都市型的多機能設施。1936年五大百貨公司銷售總額約占上海零售業總體的56％。到30年代，南京路百貨公司與上海人的生活早就密切而不可分離了。

　　日中戰爭雖然的確給南京路百貨公司的人和物以很多的打擊，但同時，也給了百貨公司的"黃金時代"。"孤島"時期的繁榮，解除了1930年代后半期經濟危機給百貨公司的負擔，更給予度過亞洲太平洋戰爭時期困難的條件。即使到了亞洲太平洋戰爭的末期，永安和大新雖然比率有所下降，但還是有盈利。其他百貨公司雖然不能確認，但從麗安的發展中能夠推測當時大型零售業活動或維持狀況的情況。

　　為維持百貨公司的經營，經常有經營者傾力于投機活動的事。如何評價暫且不論，但是這種投機性的努力并不是經營得以維持的唯一理由。清末以來不斷增長的上海富裕層、買辦、都市中間層、工人階級上層、主婦、學生等廣泛的社會階層與百貨公司作為商品的提供者以及都市文化、商業文化的提供者形成并擴大的緊密聯系，是百貨公司得以維持經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如果這兩者之間的關系斷絕，上海在政治、軍事，或是經濟上的維持是沒有可能性的。上海業已成為極其巨大的消費都市，要想抑制這些社會階層比較成熟的消費欲望也是相當困難的。日本的"軍管理"等手段在百貨公司行業中之所以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挫折，也與上海的中國人社會的這種特性有關系。而且，積極地主導、著實地創造并形成此社會階層的，不是別人，正是南京路的百貨公司。然后，其在孜孜不倦的經營中，已預見了戰后的連接工作，這正是南京路百貨公司的日中戰爭。

　　[譯者簡介]譯者陳祖恩，東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注釋：

　　①例如，跑馬場在1909年最早對一般中國人開放，馬票收入激增。1920年的收入從開放前的2萬余兩白銀激增到400余萬兩白銀。據上海稅務司統計，外國資本企業的股份最少有40％為中國人所有。(湯偉康、杜黎：《租界100年》，上海畫報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154頁。)

　　②在路面電車開通前的1906年，南京路上有洋雜貨、南雜貨、洋布、絲綢、衣服店、銀樓、茶、食品等30多種行業的184家店鋪。1914年以后，隨著南京路的繁盛，南市老城隍廟周邊的老鋪大規模地向南京路遷移。1928年店鋪數達到277家，1947年增加到340家(上海市各區志系列叢書《上海市黃浦區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45～146頁)。

　　③從廣場、廟會的空間機能和都市型的多機能性等方面來研究百貨公司的特性是近年來日本百貨公司研究的一個特征(例如上野千鶴子：《作為舞臺的百貨店》，《增補〈私〉探しゲ-ム》，ちくま文庫，1992年)。但是，筆者認為比它們更適用的是上海百貨公司。

　　④相關研究主要有：上海百貨公司、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8年版；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著《上海永安公司的產生、發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Wellington K. K. Chan; 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 The Four Premier Department Stores on Nanjing Road, 1917-1937. Sherman Cochraned; investing Nanjing Road; Commercial Culture in Shanghai, 1900-1945. East Asian Program, Cornell University, 1999; 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The Sincere and Wing On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1900-1941. 最初刊登于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1. 70 no. 2, 1996. 后收入Kerrie L. Macpherson ed; Asian department stores, University of Hawaii, 1998; 島一郎：《近代上海百貨店業的展開》，《經濟學論叢》(同志社大學)第47卷第1號，1995年11月；連玲玲：《中國家族企業之研究--上海永安公司為例1918～1949》，臺灣東海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1年。還有黎志剛采訪新新百貨店創設者之一李煜棠之子李承基的口述記錄《李承基先生訪問記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2000年。

　　⑤1930年代初，在靜安寺路建造公司大樓，營業面積增加十幾倍，名副其實地成為環球百貨公司。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被日本軍隊接收。

　　⑥薛理勇：《舊上海租界史話》，第222～223頁。

　　⑦薛理勇：《舊上海租界史話》，第223頁。Wellington K. K. Chan; 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1. 70 no. 2, 1996. p. 142指出：西洋資本的"早期四大百貨公司"對中國零售業的發展并沒有給予直接的影響。

　　⑧前引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 p25. 先施的馬應彪和永安的郭樂兄弟在香港和廣州的經驗中，十分確信潛在的消費者的存在，由于具有提供暢銷商品方法的心得，以其最大的潛在力決心進入上海。

　　⑨鹿島茂《デパ-トを發明した夫婦》，講談社現代新書，1991年。本書論述世界最初的百貨公司"邦·馬爾謝"的創始者布西哥夫婦的生涯。

　　⑩馬應彪從悉尼的百貨店Anthony Hordern & Sons Ltd. 學到了商品陳列、定價系統、干部和店員的教育訓練等3點。(前引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p. 159)

　　(11)四大百貨公司從創業時就導入收銀機，除此以外，收銀機還在老德記藥房、惠羅百貨公司使用(前引《上海黃浦區志》，第148頁)。

　　(12)這樣的銷售法對店員進行為顧客服務的教育是重要的。有關此點，根據前引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vo1. 70 no. 2，p. 146，在香港的商店，馬應彪在廣東省中山縣選拔25名年青男女，在教授初步的商業知識的同時，也進行適合接待顧客的日常禮儀的教育，如進行"顧客永遠是正確的"、準時開始工作、打扮樸素整潔等訓練。關于永安公司，劉天任：《本公司二十五周年之經過》(1932年，永安公司企業檔，上海市檔案館Q225-2-78)、浩明：《職員之修養》(《永安月刊》，第1～3期，1939年5月～7月)、王皎我：《百貨公司與教育》(《永安月刊》第2期，1939年6月)等有詳細的敘述。

　　(13)"環球商品"作為舶來品，意味著高級品。先施、永安雖然有用作宣傳的引人注意目的詞句，但實際上，由于牢牢地把握了大眾多樣化購買層的心理，在銷售"環球商品"的同時也銷售國產品和中級的舶來品。

　　(14)根據前引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p. 147，香港的情況是，百貨公司的女性容易被購物客作為目標挨近。在商品柜臺，將漂亮的女性作為"花瓶"來招徠男顧客的做法是有根據的(婁承浩、薛順生編著《老上海經典建筑》，同濟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頁)。

　　(15)姜豪：《上海先施公司》，上海市文史館、上海市人民政府參事室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上海地方史資料》(三)，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4年版，第143～144頁。

　　(16)換季時的"大減價"和周年紀念的"大甩賣"是百貨公司連接中層階級以下人們的重要活動(前引《老上海經典建筑》，第62頁)。它也是專門店采用的方法。

　　(17)上海建筑施工志編委會、編寫辦公室編《東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話》，上海文化出版社1991年版，第78～79頁。1906年，在木造二層結構住宅占壓倒多數的南京路建造中國最早的設置電梯的6層建筑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5層的僅有惠羅，1904年建造。1914～1921年中國人開設的大樓達到了此前的2倍。南京路的新建筑主要是中國資本所有的。

　　(18)騎樓是香港、廣東的建筑樣式，先施經營者將故鄉的式樣帶入上海，至今的金陵路還是騎樓建筑相連的街。

　　(19)金子光晴在《有趣的上海歡樂境》中寫道："百貨公司的樓下是跳舞廳，還附有大浴室，作為歡樂的百貨公司，真是徹底了。"(《中央公論》，1937年10月號，第201頁)。

　　(20)先施的馬應彪和永安郭樂兄弟的百貨公司經營的樣板雖然是在悉尼被稱作"零售業的帝國"的Anthony Hordern & Sons Ltd. 但其沒有經營旅館(前引Personal Styles, Cultural Values and Management, Business History Reuiew, vo1. 70no. 2, p. p. 149)。可以說旅館經營是馬和郭的獨創，Anthony Hordern & Sons Ltd. 是從衣料、女式帽子的銷售成長為百貨公司的企業，其歷史詳見Lesley Hordern; Children of one Family, Retford Press, 1985.

　　(21)屠詩聘主編《上海市大觀》，中國圖書編譯館1948年版，下編第4頁。東亞飯店現在舊先施公司的上海時裝公司大樓里營業，舊永安公司的大東旅館已被改裝成商場。

　　(22)《經濟研究》第2卷第4號，1940年12月，第149頁。

　　(23)前引《東方巴黎-近代上海建筑史話》，第81～82頁。

　　(24)銀業部的客人大多是廣東人，因此在廣東人多的虹口地區設置支店。

　　(25)上海歷史博物館編《走在歷史記憶中-南京路1840～1950》，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頁。

　　(26)前引《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第105～106頁。前引《舊上海租界史話》，第227頁。上海最早的中國播送局不定期地廣播新聞、音樂、戲曲及廣告。呼號是XGX，或XHHI。

　　(27)前引《舊上海租界史話》，第228～229頁。

　　(28)薛理勇：《上海掌故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153頁。順便提一下，其后上海導入自動扶梯的華聯商場(原永安公司)是在1988年改造時，比大新落后了52年(前引《上海市黃浦區志》，第148頁)。

　　(29)(34)前引《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第103頁，第115～116頁。

　　(30)朱國棟、王國章主編《上海商業史》，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7頁。

　　(31)前引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 p. 13

　　(32)麗華經營南京路中華、靜安寺路友信兩個子公司，沒有娛樂場、旅館等附屬設施。

　　(33)公共租界與澳大利亞、香港一樣，都是英國法律下的社會，傳統的廣東人也很多，容易與馬應彪和郭樂親近(前引Selling Goods and Promoting a New Commercial Culture, p. 28)。

　　(35)前引《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第116～117頁。

　　(36)前引《老上海經典建筑》第61～62頁。《永安月刊》第5號(1939年9月)刊登題為《年祭》紀事，追悼永安犧牲者。

　　(37)高橋孝助、古廄忠夫編《上海史》，東方書店1995年版，213頁。此書提出了"孤島"繁榮條件的4方面。

　　(38)優惠券被廢止的事情尚不清楚。

　　(39)買入進口商品的汽船在上海碼頭有遭遇不能停靠的情況，這對以銷售舶來品為主的南京路百貨公司是很大的損失(郭琳爽致滬北憲兵隊長的請愿書，永安企業檔案，上海檔案館，Q225～2～第78，81頁)。

　　(40)前引《上海永安公司的產生、發展和改造》，第161頁。

　　(41)前引《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第118頁。

　　(42)永安公司企業檔案，Q225～2～第78、81頁。

　　(43)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m in Japan' 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Yangzi, 1937-1945.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147. 上海工廠企業黨史工運史叢書《上海永安職工運動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70頁。

　　(44)Chinese Capitalism in Japan' s New Order, pp. 147-148.

　　(45)(46)(47)(48)前引《上海近代百貨商業史》，第118頁，第119頁，第120頁，第120～121頁。

　　(49)(51)《經濟研究》2卷4號，1940年12月，第148～149頁，第149～150頁。

　　(50)前引《上海市大觀》下，第4～5頁。中級旅館用"旅館"的舊稱，下級旅館幾乎都稱"客棧"。

　　(52)(53)前引《上海市大觀》下，第56頁，第58頁。
　　（作者：菊池敏夫 著 陳祖恩 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