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為期數月的激烈交鋒中，“陳黃之爭”為國美帶來了如履薄冰般的忐忑與動蕩，太多的是非曲直、太多的恩怨交織、太多的力量博弈……

　　國美像是一個舞臺，而現在也許主角們終于找到了或最終會找到自己的歸宿，也許飽經磨礪的國美更收獲了一份成熟。戰爭逐漸平息，我們再看到的決不僅僅是一個劇情精彩的商業故事，而是看到了中國民營企業在經濟轉型期的迷惑與彷徨。

　　在前行的路上，黃光裕和他的國美留給我們太多的思考與啟示，這些都值得在新年伊始揮筆一書。

　　黃光裕引發民營企業“困惑”潮

　　那一刻，也許囹圄中的黃光裕看到了迷霧中溫暖的曙光，也許國美的新老員工感受到了繼續前行的力量，也許希望看到“國美之爭”愈演愈烈的人有些失落……

　　2010年11月10日晚，國美創始股東與公司董事會達成諒解備忘錄。雖然，濃烈的火藥味已隨一紙諒解備忘錄而逐漸散去，國美拆分的紅色警報也暫時解除，但依舊有太多人認為，這還不是結局。

　　非上市門店托管協議續簽，經過調整的國美新五年戰略規劃出臺……種種跡象表明，國美已經元氣恢復，蓄勢待發。

　　即使如此，仍有人不斷提出質疑，認為這不過是一場“暫時而脆弱的和談”、“拆分風險并未完全根除”、“陳曉去留問題仍是定時炸彈”……

　　經歷了切膚之痛的國美員工或許比誰都更珍惜今天的“穩定與和平”。畢竟今天的國美已不再是黃光裕一個人的國美，更不是陳曉的國美，國美的明天依舊需要全體國美員工共同創造。

　　不過在塵埃漸落之際，理性開始回歸，真相亦一點點浮出水面。繼紛爭初起輿論和公眾口碑的天平就開始傾向黃光裕一邊，塵埃漸落之后，更多的專家學者從理論的高度開始對事件進行評價。

　　“我覺得，陳曉這個趁火打劫的感覺就跟盧俊義的管家李固的感覺差不多。”北京大學民營企業研究所所長俞飛直言，“他在法律上都是合法的，但結果用道德規范多少都是有點瑕疵的。中國普通老百姓首先承認的是道德。”

　　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溫州科學管理研究院院長周德文則做過多年的職業經理人，他認為，現在的狀況是，國家法制環境不健全，我們的職業經理人侵害了股東的權益拍拍屁股就可以走了，這兩個誰是弱勢群體啊？聽起來職業經理人好像是弱勢群體啊！我認為不是這樣的。在這場博弈中，黃光裕才是弱勢群體。“黃光裕拿著幾百億的身家在跟他博弈，他有什么身家？陳曉掌握了權力、掌握了利益，失敗了拍拍屁股就可以走的，這叫公平博弈嗎？

　　“職業經理人不能越位，其定位就是執行，是對董事會負責，而非過多參與董事會和股東層面的事務。但陳曉為自己制定了很低的業績任務、超額會有獎勵，還有和業績考核掛鉤的股權激勵機制，影響公司的發展和股東利益。”更有業內人士評價，“而陳曉前期諸多自相矛盾和對大股東的貶損，如將大股東的正常套現誣蔑為‘中國首套’，只是為了獲取其自身的利益。”

　　上述業內人士進一步表示，不妨拿蘇寧股權激勵方案與國美的做個比較：一、和業績考核掛鉤，制定了25%的復合增長率為行權前提；二、出臺慎重，三易其稿；三、激勵人員數量高于國美一倍，更具廣泛性。陳曉之前推行的股權激勵方案顯然經不起推敲。

　　正如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樣，一千個人眼中亦有一千個黃光裕和陳曉。不論替黃光裕打抱不平的也好，支持陳曉的也罷，細細推敲，爭論的焦點其實最終都回歸到中國經濟轉型期的民營企業公司治理的困惑上。

　　業內激辯“國美事件”

　　著名財經評論家水皮說：“國美這個事情再大也就是一個公司，但如果說把它放在整個社會民營企業轉型過程中看，那就事關中國經濟可持續性的問題。”

　　中國改革開放30余年來，民營企業恰恰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最主要的力量，在此期間涌現了大批與黃光裕擁有類似創業實踐經歷的“草根”民營企業家，但像國美這樣行業領先地位的民營企業并不多見。

　　原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民(私)營經濟協會會長保育鈞在談及民營企業發展時，引用第九次全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的數據說明，中國的私營企業整體來講規模不大，像黃光裕這樣的企業全國不到0.1%。因此，某種程度上說，國美20多年的發展凝聚了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縮影；而黃光裕所遭遇的難題恰恰也是諸多民營企業家面臨或即將面臨的困惑。

　　“改革開放帶來了中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的全面進步，許多熱點問題往往會引發全社會的普遍關注和人們的激情，國美控股權爭奪就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北京大學企業與公司法研究中心主任甘培忠博士表示，“但我們既不是道德家，也不是憤青。”

　　然而我們不僅要關注事件的真相，更需要去發掘真相背后所隱藏的價值與啟示。

　　2011年1月20日上午，一場“把脈國美·會診民企·探求路徑——中國民營企業公司治理路在何方專家研討會”在北京大學正式舉行。原全國工商聯副主席、中國民(私)營經濟協會會長保育鈞先生，著名的企業研究專家、原北京大學中國民營企業研究所副所長俞飛教授，中國法學會證券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院長郭峰教授，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趙旭東教授，中國法學會商法學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葉林教授，中國中小企業協會副會長、溫州科學管理研究院院長周德文先生，著名財經評論家《華夏時報》總編輯水皮先生，北京大學中國企業家研究中心主任王育琨先生，著名風險管理專家北京律協法律風險委員會主任陳曉峰律師等。

　　水皮總編表示：“問題深入討論一下，對我們今后民營企業的安全感會有所強化，如果討論不清的話對很多原始股東、創始股東在公司進一步發展的過程中要不要吸收外部力量，要不要變成公眾公司會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保育鈞會長也表示，這個事情反映的問題很大，它反映出了中國民營企業成長過程中的煩惱。“中國民營企業中，家族企業比重占70%以上；而在800多萬企業中，聘請職業經理人的比重不足10%。而他們不愿聘請職業經理人的原因很簡單：第一，找不到合適的經理人，第二成本太高，第三，有關職業經理人的法制不健全，所以不放心。”

　　然而，中國的民營企業并不能因現實困境而停滯不前，不論黃光裕還是陳曉，都不能代表全體民營企業家及職業經理人的思考，但過去所發生的事實，卻值得作為前車之鑒。

　　探索民營企業的出路

　　“黃光裕一定是有智慧的，而且智慧還不淺。《我的道歉與感謝》那封信實際上是良心的回歸，他反思了一個很深刻的東西。”北京大學企業家研究中心主任王育琨頗有感觸，“黃光裕處在漩渦的中心，他的痛徹心肺的思考跟覺察，遠遠超越我們這種皮毛式在外圍的觀察。”

　　“這是中國民營企業在走向國際資本市場所必經的一場陣痛，而且是一個要付成本的痛。”葉林教授表示，“國美畢竟是在香港上市的，而香港的公司法則延續了歐美法的基本做法，整個公司的運行或者整個是非的判斷，不是依照我們在內地習慣了的《公司法》和公司治理系統來實現的，這就存在一種偏差。一個可能因西方企業管理制度與中國本土化的傳統文化而彼此形成的矛盾。”

　　此外，公司產權如何進一步明晰化、所有權經營權如何組合搭配、董事會的構成與權力、繼任者接班問題、如何選擇職業經理人并防范隨之而來的風險、如何健全公司法治環境等問題依舊是橫在中國民營企業家面前的“重磅”難題。

　　雖然歐美等西方國家有現成的理論可以借鑒，但在中國經濟轉型期的民營企業有其自身的發展特色，并不能照抄照搬。而不同的公司法制度與價值標準，則導致不同的評判結果。

　　正如保育均所說，中國的民營企業從單個資本走向社會資本這是深刻的變革。而當前我們的各項制度法律環境和道德觀念都適應不了。

　　那么中國民營企業究竟路在何方？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副院長趙旭東的回答或許最為直接：“從法律的角度來觀察，這問題很簡單——首先完善法律法制，其次依法治理。”
　　（華夏時報 記者 裴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