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林早年有過18年的行伍生涯和2年的公務員履歷，現在則是中國不動產領域的“教父”。在最新福布斯中國富豪榜上，他以255億元人民幣的資產排名第15位。

　　自從四年前他將總部從大連遷至北京，幾乎每天都有地方官員造訪，他們渴望在這里見到王，并“帶回”一兩個萬達廣場。

　　王健林也熱衷于出席“體制內”的各種會議。3月21日，全國非公有制企業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他受到領導的接見；次日，作為少數幾位嘉賓之一，王健林又被邀請座談黨建工作經驗；4月10日，他作為“中華慈善獎”獲獎代表赴中南海接受領導接見。

　　在房地產行業，王健林走了與大多數同行們不一樣的路——不是簡單地賣住宅，而是致力于商業地產。但3月中旬以來，王健林被調查傳聞一出，幾乎摧毀了王健林著力塑造的萬達形象，這家公司早年的崛起及近年來的快速擴張更為引人猜疑。

　　2012年4月9日下午，王健林接受了南方周末記者的專訪，回應坊間的諸多傳聞。他自辯說，“沒有任何人到萬達做任何調查。我跟大連現在被調查的企業家，沒有關系。”

　　紅色家庭，軍人出身

　　1954年10月24日，王健林出生于四川省都江堰一個典型的紅色家庭。王健林的父親是紅四方面軍的老紅軍，最高官至西藏自治區副主席。

　　14歲的時候，王健林初中畢業。從電影《林海雪原》中獲得的激情，促使他奔赴軍營，成為內蒙古邊疆扎魯特旗邊防部隊的一名戰士。

　　王健林當年的戰友于學顏對南方周末記者回憶，雖然是干部子弟，但王健林在部隊并沒有得到什么優待。當時邊防部隊條件極其艱苦，長年住在帳篷里，每天以玉米粥充饑，從部隊出發去最近的集市也有五百多公里。就在這樣的條件下，王健林由普通士兵成長為一名軍官，并入黨。

　　1978年，王健林被部隊推薦到大連陸軍學院讀書。畢業后，王健林被軍校的領導看中，破格留校任用，并被提升至團級干部；1986年，“百萬大裁軍”的大背景下，王健林轉業任大連市西崗區人民政府辦公室主任。

　　1988年，西崗區房管處下屬一個剛成立不久的房地產公司，因總經理的經濟問題負債幾百萬，瀕臨破產。西崗區政府為了拯救這個“爛攤子”，面向全區公開招賢——34歲的王健林決定抓住這個機會。

　　當年年底，王健林成為了大連市西崗區住宅開發公司（以下簡稱“西崗開發”）總經理。工商資料顯示，成立于1987年的西崗開發即大連萬達集團的前身，當時還是西崗區區屬國有企業，其1989年營業收入為1285.8萬元，凈利潤291.2萬元。

　　據萬達一位內部人士透露，多年以后，王健林有一次在公司內部提起自己的軍旅生涯時笑言：“如果不轉業，現在最多混個將軍，那有什么意思？”

　　但18年的軍旅生活，給王健林的一生都打上了深刻烙印。直到今天，王健林的作風依然是雷厲風行。他每天早上7點就到公司，參加任何活動從不遲到一分鐘。

　　老板的這種軍人風格，也直接影響到了萬達集團。萬達從高管到基層，男員工必須穿深色西裝打領帶，女員工必須穿職業套裝，必須化淡妝。公司要求是8點半上班，但因為老板從來都是7點來公司，因此員工基本上都提前一個多小時到崗。據萬達集團企業文化部總經理劉明勝稱，因為老板的準時，就連萬達上千人參加的“萬達年會”也無一人遲到，整齊劃一地按時開場。

　　搔著政府的“癢癢肉”

　　創業之初，當時開發房地產首先要有計劃指標，拿到指標后才能申請用地，而大連能拿到計劃指標的只有三家國有房地產公司，萬達沒有計劃指標，只能花錢向國企買指標。王健林輾轉拿到大連南山住宅項目，并開發成功。南山住宅所掙的200萬元成為王健林的第一桶金。此后，他又迅速抓住大連舊城改造的機會，崛起為大連首屈一指的地產開發商。

　　“包括后來砸錢玩足球，都為王健林在當時的市領導那里，爭得了一個很高的印象分。”大連一位開發商對南方周末記者表示，滿足主政官員的政績訴求，搔著政府的“癢癢肉”，是王健林過去二十多年里開疆辟土的利器。

　　而早在1992年，處于事業起步期的萬達集團，在并不十分富裕的情況下，就替政府做了眾多公眾建筑。1990年，企業剛剛成立兩年，王健林就捐贈100萬元建設了大連西崗區幼兒園；1993年捐資2000萬元興建了大連市西崗區體育館；1994年，萬達又出資5億元建設了大連大學。

　　在沒有“招拍掛”制度的1990年代，政府當然會投桃報李，給予王健林不少土地實惠。然而，更大的綠燈在于西崗開發的改制上。1991年，國家體改委和大連市體改委準備在大連市選擇3家企業，作為東北地區首批股份制試點單位，西崗開發成為首批試點單位。

　　工商資料顯示，1992年8月，大連市股份制改革試點領導小組辦公室同意在西崗開發的基礎上，成立大連萬達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金為8000萬，40%的股份為企業內部職工認購，另外60%的股份分別是向中國工商銀行大連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大連渤海飯店集團和大連萬達房地產集團募集而來。

　　這其中，大連渤海飯店集團的法定代表人為湯闖，大連萬達房地產集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為王健林，都屬于全民所有制企業。

　　1997年6月，大連萬達股份有限公司更名為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注冊資金增至1.2億，其中大連萬達房地產總公司以7000萬出資占58.33%股份，中國工商銀行大連信托投資股份有限公司以1500萬出資占有17.5%的股份，企業內部職工認購股份減至20%，其他股東分別為大連渤海飯店集團公司、大連煤氣公司、大連電業局供用電技術服務公司等國企。

　　資料顯示，大連萬達房地產總公司也成立于1997年6月，注冊資金為5000萬元，其對萬達集團的7000萬出資來自西崗計劃經濟委員會。

　　此后的十年間，通過多次極為復雜繁瑣的轉讓，在2007年1月，大連萬達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股東結構變為：由王健林為法定代表人的上海萬尚置業有限公司占股49.25%，尹海（大連萬達集團副總裁）為法定代表人的北京萬達投資股份有限公司控股30%，大連一方集團占有6.5%股份，北京合興投資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亦為大連一方董事長孫合喜）占股14.25%。國有股和內部員工認購股此時均已退出。

　　商業綜合體“芝麻開門”

　　在1990年代，讓王健林聲名鵲起的招牌莫過于大連萬達足球隊，中國足球專業聯賽的“八冠王”，后無來者。

　　2000年，王健林在聲望的頂點退出足球圈，同時讓人不可思議的是，他決定淡出住宅地產，轉向商業地產開發。

　　故事的開頭后來已經成為業內公開的橋段。在經歷第一代單體盒子以及第二代盒子組合的試錯后，2006年，寧波萬達廣場開業，王健林的第三代綜合體——“盒子+街區+高層”綜合體一下子開啟了寶藏之門。

　　隨后的幾年里，萬達廣場以每年十幾家的速度迅速在全國批量誕生。以萬達廣場的就業、稅收和形象效應低價獲取核心地段的緊缺土地資源，以萬達廣場周邊住宅銷售支持商業地產運營，是王健林實現“資金平衡”與“快速擴張”的主要籌碼。

　　“一座萬達廣場，一個城市中心”的口號開始在全國叫響。商業綜合體變成了品牌，地方政府引進萬達也構成實在的政績體現——萬達在隨后幾年里確立了議價權。

　　對此，王健林也并不避諱。王健林稱萬達每年做二三十個項目，百分百來自政府“邀請”。每年來萬達北京總部上門邀請的城市超過一百個，他一方面抱怨過多應酬擠占了私人時間，一方面為萬達對地方城市的議價權而得意：“但我們還沒有這么多能力，只能篩選其中最多30%的項目進行開發，現在稍微貴一點兒的地方我就放一放，放一放他著急了，可能第二年把價錢降下來了又請我去。”

　　顯然，地方政府視王健林為解決就業、提升城市形象的騎士。王健林也稱萬達是一個跟政府關系比較良好的企業，核心原因來自萬達的商業模式，“憑借著萬達的執行力，從拿地到開發我們能實現在十八個月內開一個萬達廣場。對于五年一屆急于出政績的地方政府來說，萬達模式是再受歡迎不過的了。”

　　2009年兩會期間，寧夏的領導到萬達集團總部會見王健林，親自邀請萬達去銀川做個萬達廣場。寧夏當時還沒有進入王健林的戰略布局中，“但是人家親自來訪問，邀請我去做一個項目。我就去做一個，開業以后效果很好。銀川市的領導又來邀請我們做第二個，我當時想銀川才70萬人，有必要開兩個嗎？但是人家就在我們這連呆兩天，我一看這不答應不行，就又去做了一個萬達廣場。”

　　“萬達只跟政治上有追求的官員打交道。有些地方政府哼哼哈哈的這種，我就堅決不去，反正請我的有的是，何必跟你扯這個。”王健林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被麥格理忽悠錯過上市

　　依托城市綜合體的這一商業創新及團隊的超強執行力，萬達攻城。王健林甚至對記者聲稱要在中國開1000家萬達廣場，然而令他感到頭疼的，是IPO之路。

　　“也怪我，2006年本來就有機會在香港紅籌上市，當時找了JP摩根、摩根士丹利等，框架都搭好了，被麥格理一忽悠，說我別做IPO了，做REITs（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多好，于是錯過了最好的機會。”王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當時REITs的形式是萬達與麥格理合資成立一家基金公司，萬達以物業出資，麥格理以資金出資，這樣，萬達就拿到了自己進一步擴張所需要的資金，又同時享有物業收租的回報。

　　更重要的是，基金公司也可以上市，又不受增發的限制，另外，因為基金股東的分散性，萬達不必擔心自己失去對項目的管理和控制權。

　　“當時麥格理這么一說，我想這個似乎很好。”王健林于是跟著麥格理去澳大利亞學習REITs管理，還考了一個REITs經理人證書。等他考完證書并成立了全國第一支針對商業地產的房地產信托投資基金，2006年7月，國家外管局、商務部、發改委幾部委聯合發文《關于規范房地產市場外資準入和管理的意見》，嚴格限制境外公司收購內地物業。

　　等萬達那時候再去改IPO，香港紅籌上市之路也被監管部門封死了。不得已，王健林在2007年回頭來做內地A股IPO，但沒想到剛做完架構，2008年又來了金融危機，萬達上市之路再次擱淺。

　　“2010年事實上我是有機會上市的，當時有兩個上市公司凈殼賣給我，我當時沒想去要，光想著不缺錢，就自己上市吧。結果沒想到一等等到宏觀調控來了，眨眼2012年了。”王健林說。
　　（南方周末記者 張育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