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夜，66歲的吳金仙抱出一摞圍巾，一家四口圍坐在白熾燈下，熟練地把各式圍巾疊成方塊，一條一條地放進透明的膠袋里。包裝一條圍巾能掙到4分錢。吳金仙白天在鎮上的圍巾廠工作，晚上在家里“加班”，全家平均每天能拿到50元外快。

　　在有著“湖州圍巾第一鎮”之稱的德清縣新安鎮，跟吳金仙一樣，靠“一條圍巾”討生活的村民有1.3萬人，占全鎮人口的30%以上。其中，大大小小持有執照的經營戶達600多家，依靠“圍巾經紀人”轉手從義烏小商品市場接的外貿單子，這些家庭小作坊日復一日，共同“織就”了義烏小商品市場最主要的梭織圍巾供應基地。如今，這一基地正面臨陣痛與轉型，也迎來重生和希望。

　　現狀 67年光景“織”出15億大市場

　　“新安屬水鄉平原，過去，蠶桑養殖是當地農民最主要的收入之一。”新安鎮工辦主任邱連松記得，小時候，鎮上幾乎家家戶戶種桑養蠶。而早在他尚未出生的1946年，著名蠶桑專家姬木陶在新安創辦了“西封漾絲廠”，這是德清縣歷史上首家絲廠。“這意味著新安在織造技術和產業興起上的先人一步。”

　　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絲織產業陷入低谷，但義烏小商品市場的崛起讓新安人看到了發展契機。一批絲廠出身的織造能手轉戰義烏“找米下鍋”，從絲織業細分出圍巾織造，因低技術含量、低準入門檻，自然而然成了鄉親們一擁而上的選擇。

　　經過67年發展，如今，新安鎮600多戶圍巾作坊每年為義烏小商品市場輸送圍巾上億條，年產值15億元，占全鎮工業總產值40%左右。“從原料到生產，從分銷到物流，新安拉出了一條完整的圍巾產業鏈，幾乎所有村民直接或間接地從事相關工作。”邱連松說。

　　吳金仙一家就是如此，她和老伴在圍巾廠干輕松一點的手工活。兒子沈全福則在院里擺了5臺織造機，專門接其他圍巾廠干不完的“尾單”，一條圍巾賺4元至6元不等的加工費，兒子兒媳每天輪流守十個小時，一年下來有十來萬收入。

　　瓶頸 品牌缺失“為他人作嫁衣裳”

　　隨著圍巾功能日趨多樣，近兩年，即使在淡季，沈全福也沒斷過活。給他提供單子的是本地人陳伍毛，是鎮上最早成熟的一批“圍巾經紀人”。每年，陳伍毛從義烏小商品市場拉來六七百萬元的圍巾生產單子，而他自家20多臺織造機難以“消化”，“通常把60%的訂單分流給附近的家庭小作坊，僅需支付少許加工費。”

　　盡管與沈全福相比，身處產業鏈“中端”，陳伍毛仍然覺得可惜，“一條優質圍巾的外貿訂單價通常在50元以上，但經過義烏小商品市場圍巾廠商幾度轉手壓價，我們拿到手的訂單價通常不到20元，只能賺回基本的勞動力成本。”眼下，他正嘗試跟國外一些大的圍巾外貿廠商直接接洽，而不是分羹其他市場挑剩下的冷飯。

　　他的同行姚建根早就想到了一點，同樣歷經圍巾廠工人、經紀人、作坊主的成長積累，2006年，姚建根成立德清縣亞特萊織造廠，注冊“YTL”商標，聘請外貿專業人員直接跑國外市場。如今，亞特萊已是鎮上數一數二的圍巾織造企業，年銷售額穩定在4000萬上下。

　　“遺憾的是，包括亞特萊在內，整個新安鎮通過注冊商標對外打品牌的圍巾企業，目前只有兩家。”邱連松說，更多的是類似沈全福一家經營的家庭作坊模式，生產的圍巾要么貼牌要么干脆沒有品牌，質劣價低，在市場上極度缺乏辨識度和競爭力。

　　破局 提質建平臺打造“圍巾航母”

　　不愿繼續“拾人牙慧”，投資過億的新安圍巾交易市場由此誕生。市場建于鎮中心，目前主體工程已揭頂，2013年3月份，這艘集生產、展示、銷售于一體的“圍巾航母”，將迎來全球500多家圍巾廠商入駐，到時將是全國最大的圍巾專業批發市場。

　　陳伍毛毫不掩飾對交易市場的期待，每隔一兩個月會去看看工程進度。他說，早已看好了一個門面準備近期入手，“以后在家門口即可接單銷售，不用蹲點義烏了。”不過最近，他的著眼點是購進一批新設備，提升產品質量，“有了統一的產銷平臺，剩下的就是質量和品牌的競爭了。”

　　“新安圍巾交易市場的意義正在于此。”邱連松認為，在產業成熟基礎上自建平臺，一來吸引客商直接到此看貨下單，擠去中間環節，直接提升了村民的勞動附加值;二來效仿海寧皮革城、紹興輕紡城“前店后廠”的經營之道，把本地的家庭小作坊推向“幕前”，不僅合力打響了“新安圍巾”的地域認知度，還是盡快煉出一批具備競爭力的品牌集群的有效捷徑。
　　（杭州日報　尹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