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市場一次又一次的“掃黃打非”行動尚未從根本上遏制盜版產品的泛濫，近年來又出現了生產商“自己盜自己”的怪現象，電影《英雄》的尷尬就是一個典型的注腳。人們不禁要問——我國音像業為何屢出“監守自盜”？

　　流行語：“做是找死，不做是等死。”

　　翻開我國音像制品的發展史，就會發現這一行業在發展之初確實經歷了一個暴利期：上世紀80年代初是盒帶的暴利期，80年代中期是錄像帶的暴利期，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是LD的暴利期，90年代初期是CD的暴利期。正因為暴利，我國自設立增值稅種以來，音像出版業一直以17％計稅，高于同為出版業的報刊、雜志、圖書等13％的計稅稅率。

　　據了解，音像出版社通常需繳納的稅種包括：增值稅17％，營業稅5％，所得稅33％，還有在增值稅、營業稅基礎上的城建稅7％和教育附加稅3％。

　　然而，從90年代中期開始，由于盜版的影響，大量VCD低價上市，音像制品迅速進人微利時期。一盤10元錢的VCD，出版社的利潤只有約5％至8％，批發商的利潤超不過5％。這樣的微利，還要經受大量退貨、大筆欠款以及高達20％至30％的呆、死賬的沖擊。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國音像業自1998年開始走下坡路，音像業整體效益下滑，眾多音像出版社的實力迅速衰退。據2002年中國音像協會統計，全國近300家音像出版單位負債率100％以上的就有13家，負債率60.16％至96.73％的有76家，占總數的31.1％，有的已資不抵債、接近破產邊緣。音像界目前的流行語是：“做是找死，不做是等死。”

　　尷尬事：盜版產品越打越多

　　在音像業陷人低谷的時候，人們對音像產品的需求并沒有降低，反而是愈來愈大，盜版光盤的生意也越來越紅火。政府主管部門打了又打，成績是越來越大，但盜版產品也越打越多。這不能不令人感嘆：市場是只無形的巨手，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

　　在惡劣的市場環境和高稅率的雙重重壓中，音像出版發行單位如果按規定納稅，幾乎無法經營。于是，生產商便開始在“盜版”兩字上做文章，“自己盜自己”這種“怪現象”逐漸成為我國音像界一大“通病”。與此同時，大量偷逃增值稅的不法經營手段也隨之產生，他們大幅降低產品價格，采取現金交易方式，不退貨，不開發票，也就不用納稅；再者就是采取大量的B版交易，即合法合同之外的“正版”，這樣也逃脫了納稅的義務。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說：“我國市場上至少有1／3的音像產品是由正規出版商出版的違規音像制品，有人認為這一比例或許還要更高，可能達到了50％。”

　　可嘆的：“與其別人盜，莫如盜自己”

　　據中國音像協會負責人介紹，按目前常規的發行空間推算，一部影視作品的版權轉讓費，比較合理的價位應在800萬元左右，如果超出了這一價位，就會變成賠本的買賣。《英雄》的版權轉讓費高達1780萬元，如果按正規的生產和發行渠道運作，沒有任何利潤空間。再者說來，即使偉佳、飛仕不生產盜版，也會有別人來生產。與其讓別人盜，讓別人賺錢，不如“自己盜自己”，花了大價錢的兩家公司豈能袖手旁觀？

　　音像業的發展為西方國家GDP的增長做出了重要貢獻，并提供了廣泛的就業機會。然而，我國音像業由于種種原因，雖然有著廣泛的市場需求，但并沒有形成一個強大的產業。音像業目前存在的種種違規現象，歸根結底是受經濟利益所驅動。如何調整音像業的有關政策，扶持正規音像業重振雄風，已成為當前政府亟待解決的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