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一座大廈如何光鮮輝煌，都有隱秘的角落。

在剛剛結束的“辛巴燕窩打假案”中，著名職業打假人王海號召購買燕窩的消費者維權的同時，還通過微博發出組合拳，鼓勵受害消費者們可以委托自己進行消費維權，但條件是收取50%賠償款作為委托費和律師費，還設定了打假起步費為1000元。

如果說王海的“公司化”打假是“打出名堂”，那么這些月入“萬把塊”的散兵游勇就更千姿百態。社交平臺QQ上存在大量職業打假人群，偶然被拉入群中的林正，發現了不少有關這個行業的“隱秘的角落”。

對他們來說，在這樣一個灰色地帶游走、牟利，不能缺少狡猾和陰險。帶兵打仗，孫子兵法講以多剩少才是上策，韓信則推崇背水一戰，證明以少勝多也是對的，方法論不同但目標一致，就是要贏。“打假”如同打仗，假貨是敵軍，打假人拼的就是“穩準狠”。

01 

師傅帶徒弟，賠償五五分

“新人免費帶一單，下車五五分。”

一進群，林正就收到了這樣的全體消息。在職業打假人圈子里，他們形成了一套“黑話”，甚至還有打假群主把行業黑話整理成一個群文件，以供新入群的小白們學習，文件的名字被稱作“名詞解釋”。

比如，“上車”的意思是別人帶著你一起打假;“車票”是指跟著別人上車，要給別人錢作為好處;“先車后票”是說得到了賠償再給好處;“吃貨”的意思是僅在平臺上要求“僅退款”，即只退錢，不退貨，也不需賠償。

從群里刷屏的消息來看，這群職業打假人們主要抓住的是產品標簽、宣傳用語等方面的“小辮子”，以舉報、起訴到工商局、法院要挾商家，要求給予3倍或10倍賠償作為“封口費”，還有部分打假人們是直接發起訴訟索賠。

例如，在購買海淘進口奶粉大筆訂單后，以“沒有中文標簽”為由索賠;或是商品詳情頁里包含“最”、“100%”等極限詞;再比如拿出某保健食品檢測證書，“某成分含量超過國家推薦用量”，職業打假人要求商品總價格的10倍“封口費”......

在打假群內，時不時就有“打假老人”發布類似這樣的信息：

“來兩個賠償，可下車600/800，車費50，自備本金9.5，百分百下車，不下車退你車費和本金，最后下車后分我兩百。”

隨后，群成員們就紛紛扣“1”，意思是共同參與這場打假。

“師傅帶徒弟”、“老鄉帶老鄉”，是打假圈里最常見的搭配。

在圈子里，有拿得出手的打假案例才有資格當師傅，群里有一條大家都心知肚明的“鄙視鏈”，拿賠償的看不起吃貨的，賠償大于1000元的才算是大額賠償。

“一般來說，師傅收徒是要收費的，我見過的是1888元一位。”

拜師最大的好處是能夠得到“消息源”(有問題的商品鏈接)。師傅發現“目標鏈接”就會告訴他的徒弟們，偶爾也會在同行QQ群里共享“情報”。

“當時，我們只要看到，某一個產品的全國銷量都漲了，那就糟了，肯定是被他們(打假人)買了。”一位不愿具名的商家，如是說。

有一次，有商家在經歷了被某地級市打假人，幾乎同時敲詐兩筆賠償后，連那個省的訂單都不敢發了，商家態度是：“寧愿不掙這筆錢，也不能冒風險。”

賣保健品的劉方了解到，雖然有同一商品同時遭遇多人打假，但不會出現同一人在同一店鋪打假多次的情況，“這應該是他們的行規。”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民事訴訟法》、《產品質量法》是他們入門級教科書，打假群里提供的還有打假成功案例剖析、工商投訴舉報范本、賠償標準等等。流傳的說法是“吃透這幾部法律，基本上月入上萬不成問題。”

林正從打假群群主那學到的打假標準流程是：先跟賣家聊天、談心，不要直接入主題，慢慢地將法律知識告訴商家，同時給予賣家自行百度查詢法律條款的時間，在聊天氣氛緊張到極點時，直截了當地說需要按照法律要求賠償。

“商家說要舉報我，怎么辦?”群成員的一句話打破了打假群午后的安靜，還連說了幾句臟話。

據林正描述，群主當時是這樣說的，“賣假貨報警是不可能立案的，法院也不會受理。他(商家)說他報警了，你叫他拍報警回執。”語氣十分篤定。

后來這場打假結局如何，林正也無從得知，給他留下的印象卻很明確，“打假其實是與商家間的心理博弈戰”。

02

“空手套白狼”的生意

剛剛入行的打假新人，往往有些焦慮，這時候群主總會如是安慰：“最差的情況也只是退款退貨而已。”

大多數情況下，他們對于“打假翻車”的擔憂，最終抵不過“小成本、高回報”的收益誘惑：

2塊錢的商品換來400塊的賠償、500元的本金撬動2000多元的封口費、下單2000塊獲賠1萬多......

經營醫療器械的商家余婷告訴億邦，打假人也是有段位的，門檻最低的是打“極限詞、虛假宣傳、三無”，比如最XX、100%、第一、無正規授權等等，更高段位的是商品與描述不符、“成分含量超標/不足”等等。

上個月李慧的美妝新網店剛剛開張，就被兩批打假人盯上。

她清楚地記得，開業的第二天就涌進來了大筆訂單，結果48小時未能發貨，直接賠付了商品總價格的5%給了顧客，“拿到錢，顧客就退單了”。

第二次是打假人直接在后臺申請退款，理由是“虛假宣傳”，打假人指出“抗菌消淤”是醫療用語并不能用于美妝產品的宣傳。他直接留了個聯系方式要求賠錢，不然就舉報到工商局。”

據《招商早知道》報道，調包、篡改標簽，偽造、變造證據，或者把不存在質量問題的“標注瑕疵”當作欺詐問題進行碰瓷，索取賠償，這類情況也時有發生。

“成本太低了，揪商家的‘小辮子’只需要看個商品詳情頁，再用鍵盤打幾個字，和商家扯幾句，就拿到錢了。”

在商家們看來，職業打假人干的就是不勞而獲的事情。

即使在初期與商家私下協商不順利，職業打假人們告到工商部門、法院后，案件受理費最低僅需幾塊錢，大多數的縣、鎮法院的受理費也只是10元-50元不等。

“如果勝訴，這些費用都由商家來付。”

“他們用訂單號找平臺客服就能拿到賣家的個人信息，拿著這些就去法院起訴了，或者投訴到工商局了。”林正介紹，賣家收到法院傳票后，基本上3-5天就會主動聯系(打假人)。

大多數商家聽說鬧到法院或者工商去了，會被嚇唬住。即使商家應訴，維權成本高也是商家們面臨的現實問題。

“根據現有法律規定，打假人是在自己當地的法院提起訴訟，商家收到法院傳票后，需要到起訴法院打官司，那些法院都是某個市、某個縣里，我們公司法務五六個人每天都在全國各地打官司，一年有兩三百起案子。”劉方說。

劉方經常遇到的情況是，打假人拿著幾十年前的法律條文起訴他們，但實際上有更新的法規可以證明他們是合法合規的。往往職業打假人們是廣撒網，碰運氣打假，看哪個商家先慫先給錢。

劉方見識過最忙的打假人是，“一上午開7個庭，都是他告的商家。”有媒體報道稱，不少職業打假人兩年提起的行政訴訟案件已超過了600件。

他告訴億邦：“他們還有各種流氓手段，你來了(法院)，他們(打假人)就撤訴，過兩天他們又起訴，一來二去，商家折騰不起。”

打假人們也深知這一點，他們告訴剛入行的新人們，“下單金額很重要，限度合適就行了，賣家來的話就需要考慮各種費用，還要擔心能不能打贏官司。”因為，大多數商家的心理是，如果賠償金額不大，也就賠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能打折的賠償金”，是推動商家忍氣吞聲的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商家們的說法，一般情況下，只要打假人要求協商，或者工商調解，都是可以還價的，最夸張的時候，能夠在要價基礎上打兩三折，他(打假人)開口要幾千塊錢，最后可能就三四百塊錢解決了。

余婷就曾遇到過，“開口要七八萬，最后一萬出頭解決的。”在7、8年的創業生涯里，余婷遭遇過十多起打假，她說：“百分之八九十就是私了解決的”。

林正在打假群里也見到過，因“索賠2100元，磨蹭了1個星期，最后300元下車”而發牢騷的打假人。打假群里，師傅往往會教導打假新人：“別貪心，1萬元的賠償金‘吃’70%左右就行了。”

03

變味兒的職業打假

“以前一年被打假幾百次，現在好多了，只有個位數了。”劉方回憶說：“2016年以前，只要他(打假人)去工商舉報，大部分一舉報他們就贏，最后我們賠錢，鬧到法院去，法院也是支持職業打假人的。”

以浙江省為例，浙江省高院2015年發布的浙江法院《消費者權益保護白皮書》，2010年浙江省法院共受理各類消費者權益糾紛民事案才386件，2014年已達2735件。

可以作對比的是，2010年起訴淘寶、天貓等平臺賣家的案件還只是零星出現，2011年、2012年和2013年均在100件以下，2014年達到190件。

劉方總結認為，職業打假人找的不是產品的麻煩，而是手機上(如商品描述)的麻煩、條規手續的麻煩。換句話說，“他們打的不是食品安全的問題，而是手續的問題，這應該由行政部門來監管的。”

上述白皮書也提到，大多數職業打假人們買到假貨，不是第一時間向工商、消費者權益保護組織等單位反映或訴諸法律，而是向商家勒索，要其花錢買平安;有的多次買同一問題商品并分次起訴，試圖獲得多份懲罰性賠償。

這一情況，在2016年前后開始扭轉。

2016年國家工商總局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明確將職業打假人排除在“消費者”之外，法院不再支持職業打假人的判例也開始出現了。

與此同時，電商平臺一經發現惡意敲詐勒索的職業打假人賬號后，也會對其做出限制登錄、封禁異常賬號等處罰措施。打假人們的經驗是，“一個賬號最多(打假)四次，就要被(平臺)風控系統限制登錄，如果是白號(新號)，頂多2次。”

慢慢地，“打假風氣就變了”，劉方說。

如今，為了應對依然少量存在的職業打假、敲詐勒索，商家們也根據經驗總結出了一套應對辦法：

一方面是預防打假，比如要求運營人員熟知新廣告法，避免使用敏感、違規的描述詞，或者商品到庫后著重核對商品信息等。

“如果遇到高級打假人，他注意到了你、甚至廠家都不知道的方面，比如含量、成分問題，那就只能‘認命’，畢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熟知一本幾千頁的藥典。”劉方告訴億邦。

另一方面是，疑似打假訂單不發貨，或發貨后攔截。

如果一個訂單的收貨手機號為空號或無實名認證的新號、要求開發票、收貨地址不詳細，多為放快遞柜或某某超市、購買數量或金額偏多，倉庫和運營人員就會慎重起來，起碼會去網站上查一下是不是打假人下的單。

據了解，在電商賣家們自發組建的“反惡聯盟”網站上，收錄了166萬“惡人”信息，包括打假師、差評師、敲詐師、刷單師等等。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頒布26年來，無論是商家，還是消費者，都需要清醒認識到，如果商品的確存在危害消費者身體健康、假冒偽劣的問題，那打假人的存在無可厚非。

哲學家漢娜·阿倫特在《平庸之惡》一書中寫道：惡是平庸的，你我常人都有可能墜入其中。把人完全同化于制度之中，服從制度的安排，默認制度本身隱含的不道德，甚至反道德的行為，甚至成為這類行動的實踐者，雖然良心不安，但依然可以憑借體制來給自己他者化、冷漠的行為，提供辯護。

當“打假”成為“假打”，職業打假人們抓住瑕疵性問題，向商家敲詐勒索，以此牟利為生，這既偏離了立法本意和保護消費者的初衷，也成為了社會體制下的“平庸之惡”。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林正、李慧、余婷、張海、劉方等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