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德國統計學家恩格爾根據統計資料，對消費結構的變化得出了一個規律，即一個家庭的收入越少，家庭收入中（或總支出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的比例就越大，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家庭收入中（或總支出中）用來購買食物的支出份額則會下降，這就是我們所熟知的恩格爾系數。

推而廣之，一個國家越貧窮，每個國民的平均收入中（或平均支出中）用于購買食物的支出所占比例就越大，隨著國家的富裕，這個比例呈下降趨勢。即隨著家庭收入的增加，購買食物的支出比例則會下降。

有趣的是，恩格爾系數在當下的消費觀似乎失效了。

前段時間，在一檔綜藝節目《五十里桃花塢》中，作為嘉賓的蘇芒因為每人一日650元的伙食費太少的言論引起了熱議，盡管此后節目組作出了澄清，但以此事件為引，娛樂圈先后被曝出存在餐補費過高的問題。

熱議之下，其實是暴露出一些問題的，要知道一個普通年輕人，每日的飲食開銷也不過百元左右，基于對以上問題的好奇，本次新眸隨機調查采訪了幾位年輕人，了解了他們的消費情況，試圖還原現在年輕人的消費結構。

01

大多數年輕人并沒什么開銷

“每月除了房租、吃飯，其實沒有其他大額的開銷”，剛進入社會工作的梓榆對新眸如是說。

梓榆表示，目前日常生活中社交花錢很少，即便是社交，也基本是約飯；不太喜歡買衣服首飾，淘寶京東也只是想起來了才會打開一下，平時也很少注意打扮自己，并沒有太多其他需求。

梓榆的每月花銷大約在4000元左右，其中吃飯方面的支出大約在2500元左右，這也就意味著，梓榆的恩格爾系數為60%左右，按照恩格爾系數來看，梓榆是一個標準的“貧困”人口。在得知這一結果后，梓榆戲稱自己為“干飯人”。

如果說剛畢業的大學生是一個特殊群體，在恩格爾系數的表現上并不具有代表性的話，26歲的阿桑可以算作是反映當代年輕人消費現狀的一個案例。

本科畢業后，阿桑沒有選擇繼續在校讀研，而是進入社會正式成為一名“打工人”。根據阿桑的表述，除了每月固定支出的房租之外，其他的花銷基本來自飲食和交通方面，在阿桑看來，每周五天的工作日，上班通勤一小時，下班回家一小時，午休在辦公桌上解決，一天下來，其實已經非常疲憊了，根本沒有其他的消費欲望，非工作日的周末也只想一個人呆在家里，除了必要的社交，周末基本不會出門。

針對網上購物這件事，阿桑表示，自己在念書時反而會買一些東西，更多的是3C和鞋子，現在有了工作，交了女朋友后，基本沒有購買欲望（甚至都沒有淘寶APP），有什么需要會直接去附近超市或者便利店解決，實在買不到才會考慮網購。

非必要不消費、非必要不社交，阿桑的這種生活方式，每月的恩格爾系數基本在40%~50%之間，只能算是勉強達到了小康水平。

根據國家統計局網站在今年2月發布2020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2020年全國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0.2%，其中城鎮為29.2%，農村為32.7%，中國整體已經進入到富裕水平，盡管前述兩人的恩格爾系數可能存在偏差，但從中依然能夠看出，這屆年輕人的生活水平似乎并沒有達標。

02

消費是一個偽命題

鮑德里亞在《消費社會》一書中提到：“消費并沒有使整個社會更加趨于一致，就像學校并沒有使大家得到一致的教育機會一樣，它甚至加劇了其分化。”

這句話的意思其實很好理解，在消費社會中，人人都在消費，但這不意味著，人人的消費質量都是一樣的。對于今天的年輕一代來說，他們的消費能力也許遠高于同年齡的上幾代人，但卻不能因此判斷他們的消費質量就遠高于上幾代人，甚至是同時代的中年人或老年人。

舉個簡單的例子，一個正在工作的95后年輕人（以阿桑為例）和一個已經退休在家的老年人，他們每月的開支都為2000元。單從數額上來看，他們的消費水平是一樣的，但兩人的消費結構大不相同。

年輕人的消費結構可能包括：房租50%、飲食35%、交通5%，社交5%、其他5%；而根據艾媒咨詢發布的報告顯示，2020年第一季度老年人的消費結構包括：飲食31%、保健品33%、服飾19%、其他17%。從這一數據對比來看，年輕人的消費質量和生活水平均不及一位退休在家的老年人。

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只有一個，無論是“干飯人”還是“打工人”，恩格爾系數偏高、消費結構失衡的背后，反映的是年輕人的消費觀開始不按規律出牌。

以北上廣深四大城市為代表，從物價來看，一頓普通的餐飲價格為25~30元，這也就意味著年輕人每天的一日三餐開銷就要占到75~90元之間，這其實也從解釋了年輕人恩格爾系數為何偏高。

圖：北上廣深基本食品價格（來源：新眸整理）

再從房租來看，對于一套非市中心一居50平的房子，北上廣深四地的租金分別為3645元、3316元、2000元和2861元，這其中還不包括基本住房支出中，電費、水費、暖氣費、垃圾處理等費用支出，而這部分支出四地均高于200元。

應該注意到，這只是非市中心的租房價格，租住的房子離市中心越遠，通勤時間也就越長。根據數據顯示，北京城市面積最大，人均上班里程最長，為19.2公里，其次為上海18.82，廣州和深圳平均短一些，分別為15.16和13.97。整體來看，北京平均上班要52分鐘，上海要51分鐘，差異不是很大，廣州需46分鐘，深圳得40分鐘。

由此可見，年輕人日常開銷基本都花在了住房、飲食、交通上。

03

新消費理念

在豆瓣小組“今天消費降級了嗎”的簡介中有這樣一段話：8012年了，iPhone 6S換了電池繼續等IOS 12；理發從Koyuki換成了Tony王；三里屯早午餐變成自己摘菜做沙拉。調侃的背后，正顯示出這屆年輕人不同的消費理念。

換句話說，即便這屆年輕人面臨著經濟壓力，但其主觀能動性也比我們想象中來得要強。

收入水平滿足不了消費需求，“消費降級”和“延遲性滿足”是他們面對壓力發明的“自我欺騙式”消費方式。根據2020年5月發布的《2019-2020中國青年消費報告》顯示，55.8%的年輕人表示消費時更傾向于“只買自己生活必需的”，40.2%的年輕人則選擇“少買點，買好點”。

用平價代替大牌；買衣服要等到打折季；牛肉拉面比黑椒意面更好吃；健身不一定要去健身房，家里跟著練效果都一樣。今天，很多年輕人在“消費降級”圈子里找到了自己相對舒適的位置。

豆瓣網友“玻璃分針”認為，消費降級就是在能力范圍內買質量最好的東西，精挑細選、貨比三家一方面有利于挑到合適滿意的商品，另一方面也許會在對比中發現自己并不是迫切需要這樣商品。因此在今天的很多年輕人看來，消費降級并不是降低生活質量，反而讓自己在購物時更加理性，避免陷入“消費主義”的陷阱。

事實上，消費降級只是年輕人消費方式改變的一方面，對于那些價格高昂卻很難找到平替的商品，年輕人們也找到了另一種解決方法：延遲性滿足。

錢鐘書先生在《圍城》中有這樣一段關于吃葡萄的文字，“有一堆葡萄，樂觀主義者，必是從最壞的一個葡萄開始吃，一直吃到最好的一個葡萄，把希望永遠留在前頭；悲觀主義則相反，越吃葡萄越壞，吃到絕望為止。”

正如原字節跳動CEO張一鳴所述，延遲性滿足才能克服人性的弱點，獲得更多的自由。延遲性滿足就可以理解為樂觀主義者吃葡萄，甘愿為更有價值的長遠結果而放棄即時滿足的抉擇取向。這種延遲性滿足不僅是為了追求更長遠利益做出的考量，而且在實現過程中也提高了個體的自我控制能力。

一個花400元立即就能買到的電風扇和一個花4000元但需要存一段時間錢才能買到的空調，選擇前者的年輕人選擇的是“消費降級”的生活方式，選擇后者的年輕人是“延遲性滿足”的消費方式。消費方式本沒有高低貴賤之分，不同的選擇正說明了年輕人在面臨收入水平與消費需求落差時的自適應。

改變不了世界的參差，那就改變消費的方式，這屆年輕人，有他們自己的生活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