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是個可怕的東西，尤其對于他們來說。”

盧森用電影《肖申克的救贖》中的一句臺詞來形容他當下的狀態。

2019年畢業于江西一所職業學院自動化專業，盧森進了工廠的第一個崗位，是在流水線上打螺絲。

早上八點，工人們排著隊到車間“訓話”，無非是一些打打士氣、提提要求的內容。工作開始后，每隔兩小時可以休息15分鐘。女人們大都坐在工位上休息，男人們則有個好去處——位于車間頂層樓梯拐角的吸煙區。

站或坐在那兩層水泥臺階上，玩手機或閉目小憩，大多數時間工人們都十分沉默，偶爾能聽到些許刷短視頻的聲響。盧森更喜歡倚在窗臺邊，他說，“這15分鐘才是徹底自由的。”

15分鐘過去后，他必須要回到工位上打螺絲。要按照編排的順序打，一整天都在重復這一個動作，每一天都在重復前一天的工作。

時間久了就只剩下枯燥甚至有些莫名的“痛恨”和害怕。他沒學到什么東西，不知道什么時候能往技術方向上發展，也不知道離開工廠還能做點什么，令他更害怕的是，變得麻木。看完電影《肖申克的救贖》，盧森學到了一個新詞——體制化，他認為這個詞很適合他。

一開始你恨這個圍墻，然后你慢慢習慣它，最后你依賴它，這是體制化。“我好像離外面的生活有些遠了。”盧森說。

影片中，監獄中的老托馬斯溫和、積極，努力工作清洗自己的過錯，50年的監獄生活后，他獲得假釋。但出獄后，托馬斯是那樣的惶恐與不安，他已經無法回到高墻之外。自由給了他希望，希望帶給他死亡。

“工廠里的大部分人都是麻木的，他們可能想過離開，但是離不開了。”盧森想要走出這里，他說，“今年年底，我得好好考慮還能做什么。”

《中國青年報》教育學科部曾于不久前向全國職業院校學生發放問卷調查，了解職業院校學生的就業意向，共收到有效問卷26596份。調查發現有63.97%的受訪職業院校學生畢業后不會選擇進入工廠、工地、車間等一線基層崗位。此外只有32.8%的受訪職業院校學生發現周圍同學畢業后會選擇電工、焊工等實體經濟崗位。

「新熵」所接觸的在一線基層崗位工作的受訪者，對工廠的描述多為環境差、收入低、枯燥、脫離社會，他們的故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下工廠工人真實的生活現狀，這或許能解釋為什么職業學院的學生畢業后不愿再去往工廠。

那不是他們想象中的生活

戎月的美容工作室開在某商圈內的一棟住宅樓內，進門靠墻的柜子上擺滿各式各樣的護膚品，大門正對的房間里放著兩張美容床，地方不大，但干凈整潔。每日，戎月在這里熱情地招呼每一位上門做皮膚護理的顧客，并向他們耐心講解日常護理技巧。

她已經不是那個剛從工廠里出來，對外部世界一無所知的小姑娘了。

三年前，中職畢業生戎月有些迷茫，抱著試一試和先賺點錢的心態，隨大潮進了深圳一家紙箱廠。在那里，戎月明白了“工廠不是她該去的地方”。

工人們每天起碼要在流水線上待10個小時，重復4個動作——盯產品、停機、剔除廢品、開機。聽起來這10個小時很難熬，但是在大多數工人的感知下，流水線上的時間是很好打發的。戎月說，“經常是早上8點機器開動，我低頭開始工作，機器停下我再抬頭已經是下午6點了。”

車間機器聲能轟轟隆隆持續一整天，在流水線工人們很難與別人正常交流，時間一長，工人的分析能力和與人交流能力都會被慢慢腐蝕。戎月回憶，那些做了20年一線的員工，他們的眼睛基本都是呆滯的，當生產出現一些情況了需要他們分析，他們更多是會告訴你“聽從領導安排就好了”。

離開的念頭是在一個凌晨產生的。

伴隨著最后一個產品被送出流水線，戎月當天的工作終于結束了，拿起手機一看“噢，已經是凌晨3點了。”她打開手機中的手電筒往宿舍的方向走，自己手中的那一束光只能看到前方不到5米的距離，剩下的就是無盡的漆黑了。那是一種讓人絕望的寂靜，除了偶爾的幾聲蟈蟈叫。

恍惚中，戎月突然發覺自己已經重復這樣的生活很久了。光陰似箭，在無限的重復與折騰中478天如一日，失去的又何止是時光呢。

離開深圳后，戎月來到離家最近的省會城市——鄭州。幾番周折，她決定去學美容。可能是在廠里待久了，起初美容店老板與顧客的對話，她一句也聽不懂。“那是一種痛恨自己沒用，又無力改變的狀態。”

戎月也沒想到一年之后的今天，她能有屬于自己的一家店。回老家時，經常有年輕人跟戎月抱怨，“工作這么難找，不如我先去工廠呆兩年。”戎月只會告訴他們，“去工廠還不如去便利店做售貨員，起碼能與人打交道，能獲得更多信息。”

去工廠的畢業生中，也不乏真的想踏實從事制造業的人。

2020年畢業于普通二本機械自動化專業的張宇，對自己的定位很準確——技術工人。剛畢業時，張宇就明白做“技術工人”是有門檻的，所以想著先踏實從一線做起，積累經驗。

但很快，張宇就發現自己只是每天重復在流水線上干一件事，根本學不到任何東西。3個月過去了，張宇覺得自己的知識水平依然停留在書本上。

為了能夠早些從事一些技術上的活，張宇想報個培訓班，一打聽才知道學費不菲，2萬元。對于剛畢業不久的張宇來說，這不是小數目。

他詢問了身邊工友發現，愿意花這筆培訓費的學員，大多數已經在工廠流水線上工作多年的人，離開這個行業不如學點東西往上再走一步。

往上走并不代表更好的工作環境和更好的待遇，比張宇大一屆的學長在完成積累后去了深圳做工程師。張宇說，“公司制造設備賣給工廠，學長的工作內容是去現場調試，完成最終交付。”

這份聽起來還不錯的工作，工作體驗卻十分“勸退”，應屆生試用期半年，月薪2500。工作一年幾乎都在出差，只有一個月待在公司。而這一個月，張宇的學長幾乎天天加班趕設備交付期。

張宇沒有交那2萬的培訓費，10月份他從工廠辭職去考研了。

不愿去工廠的B面

職業學院畢業生不愿去工廠的另一面，是工廠“用工荒”。

十年前，像富士康這樣的“大廠”還是很受追捧的地方。如果想去富士康工作，身高、體重、年齡等都有硬性要求。一切達標后，男員工需上交1300元，女員工上交1200元才能入職。而一個普通員工的月薪僅470元。

現在，富士康這樣的流水線工廠卻遭遇了“用工荒”。9月底前，富士康急招20萬名工人，并許下高額獎金。只要在職90天，在崗55天，遵紀守規，每個新人都能拿到10200元人民幣。在鄭州港區富士康，這個數字在幾天前曾達到13000元。

但是即便如此，依然很難招到正在“逃離制造業”的年輕員工。

其他各類工廠的日子也不好過。

“招聘一名電工，薪酬6000-7000元”，前腳在深圳某QQ求職群發出消息的王峰，后腳就被踢出群聊。工人都嫌這點工資太低了。

可這和深圳普工4500元的工資“天花板”相比已經不算低了，王峰給出的“很少加班”也很人性化，但是卻沒人相信，畢竟工廠的薪資還是以加班為主。

浙江寧波，戴新也面臨著同樣的困境。他所在的實木家具定制廠用人缺口高達30%，為了和“缺人”這個問題對抗，戴新不斷給工人加薪，普工的工資從5000元上升到7000元。

企業招工的成本日漸提高，從業9年的藍領招聘從業者李華深有體會。李華進入藍領招聘行業，那時勞務市場正在發生“調轉”。

2011年以前，個人想要進工廠是需要給勞務中介交錢的。李華入行的時候中介已經要開始掉頭找工廠要錢了。“除非一些特別好的工廠，還需要個人支付400到800元介紹費。”再往后就沒有個人交中介費的說法了。

相反，工廠招人成本逐漸提高。李華大概給算了筆賬，現在市場上，工廠每從中介這里收一個人就要交大概相當于工人工資的15%-20%。現在普通電子廠的普工工資漲到4000-5500元，而且勞務公司介紹的工人每多干一個月就要交一個月中介費。這樣看來，工廠每從中介那里招一個工人，一年就要花費6000元以上。

由此可見，工廠無論在工人薪資還是招工方面成本都有所上升，與此同時，擺在工廠面前更嚴峻的問題在于原材料的上漲。

2020年開始，鋰、鋁等原材料成本上漲了30%-40%，木料板材的成本價格則上漲了30%-50%，這種情況下，沒有議價能力的小廠是扛不住一直給工人加薪的。

互聯網成了新工廠？

那這些出走工廠的年輕人都去哪了？“好些人都去送外賣了。”李華說，“現在有技術的人越來越難找了。”

據央視財經報道，2019年，中國快遞業務從業人數已突破1000萬人，餐飲外賣員總數已突破700萬人，網約車司機總數突破3000萬人。2020年的疫情更是加劇勞動力產業間的遷徙，疫情期間兩個月內新增騎手58萬人，其中40% 來自制造業工人。

另外，國家統計局發布的《2019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也顯示，農業人口轉移從事第三產業的比重為51%，主要從事家政、物流、餐飲等服務行業。

“寧跑外賣掙三千，不當工人五六千”成了千萬打工人的一句口號，急速壯大的互聯網產業，如同一塊海綿，正吸引越來越多的青壯年勞動力。

從本質上講，勞動力群體的轉移是從技能要求比較低的加工制造業，轉入到服務業中同樣低門檻的快遞外賣行業。

為什么外賣員、滴滴司機類零工對年輕勞動力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從收入來看，此類平臺型企業工資制度簡單直接，大都采取計件或記次方式，勞動者可以在軟件中直觀看到收入的上漲，從而產生一種“多勞多得”的公平感。

同時，平臺興起之初總伴隨著較大規模的風險投資，所以會采取較大力度的就業者補貼吸引來吸引勞動者參與，外界“動輒過萬”的收入傳聞讓不少年輕勞動者心動。

此外，互聯網工作的“自由”與工廠的“重復”比起來，似乎更符合年輕人對工作的期待。工廠流水線工人常稱自己為“擰螺絲釘的人”，高度重復、服從于機器的高速節奏，勞動者逐漸標準化。

而平臺型企業中，大多勞動者只需要完成非連續性的工作任務，工作地點、時間都可自行決定，雖有平臺的監管，但相比于工廠嚴格的控制和管理，平臺型企業顯然更為人所接受。

但是，隨著平臺黃金期的消逝，平臺型經濟的勞動力紅利也進入了瓶頸期。36氪曾指出，美團每開一個新城就需要更多的勞動力，且騎手的流動性不斷加劇，美團騎手今天的用人缺口依然高達30%。

同時，隨著從業人數的增加，騎手的收入也正在被稀釋。美團財報顯示，2019年，一個騎手的月均工資下降到5968元左右。平臺型企業是否真的能成為藍領工人的新棲息地有待觀望。

產業轉型期的陣痛

勞動力流失、“用工荒”等一系列問題也讓工廠意識到產業升級的重要性。

2018年7—10月，華南師范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孫中偉，與湘潭大學公共管理學院講師鄧韻雪，曾在廣東省19個地級市共608家制造企業進行了一次大規模問卷和實地調查。

調查結果顯示，有299家（占50.08%）企業已經或多或少實施了“機器換人”項目，通過引進工業機器人、電腦數值控制機床等自動化設備來替代人工；另有16.42%的企業也準備實施“機器換人”。

調研結果也明確指出，企業引進機器人或自動化設備與“招工難”有關。有40%的企業引進機器人或者自動化設備是因為當前招工比較困難，人工成本較高，使用機器人可以緩解招工壓力，降低人工成本。

無論是因為勞工市場的變化還是因為市場要求，中國工廠的轉型是必然且為人樂見的。然而新發展必然帶來新問題。“機器換人”過程中創造出了新的崗位和技術需求，但大部分企業卻存在普遍性缺少技術型員工。在孫中偉和鄧韻雪的調查中，59.82%的企業表示缺技術工人，54.06%的企業表示缺研發人員。

但職業學校的教育似乎沒有跟上“產業升級”的軌道。

江蘇師范大學講師杜連森在田野調查基礎上，于今年6月發表了一篇名為《“打工人”的困境：去技能化與教育的“空洞”》的論文，他在職業學校里看到了一個“空洞”的世界。

職業學校是培養學生“一技之長”的地方，職校生雖然是現行考試制度的“失敗者”，但他們仍可以通過學習技能來實現人生發展的另一種可能，這既是職業學校的目的，也符合職校生和家長的期望，因此，職業學校的工作重心應當是在技能培養方面。

然而杜連森調查期間所在的職業學校，核心內容是身體動作、精神氣質、著裝配飾等學生的規訓與管理，與之相比，技能培養反而退居較為次要的位置。

學生一旦進入職業學校這個大環境之后，就不自覺地開始“混日子”，杜連森將職校學生的“混日子”理解為一種結構性力量的驅動。這種結構性力量的真實面目，就是學校整體“重規訓，輕技能”的底層教育邏輯。

大部分學生寄希望于，從最后一個學期的頂崗實習中彌補在學校期間僅學到一些“皮毛”的遺憾，然而工廠重復、枯燥的生活卻讓他們更加苦悶。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職校畢業生不愿意再去工廠工作，但更深層的問題則在于，工廠要去哪里找技術型工人？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