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代拋棄你的時候，甚至來不及說再見，就已成為昨日黃花。

繼溜冰場、網吧、電影院之后，曾經炙手可熱的KTV，也走向末路黃昏。愛企查信息顯示，截至2021年12月，搜索企業名/注冊號、經營范圍含“KTV”的企業，開業狀態的僅余近6萬家，現已吊銷、注銷的企業超4萬。

▲圖/愛企查

要命的是，曾經KTV的消費主力，也在漸行漸遠。央視財經報道，受疫情影響，KTV娛樂業今年整體客流量下降嚴重，中老年取而代之成了KTV白天場新顧客群體，且幾乎不會在店內消費。

從巔峰到沒落，KTV的退潮，更像是種縮影。沒有哪個行業可以“以不變應萬變”，唱歌這件事，或許是難以割舍的娛樂方式，但KTV卻已不再是必然選擇。

時移世易，物是人非，怎一聲嘆息了得。

KTV的黃金時代

1988年的夏天，中國北京迎來第一家卡拉OK歌廳——“你歌卡拉OK廳”。

這種嶄新的娛樂方式，很快點燃了人們的激情。夜生活由此改變，原本習慣早早入睡的人們，不再甘于平淡。迫于群眾高漲的需求，北京市文化局原本規定歌廳的營業時間不得超過0點，后來逐漸放寬到凌晨兩點，經過特批甚至可以開到凌晨三點。

據北京市文化局統計，截至1993年9月，北京市共有注冊歌廳282家。那時的卡拉OK火到什么程度，飯店里有，酒樓賓館里有；街面上有，胡同里有；有的地方甚至連糧店、菜站都改成了卡拉OK歌廳。

不得不說，卡拉OK的盛行，占盡“天時、地利、人和”。改革開放后，港臺流行音樂傳遍大江南北，四大天王、小虎隊、左麟右李等歌星頻出，金曲不斷。日漸豐富的娛樂生活里，人們渴望一展歌喉，抒發個性。

隨著卡拉OK廳的設備和服務逐步完善，事態在潛移默化中變味。早期的大廳式卡拉OK換成各種豪華包間，配上了空調和電視，還有各種酒水、小吃。

這類包間通常設有最低消費標準，一晚上消費幾百上千是常態，原本接地氣的卡拉OK廳，成為只屬于有錢人的高消費場所。

據1995年的報道，有位張先生在北京東四南大街的一家夜總會唱卡拉OK，結賬時共消費了1314元——2聽可口可樂76元，一瓶礦泉水28元，一聽啤酒45元，一壺紅茶78元，一個果盤198元，外加15%的服務費以及包間費。

要知道，當時北京職工的月平均工資也只有679元左右，走高檔路線的卡拉OK們不可避免地開始走下坡路。1995年4月，北京豪華歌舞廳的上座率已不足4成。

在這個微妙的節點，臺灣量販式卡拉OK品牌“錢柜”落子上海。所謂“量販”，指的是透明、自助和平價的消費方式，強調薄利多銷。

在錢柜，不但沒有小費，明碼標價，還有更全的曲庫，更優質的服務，更時尚私密的場地。此外，錢柜還提供超市自助式購物，甚至配備自助餐，既滿足了娛樂需求，又照顧了面子里子，對比卡拉OK廳，堪稱降維打擊。

此后，錢柜所向披靡。盛名之下，錢柜月收入超過千萬，預訂電話永遠爆滿，即使是工作日晚間，也座無虛席。到后來，只要是錢柜開業的地方，必然是城市里最繁華的地帶之一。

同樣“出圈”的K歌之王，股東中包括陳奕迅等諸多明星。上海店開業當天，陳冠希親臨現場，向華強夫婦、陳小春等公開送上祝福，風頭無二。

據統計，2008年～2011年，我國KTV企業數量年平均增長率在10%以上，到2013年，全國量販式KTV已達到9920家。其帶動的酒水、小吃、消耗品、音響設備等相關市場規模總計4000億人民幣，這是一個極其驚人的數字。

在80、90后的青春里，幾乎都有關于“KTV”的美好回憶。前臺一起商量訂什么包廂，訂多長時間，大家再一起湊錢付款，一切充滿儀式感。

而這方包廂里，也承載了太多的“眾生相”。有人在這里碰杯慶祝；有人無所顧忌地落淚嘶吼；還有人在這里收獲了意想不到的愛情。

誰也不曾預料到，歡歌笑語中，危機竟不期而至，高光之下，已是暗流涌動。

輝煌后江河日下

一切并非沒有征兆。

KTV炙手可熱的時候，地產行業也在高歌猛進。2014年前后，無論是北上廣深，還是三、四線城市，商鋪租金都相應地水漲船高。

作為一種重資產、高人工的行業，像溫莎、好樂迪、魅KTV這類大型連鎖品牌，一般會選擇核心的商業區，面積動輒就是兩三層、幾千平米，租金壓力可想而知。

不但如此，KTV的場地每兩三年就得重新裝修一次，裝修成本也不容小覷。魅KTV的創始人吳海曾表示，2020年月支出的租金占經營成本的33%。而在4年前，這個數字還是25%。

雪上加霜的是，2015年，團購APP拼低價來爭奪市場，掀起了O2O大戰，KTV行業陷入白熱化競爭。

各家KTV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有8元唱3小時，不限時間段的；有22元可以包唱通宵的，價格低得擊穿底褲，經營狀況日漸式微。有業內人士坦言，這些年，KTV的價格幾乎就沒漲過，不僅沒漲，還要比前兩年下降50%左右。

從2015年開始，錢柜在北京的首家門店“朝外錢柜”宣布關門，這個曾在2008年靠著18家店霸占內地市場的品牌，到此時只剩最后5家。同年，萬達集團旗下的KTV品牌“大歌星”也黯然離場，倒閉潮隨之擴散開來。

然而，噩夢還遠未結束。2016年以來，迷你KTV在資本的加持下“野蠻生長”，新的消費場景，較強的參與感，以及更低的消費門檻（單曲3元，唱1個小時才18元），進一步分流著本屬于KTV的消費群體。據《中國音樂產業發展總報告》顯示，2016年，我國傳統KTV數量直接下跌了60%。

再者，拋開KTV本身，唱歌也是一件需要門檻的事，換句話說，這并不是所有人都樂在其中的項目，尤其是對于那些唱歌不好聽的人而言，只能成為附和拍手或埋頭看手機的“邊緣人”，感到滿足的，是為數不多的“麥霸”們。

針對這種硬傷，線上K歌平臺“唱吧”和“全民K歌”等異軍突起，不僅海量歌曲免費，還能根據用戶的需求選擇不同的混響效果，相當于給聲音加濾鏡，人人都可以是歌唱達人。兩者一對比，KTV的優勢蕩然無存。

▲圖/艾瑞咨詢

而版權的維權動作，也讓KTV的經營舉步維艱。2014年，中國音像著作權集體管理協會展開了密集的維權行動，一年之內訴著作權侵權糾紛過千件，按照當時KTV市場總規模為800億元，收取1%的版權費推算，音集協最多可收取到版權費用約8億元，KTV的成本支出又添上了沉重一筆。

2018年10月，音集協在官方網站發出《關于停止使用部分涉訴歌曲的公告》，要求各VOD（視頻點播）廠商和KTV經營者在10月31日前撤下6600余首KTV經典曲目，無異于晴空霹靂。

2021年8月，文旅部對卡拉OK音樂內容發布新的管理意見，愈發嚴格。如今的流量歌曲，版權大多在騰訊音樂、網易云音樂等巨頭手里，線下KTV要上新歌，必須先支付不菲的版權費用。

浮浮沉沉中，疫情的出現，成了壓倒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去年，北京“K歌之王”的公開信引發熱議，這個人均消費超過兩千，讓王思聰一晚豪擲250萬的高檔KTV，在疫情期間，僅支撐了兩個月，就稱“成本扛不住了”，決定與全體員工解除勞動合同。

至此，KTV的光環盡退，曾經的“潮流”象征，徒留一地雞毛。

未來還有機會嗎

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并非沒有想過自救。2017年，昆明春城路的溫莎KTV升級改造，一個名為“W K-Bar”的KTV業態問世，包房裝修類似一個個小型清吧，室內以氛圍燈為主，裝修主體與風格都各具特色，整體給人類似黑暗古堡的感覺。

2018年12月，好樂迪KTV把淮海路的門店改造成了“音樂+火鍋”，在下午的5點至11點營業。

但消費者對此并不買賬。在大眾點評上，吐槽之聲不絕于耳，除了價格貴、上菜慢、味道一般，還有服務差勁，連基本的白開水都無法主動提供，多數人表示不會再來第二次。

從結果看，火鍋不但沒有拯救原來的KTV生意，甚至還影響到了原有的客流。有細心的網友發現，在一家外賣火鍋的KTV內，4人火鍋套餐總共需要790元，而同等菜品若到火鍋店吃，僅需300元左右，加上售價240元一打的啤酒，除去幾十元的包廂成本費，粗略估算下來，商家多賺取了近30%的利潤。

畫風跑偏后，各地陸續出現了足浴KTV、火吧KTV、燒烤KTV等多種多樣的跨界方式，但隔行如隔山，成功者僅是寥寥。

從頭回溯，KTV行業走下坡路，是房租、人力、產業環境、消費習慣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KTV之所以能夠快速崛起，是因為它恰逢其時地將大眾拉入了娛樂之中，給予了人們前所未有的娛樂體驗感。

但隨著時代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日新月異，使得個人娛樂不再依托于特定場所，就像人們不必再去網吧玩游戲，不必只去棋牌社找樂子，自然也不必非得去KTV唱歌，其需求的唯一性不復存在。

再者，移動K歌APP的更新迭代極快，不只是滿足于簡單的唱歌需求，而是不斷開發著新的賽道和玩法，襯托得KTV黯然失色。

而新消費趨勢下，年輕人又有太多選擇勝過KTV。脫口秀、密室逃脫、狼人殺，隨便哪一個拎出來，都比悶在KTV里唱歌要有趣得多。尤其是近年來大熱的“劇本殺”，全國店面已超過3萬家，KTV再難用大一統的方式壟斷市場。

不進則退，作為最早一批的娛樂項目，KTV這么多年經營模式幾乎沒有變過，老本吃完，受到沖擊并不意外。

其興也勃，其亡也忽。事實上，線下KTV依舊是個大市場，據《2020中國音樂產業發展總報告》顯示，2019年KTV市場規模高達1034.4億元，占音樂產業總值的26.18%，仍處于細分規模第一的位置。

KTV要想重拾機會，突破和轉型迫在眉睫。比如拓展娛樂內容，廣泛吸收熱門游戲類型，打造一站式綜合娛樂體；亦或開辟出大、小型包廂，以滿足大型聚會、私人派對等不同需求，從而分攤經營成本，但這些模式能否走通，都需要進行驗證，并非一日之功。

不管結果如何，留給KTV的時間，已然不多了。

參考資料：

1.DT財經《中國KTV消亡史：不去KTV的年輕人都在玩什么？》

2.華商韜略《誰殺死了K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