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北京的秋天，暑氣絲毫未減少。在北大，一位清瘦的青年男子正汗流浹背地騎著一輛三輪車，上面裝著他在北大的全部“家當”。

車輪緩緩駛向校外，男子的心情有些沉重。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和閉路電視，連續半個月廣播了對他的處分。走在路上，陌生的學生和老師都能認出他——北大的教師，俞敏洪。

俞敏洪以北大的名義私自辦學，成為了眾矢之的。緊接著，原本屬于他的福利和地位都“降級”了。分房子輪不到他，出國進修也沒有他的名字。這位年輕的知識分子，很快便想到了離開。

砸了北大這個“鐵飯碗”以后，俞敏洪的三輪車駛向了北大西邊一個叫六郎莊的地方，在那里租了一間農民房。

屋內是冷清的、斑駁的四壁，屋外，一個時代即將崛起，正轟隆隆地發出鳴響。

改革開放正在醞釀新的突破，教育培訓行業鴻蒙初辟，偶爾能聽到新東方烹飪、山東藍翔等技能培訓的微弱聲響。沒了北大這顆大樹可傍，俞敏洪更加賣力了，他跑到北京中關村，用廣告將那里的電線桿刷了個遍。

這一年，在吉林，一個不肯向義務教育低頭的“怪胎”，羅永浩，也離開了延邊第二中學的襁褓。

離開校園后，羅永浩感受了生活的惡意，他覺得一切就像個“錘子”，而社會的苦難并不比校園的苦難更簡單。

俞敏洪擱淺了出國的想法，羅永浩拋卻了正常的人生軌跡。離開象牙塔時，他們說他們都有夢想，可是在當時，他們并沒有想清楚自己的夢想是什么。

籠子內外

當新東方的紅色卡車開進留耕初級中學的大門時，贊美聲如潮水般向俞敏洪襲來。

新東方把8萬套桌椅捐給鄉村小學，那個在三十年前落寞地離開校園的男人，以一種體面的方式為屬于新東方的時代劃下了句點。 

“雙減”政策落地，俞敏洪在2021年過了一個“最難過的教師節”。可是人生的荒誕卻在這種時候大放異彩。 

俞敏洪不喜歡“商人”這個名號，并且多次公開表達對做生意其實沒興趣。用他自己的話說，他的夢想就是“成為中國教育領域中優秀的教育工作者，說的好聽一點，就是教育家”。 

2005 年的春天，在俞敏洪貼過小廣告的中關村里，俞敏洪獲得了“最值得尊敬的教育人物”在頒獎典禮上，他說出了對新東方未來的期許，是“建成一所好的私立大學” 。 

第二年，新東方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了，俞敏洪身價暴漲成為“中國最富有的教師”。但與此同時，資本的牽引與推促，也將俞敏洪和新東方兩相裹挾。 

為了20%的增長率，新東方不可避免地被資本市場逼迫著前行。俞敏洪有一萬個理由不希望新東方淪為瞬間勃興的周期性公司。但新東方在未來數年的優勢已然成為定數——依靠高成本的教師資源，以智力優勢集中天然堆砌。 

十幾年過去，中國的教育培訓發生了深刻的變革，行業內波濤洶涌，新興者后來居上，不斷在短時間內創造財富神話。 

新東方甚至算得上是教育內卷的始作俑者。在資本的裹挾之下，它所創下的巨額財富，如同在社會里撕出的一道口子，讓無數人窺視到一個巨大的市場。 

在它其后，諸多崛起的培訓機構沿襲的依然是師資制勝的路數，極度同質化的競爭讓知識產權建構、資本運營能力成為所有培訓機構參與可持續性市場競爭的要件。以至于后來的許多年，新東方仍然需要維系這種高額的智力成本優勢。 

俞敏洪曾經多次在公開場合表示自己后悔上市，他覺得與資本互通“就如同娶一個女人，不但甩不掉，每年你還要為她增長25%的收入，不是因為你愛她，是因為你被綁住了。” 

從1993年到2001年，俞敏洪一直是“個體戶”的商業狀態，就像一顆無名小草，自在地位自己沉浮。但當“小草”進化為“大樹”，一個無形的籠子卻罩了上來。

“我給自己做了一個籠子，無法往外鉆，否則籠子一收緊，我就被吊死了”。

羅永浩在加入新東方前，看上去和俞敏洪是截然相反的兩類人。他一討厭英語，二討厭當老師。就像他后來寫給俞敏洪的萬字信里形容的，他“生性狂狷、像個怪物”。 

但當聽到當英語老師有一百萬年薪時，羅永浩還是向金錢低了頭。為了加入新東方，羅永浩在幾個月硬是活生生地消化了幾十本“雞湯”書籍。 

2006年，羅永浩與俞敏洪鬧翻，離開了新東方單干，他說“俞敏洪是我這輩子見過最沒原則的人之一”，他說“新東方的很多老師上課的時候，都在對學生罵俞敏洪，這一定程度上是新東方的傳統”，他說“新東方是一個小人得志的地方”。 

在羅永浩看來，新東方制造了一個“理想主義者創業的美好形象，但實際是個100%的純商業機構，這與自己的理念不符”。 

羅永浩要飛出這個思想的囚籠，但在俞敏洪眼中，羅永浩不過是“披著理想主義的外衣，把自己塑造很高尚很純潔”，他說羅永浩“太虛偽了”。 

他們對彼此的評價，就像一句讖言，在許多年后，一度也流進了世人的口中。 

橫看成嶺側成峰，當時他們并沒有意識到，他們其實是鏡向的彼此。 

和時代做交易的人

不可否認的是，俞敏洪是一個具有人文主義情懷的商人。他曾對教育行業的競爭表現過自己的擔憂，認為新東方是被裹挾著進入一場教育內卷化的競爭。但當教育變成一種競爭，競其中的殺傷力會讓其偏離教育本來的目的。 

但俞敏洪也明白，商業若是只靠情懷，難以長存。 

無論是2006年新東方走向大洋彼岸的紐交所，還是把創業經歷寫成書、頻繁地上電視節目，俞敏洪完美地完成了“商人”這個身份。 

所以對俞敏洪個人而言，一切更像是他與時代做的一場交易。

他在中國教培鴻蒙初開時聽見了時代的聲音，犧牲了出國留學的理想，以至于在許多年后，他仍在直播間里對此念念不忘。 

他能果決地選擇脫下北大的長衫，犧牲自己看重的體面。直到許多年后，那輛紅色卡車開進校門，將他的體面送回了一些。但那個承載著教育夢的新東方，已經一去不復返。 

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隨心所欲的自由。而教育家”這個夢想似乎從他騎著三輪車駛出校門那一刻起，已經漸行漸遠。

羅永浩曾經鄙視這一切，但很快他也不得不與時代做交易。 

創辦錘子科技后，羅永浩做過《一個理想主義者的創業故事》的演講，“當我們的商業能力和那些巨頭沒有多少差距時，理想主義將所向披靡。”

可是沒有華為的核心技術、沒有Vivo的門店開道、沒有小米的發燒友定位，甚至相比于競爭對手，錘子科技都少了幾分資本的蔭澤。除了營銷理想，錘子科技的有什么優勢？ 

2013年夏天錘子ROM發布后，面對鋪天蓋地的唱衰之聲，羅永浩感到心涼了一半。 

他開始反思是不是某些“情懷”并不能被理性至上的科技媒體透徹理解，以致于沒能完整無缺的傳遞給公眾。 

盡管羅永浩宣稱“不被嘲笑的夢想不值得去實現”，但當他再次說起創業時，現實還是將惡意傳遞給他，仿若嘲笑喋喋不休的孔乙己。 

2019年，老羅又帶著他的驕傲回來了。從萬人聚集的“鳥巢”到南城一個不起眼的學校體育館。他的“錘子手機”最終還是賣給了別人，而簇擁他的聲音也變成了“‘老賴’發新品了”。 

羅永浩像堂吉訶德一般，依然堅持在創業的第一線。頂住資金的壓力，頂住世俗的惡意。 

2020年，上了“限制消費”名單的羅永浩開始直播賣貨。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創業經歷算是完整了”。 

折騰幾年，欠下六個億，羅永浩這才終于正視了他的長處，不是資源整合，不是狂妄和敢拼，而是人格魅力。 

羅永浩是一個天生的演說家，在舞臺上，他有萬丈光芒。以至于大多數人并不關心他在臺下做了些什么。 

大徹大悟的羅永浩選擇放下身段、放下臉面去做直播、拍廣告、上綜藝節目。為了推銷一款一千多元的刮胡刀，羅永浩在直播間剃掉了自己蓄了十多年的胡子。 

但羅永浩顯然并不認可自己的這種天分，三年還清6億后，他便拂塵而去，準備去追尋下一個夢想。 

老羅志不在此，而對于他的離開，媒體則精準地用了“逃離”二字。 

俞敏洪曾經說過：“一個公司最大的瓶頸是老板”。但如果一個老板不肯正視自己的瓶頸，或許“遇難”的就不止一家公司。 

對羅永浩而言，理想是一個抽象的遠景。它可以在手機里實現，也可以在空氣凈化器里實現，還可以在TNT、聊天寶里實現。但就是不能在直播間里。 

他是“賣夢”的人，他不愿“賣藝”。

但想要改變世界的老羅，似乎已經忘記了，改變世界的途徑還有太多。 

鏡中人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孫少平。 

在書的開頭，孫少平是一個“丙”菜都吃不起的窮學生，到書的結尾，他是一個身有殘疾的普普通通的煤礦工人。孫少平有許多次機會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但他從頭至尾都沒有能夠脫離所謂的“社會底層”。 

這個人物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為隱藏在他身上的自尊令世人汗顏。他為了自己最平凡的理想，愿意俯身進入平凡的世界。 

這世上不甘平庸的人太多，但敢于面對平庸的人少之又少。

新東方大廈傾覆時，俞敏洪突然想起了自己原本是農村的孩子。 

“18歲以前我都是在江蘇江陰的農村長大，很多農產品我都種過。” 

創辦新東方以后，俞敏洪幾乎已經遺忘了兒時無憂無慮的農村生活。直到2021年，在緊迫的形勢面前，重新踏入農業的想法才在俞敏洪的腦海里生了根。 

新東方直播一直不被看好。直到董宇輝爆紅，引發了市場的諸多猜想。 

但在俞敏洪內心身處，更多的應該是焦慮感和不安全感。他曾經在書里說過，一個飯店不能只有一個廚師。因為那唯一的廚師一旦離開，你的飯店也難以為繼。 

俞敏洪的擔憂在這個時代得到了更加迅速的驗證，獵頭的高薪挖角，很快就傳遍全網。 

新東方直播還會誕生出下一個“董宇輝”嗎？我們不知道，但可以確定的是，俞敏洪會全力以赴，就像那些年培養名師KOL一樣。 

想以教育家身份被認可的俞敏洪，再次在“成為商人”這條路上安營扎寨。 他要為殘留下的部隊負責，他沒有退路可走。 而那些更高潔的理想，統統隨他去罷。 

而新東方，看是變了，又像是沒變。智力和人氣的堆砌依然是資源優勢所在。 

背負著理想主義包袱的羅永浩，此時似乎依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能”與“不能”。 

羅永浩屢次創業失敗，若說是機緣巧合，從表面上看，的確存在這個可能性。但不能忽略的是，他曾經參與過的每條賽道，都有人“逃出生天”。 

老羅曾經在北京鳥巢的雨夜中說過這樣一句話：我創業是為改變世界，不是為賺你們幾個臭錢。 

這句話，幾乎已經被世人拿來當作他的標簽。 

其實商業上的理想主義，大多都是戰術抉擇上的現實主義。喬布斯如是，俞敏洪亦如是。 

他們往往在戰略目標上有理想主義的一面，但在經營方針、營銷路線，甚至是人事規劃上，卻稱得上是功利主義。 

比如俞敏洪鄙夷商業，他的目標就是賺更多的錢，去建更好的私立大學，成為真正的教育家。 

而高呼理想主義的羅永浩，反其道而行之。在戰術上過于理想化，在戰略上過度功利化。 

他急于追求一些不現實的目標，比如在智能手機亂戰即將結束的時代宣稱要挑戰小米，但在關鍵的技術創新上，卻幾無建樹。 

俞敏洪在丟失了主戰場后，迅速瞄準了這個時代最大的流量洼地。借雞生蛋，他要的是未來那個蛋，和那個蛋里孵出的雞。哪怕此刻需要躬下身居住在混亂的雞窩里。 

而羅永浩卻離開了他親自參與引爆的唯一的風口。他將繼續拿著理想做成武器，與想象中的巨人決斗。 

已經50歲的羅永浩，是否已經被“理想”僵化了？

紅樓夢《十二曲》中對妙玉的形容是“太高人愈妒，過潔世同嫌”。 

這句話如果用在羅永浩身上看起來有些牽強，因為比起絕世獨立的妙玉，前者還有太多擁躉。可是羅永浩的“理想潔癖”卻真實地改變過他與同僚的情誼。 

遙想許多年前，他也像那些從錘子出走的同僚一樣，對老板充滿怨懟：那個滿口理想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理想？ 

而理想究竟是什么？ 

也許還要再過許多年，羅永浩才會明白，俞敏洪其實是自己的一面鏡子，而他是俞敏洪鏡中的影子。他們在鏡向的世界中看彼此，把對方的左手當成右手，右手當成左手。 

他們無法成為彼此，卻又都是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