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牙斗魚禁止合并,反壟斷進入2.0
從事后規制到事前規制,反壟斷進入2.0。
7月10日上午,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文表示,依法禁止虎牙公司與斗魚國際控股有限公司合并。
平臺經濟涉及的反壟斷案件,本就不是什么新鮮事:國外如四大科技巨頭(GAFA,Google、Amazon、Facebook和蘋果),國內如阿里、美團,都曾經經歷過。但本次虎牙斗魚禁止合并,則成為我國平臺經濟領域禁止經營者集中第一案。
清華大學法學院競爭法研究中心主任、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咨詢組成員張晨穎在評論文章中表示:該案是我國平臺經濟領域禁止經營者集中第一案,自2009年禁止可口可樂收購匯源果汁,2014年禁止馬士基、地中海航運和達飛設立網絡中心后的第三起禁止經營者集中案件,也是繼2021年4月12日對阿里巴巴集團“二選一”做出行政處罰后,在平臺經濟領域又一重大典型的反壟斷案件。
對新興產業和業態如何監管,需要以審慎的態度不斷觀察總結規律和積累經驗,因此,都要經歷一個“先發展后監管、邊發展邊監管、發展與監管并重”的政策演進過程。
本次,虎牙斗魚禁止合并,將成為反壟斷進化史中的明確信號,反壟斷進入“發展與監管并重”期。需要強調的是,平臺經濟監管加強不意味著平臺經濟的末日。
01
信號一:反壟斷成新常態
反壟斷本就不是什么新鮮事。
7月7日,大洋彼岸的另一端,美國37個州的總檢察長對谷歌提起了訴訟,認為其在應用商店領域存在反競爭行為。
這些總檢察長認為,谷歌采取反競爭策略抑制競爭,使安卓設備用戶很難從谷歌Play Store之外的應用商店下載應用。而這些競爭原本可以令安卓設備用戶享有更多的選擇和創新,并顯著降低移動設備應用的價格。訴訟尋求谷歌終止違法行為,重建充滿競爭的市場;除了對谷歌進行罰款外,還應當對消費者進行補償。
而在這之前,谷歌就深陷反壟斷的官司中。
2020年10月,美國司法部和11個州就曾宣布對谷歌公司發起反壟斷訴訟,指控其在搜索及搜索廣告市場非法抑制競爭對手以維護壟斷地位。美媒當時指出,這是美國政府20年來發起的最大規模的反壟斷訴訟案,可能對整個科技行業產生巨大影響。
2個月后,以德克薩斯州為首的10個共和黨州總檢察長指控谷歌與臉書私下聯手在廣告技術方面存在反競爭行為;隨后,由38個州組成的聯盟也對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起訴原因是“操縱搜索”。
2018年3月,Facebook被爆出超過5億條用戶數據泄露,繼而被調查發現其存在對用戶數據的濫用及缺乏必要的安全和隱私保護。其后,Facebook也被當局指責,利用大數據技術精準投放廣告來操控大選。
亞馬遜近年來也受到不少質疑和批評:通過低于成本的定價來搶占市場支配地位,犧牲當下的利潤來換取未來的利潤;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濫用用戶數據、對競爭對手實施掠奪行為等反競爭措施。
從國外的情況來看,隨著平臺經濟發展,曾經以規模為王的互聯網科技企業,都將面臨來自監管機構和各種訴訟的壓力。
據不完全統計,自2017年至2020年8月10日,四大科技巨頭(GAFA)在全球范圍內共遭遇了17個國家和地區的反壟斷調查及糾紛,共達84起。其中,谷歌被卷入27起糾紛,亞馬遜和蘋果均為22 起,Facebook共有13起。
這種來自監管的壓力,不分國界。
7月7日消息,我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依法對互聯網領域二十二起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案作出行政處罰決定》,22起案件均違反《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下稱《反壟斷法》)第二十一條,構成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評估認為不具有排除、限制競爭效果,對涉案企業分別處以50萬元罰款。
22起案件中,8起與滴滴相關,6起案件與阿里相關,5起案件與騰訊相關;兩起案件與蘇寧易購相關,1起案件與美團相關。
4月30日,國家市場總局又根據反壟斷法等相關法規,一次性開出9張行政處罰決定書,騰訊、滴滴、蘇寧、好未來教育集團等企業赫然在列,分別被頂格處以50萬元罰款。
就在該月,阿里巴巴因壟斷被罰182.28億;阿里、騰訊、字節跳動等34家互聯網平臺企業作出《依法合規經營承諾書》;美團因實施“二選一”等涉嫌壟斷行為被立案調查;美團、拼多多被約談;公牛涉壟斷被調查……
上述反壟斷事件,尤其是涉及到平臺經濟的反壟斷案件,基本都屬于事后規制。而這次虎牙斗魚合并,屬于事前規制,將問題和損失提前預判,減少損失和影響。
從制度實施的成本和收益來看,事前規制優于事后規制,屬于在源頭上低成本預防壟斷行為。而且,以并購為主要表現的經營者集中,是資本擴張的主要形式。
反壟斷將成為新常態,而本次斗魚與虎牙禁止合并,將帶來新的反壟斷常態。
02
信號二:需尋找發展的新平衡
他律之外,需要自律。
世界主流都在嚴控平臺經濟、高科技企業的壟斷問題,就在過去的2020,此類訴訟高頻集中爆發。7月29日,美國眾議院司法委員會召開針對四大科技巨頭(GAFA)的反壟斷聽證會;10月20日,美國司法部和11個州宣布對谷歌公司發起反壟斷訴訟;12月9日,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聯合絕大多數州政府對臉書提起反壟斷訴訟。
對于規模、數據等問題,不少企業,想要開始試著尋找這種平衡。
但找到新平衡的關鍵,在于弄清楚,反壟斷反的到底是什么。
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教授吳修銘(Tim Wu)將科技巨頭的特征總結為,它們大幅提高了所在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帶來了嚴重的社會不平等問題,導致的經濟集權將顯著影響國家民主,并強調企業規模 “以大為惡”(Big is Bad)。
吳修銘的觀點,屬于典型的哈佛學派。
哈佛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理想假設的狀態,競爭與壟斷的市場結構是可以進行干預的,并建立了具體干預的SCP范式,作為干預工具。在他們眼中,大成為原罪。
站在哈佛學派對面的,是崇尚自由的芝加哥學派。他們認為哈佛學派的SCP范式缺乏理論依據,錯誤地把相關性誤認為因果性。
但,不論是哈佛學派還是芝加哥學派,都沒有回答一個問題,反壟斷的目的——要解決一個現實的商業問題,而不是選擇用什么途徑或者手段。
平臺經濟在過去一直被理解為對接供需兩端,是典型的雙邊關系。直到2018年共享單車行業中,為了競爭和規模無限制投放車輛,資源的浪費、城市空間管理等問題隨之而來,平臺經濟的多邊關系逐漸清晰。
需要注意的是,反壟斷反的不是壟斷地位,而是壟斷行為。無論是早年間傳統行業領域的反壟斷也好,亦或是現今席卷全球的互聯網領域反壟斷,其核心邏輯并未改變。都是為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避免公平競爭受到控制。
反壟斷的核心是處理政府、市場與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問題,企業,已經在找平衡。
比如,蘋果在全新的iOS 15、iPadOS 15等操作系統上改進了隱私權限的透明化,用戶可以直接查看在過去一周時間,哪些App高頻使用了你的地理信息、照片信息、通訊信息等敏感數據。
此前,小米MIUI 12也曾發布過“照明彈”,有極為相似的功能。
機構申萬宏源認為,根據回溯反壟斷對互聯網巨頭影響,訴訟風浪短期影響最大的是公司股價表現,但是這個影響的時間非常的短。
以此次虎牙和斗魚合并擱淺為例,短期來看,會對市場格局產生直接影響。但長期來看,有利于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叫停合并避免了一個游戲直播市場巨無霸的誕生,從而避免了對市場競爭的潛在損害。
反壟斷,“反”的不是“大”,“反”的是損害消費者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不正當競爭。
03
信號三:平臺經濟或將進入新監管階段
圣人畏因,凡夫畏果,高喊某種口號去支持站隊,并不能解決問題或看清趨勢。
將視線投向更遠的未來,反壟斷并非洪水猛獸。
科技霸權現在成為了全球性的問題,芝加哥學派也已暴露出嚴重缺陷,新自由主義反壟斷框架已不再適用于科技巨頭的數字經濟時代,新監管階段已來。
從源頭來看,全球反壟斷行為的歷史,可以追溯到百余年前,反壟斷也是階段性發生、與時俱進。
比如美國,每隔20年左右,美國政府就會對一家科技巨頭祭起反壟斷的大旗:
1969年1月,美國司法部對IBM正式提起反壟斷訴訟,認為其壟斷了大型機市場,阻礙良性競爭,這場博弈直到1982年,才因一句“沒有法律依據”的判決而被撤銷;
1998年5月,美國司法部和20個州檢察長控訴微軟違反《反托拉斯法》,聲稱微軟非法阻止其他軟件廠商與其進行正當競爭,但這場跨世紀的訴訟也沒有讓微軟陷入被拆分的命運。
如今,來自美國政府的這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又落到了谷歌、臉書等互聯網巨頭的頭上。
規律性的反壟斷浪潮背后,核心是技術的更新迭代。
“技術變革基本每10年一代,而產業變革的周期則大概需要20年�!闭憬瓊髅綄W院互聯網與社會研究院院長方興東表示,前十年為上升期,后十年是成熟期,反壟斷也多半是在這個階段開始介入。
IBM是大型機時代的壟斷巨頭,微軟是 PC時代的壟斷巨頭,目前的谷歌、臉書、亞馬遜和蘋果等巨頭則主導了移動時代。下一個十年或二十年,也會在新的領域出現新的壟斷巨頭。
反觀國內,最近針對互聯網領域出現的反壟斷事件,也并非跟風,而是平臺經濟、互聯網經濟發展進程中的必然。
一個核心的背景是,從21世紀初至今,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迅猛,體量近占GDP的40%,彌補了傳統行業GDP下降。所以,數字經濟支撐性很強的背景下,需要規制和適度干預,避免邁向行業惡性競爭,對社會財富積累造成不利影響。
面對層出不窮的新業態、新商業變革、新產業,如何持續而健康地“反壟斷”,如何平衡企業發展與反壟斷監管,是一個具有長遠意義的話題。
過去,全球對大型平臺現行的反壟斷實施機制以事后監管為主,集中在“先發展后監管”“邊發展邊監管”的階段,比如,谷歌公司濫用市場支配地位,歐盟對其進行三次、合計超過82億歐元的處罰,阿里巴巴因在中國境內網絡零售平臺服務市場實施“二選一”壟斷行為,被處于182億的天價罰款 。
而這次對騰訊合并虎斗開出行政禁令,則帶有“防患于未然”的意味,在集中申報環節就予以否決,屬于對尚未發生事實的遏制,體現了“發展與監管并重”的監管思路。
這次事件背后,是監管對反壟斷常態化的決心 ,也正在釋放監管層的信號:對于反壟斷,政府監管手段的多樣化和精細化。
事前規制,也從過去“約談”“行政指導會”之外,增加了新的方式。
近期不斷發酵的滴滴事件,也并非是一個單純的國家與資本關系偶發事件,它反映了新時代,面對大型技術公司,需要面對的兩大危機:“數據安全”與“壟斷”。一方面,是數據安全危機觸碰到國家安全的邏輯,另一方面,這一問題的產生則衍生自資本壟斷的邏輯。
在中國互聯網發展的初期,往往會有寬松乃至鼓勵性的政策環境和市場環境,科技企業享有一般實業所不具有的巨大創新試錯空間,也因此能夠獲得飛速發展和大規模擴張。
我國數字經濟平臺經濟迅猛發展,有些領域已在國際領先。全方位跟進和加強監管是歷史的必然,而反壟斷又是其中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我國對數字經濟和平臺經濟反壟斷的價值目標是趨利避害,在發展維度上強調效率創新的同時,也強調秩序和國家安全。
這也就對監管手段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預見,既注重企業發展,又重視反壟斷監管,監管形勢越來越多樣、精細,將成為未來技術政治時代的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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