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巨潮WAVE

撰文/董二千

編輯/楊旭然

今年6月，上海剛剛從上一波疫情防控中解封之際，一棟位于上海永嘉路的近百年的花園洋房，以2.5億元的價格賣出。

這棟磚木結構、法式風格、占地面積833平方米的三層小樓，折合成交單價達到了64.7萬元/平，刷新了今年豪宅市場的成交單價紀錄。

據中國房產信息集團的數據統計，僅在解封后10天內，上海總價3000萬元以上的一二手豪宅已成交33套，也就是說，平均每天都有3套多的豪宅完成易主。有人覺得，這是因為“疫情期間在家里待的時間更久，所以想換一套居住面積更大、空間功能性更豐富的房子。”

當然，也有購房者是出于經營等方面的考慮去購買豪宅。但整體上看，購置豪宅都需要強大的購買力和支出意愿作為支撐。

疫情后期豪宅市場的爆火，屬于報復性消費的一個案例——當消費者的需求經歷了長時間的壓抑后，一旦放開，消費將會得到快速的釋放與反彈。

當前國內消費市場正面臨著巨大變化，各方都期待一場報復性消費以拯救商家、品牌和整個消費市場。但客觀地說，類似上海豪宅的案例并不一定適用于所有領域。

受疫情封控影響，消費者的消費選擇受到了較大的限制。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前10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累計同比增速僅0.6%，其中10月份單月同比增長率為-0.5%，今年以來社零總額同比已經四次負增長。

上個月底，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在國家衛健委召開座談會上，與公衛專家座談時評估下表示：隨著奧密克戎病毒致病性減弱，疫情防控面臨新形勢新任務。這標志著疫情對于社會活動的限制影響將大幅降低。此后，多地陸續放松疫情管控措施。

隨著疫情防控措施的放開，更多人卻看到消費市場繼續不溫不火，部分城市甚至開始了一場“自發封控”，外出消費的人更少了。這種實際情況會與此前高漲的預期有所出入。

01

消費衰退

幾乎所有的中老人，和部分年輕人。

太陽底下無新事。不同時間空間的群體行為，總是存在著種種相似。

1990年起，面臨金融風險的日本連續五次上調利率，使得日本房地產泡沫在1992年最終破滅，大量民眾因炒房破產，實體經濟硬著陸。隨后，就業形勢持續惡化，日本家庭收入增長放緩。

當時的日本面臨著經濟降速、貿易爭端、人口老齡化等一系列問題，其消費之后進入持續降速階段，而這似乎與現階段國內的情況比較相似。

一方面，收入的縮水，導致日本居民降低了消費意愿。在日本經濟進入衰退后，很多企業不得不減少雇傭、降低員工薪酬以控制成本。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0月份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5%，其中16歲至24歲青年人調查失業率為17.9%。高企的年輕人失業率數據證明了，起碼所謂的Z世代、新消費等年輕人消費領域很難有大規模的報復性消費。

典型的年輕人消費品盲盒也受到影響??????????????

日本的經驗也告訴我們：一旦老齡人口比例躍升，醫療服務支出的擠出效應將極為明顯，即醫療服務的消費支出對其他商品消費形成擠出效應。

2021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中國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超18%。對于收入和支出增速都在下降的老年人群體，我們也很難指望他們去大肆消費。疫情防控的解除，對于這個群體來說起到的刺激作用不大，基本上不存在報復性消費。

另一方面，以疫情、戰爭等多種劇烈的社會問題為代表，未來社會、經濟的不確定性仍然很高，這也讓居民的消費觀念正在發生中長期變化，而且這其中年輕人所占的比例不會少——對于社會變化所帶來的沖擊，會有大量三觀尚未完全固定下來的年輕人，選擇對“生活之道”做出相應調整。

這種情況同樣曾經出現過。日本作家松田久一在《下一個十年，消費崩盤的年代》中將1979 年到 1983 年出生的年輕人稱為“嫌消費世代”，即不買奢侈品、不出國旅游、不當房奴，消費行為極其極端。考慮到他們正是在90年代之后進入的消費市場，這個情況也很有可能在中國重演。

中國所面臨的“后地產時代”的實際情況，讓消費降級現象早已出現。長城證券的數據顯示，自2018年起，汽車類零售額與日用品類零售額的比值開始下降，這一定程度折射可選消費與必需消費的比值下降，也說明了中國存在部分消費降級的現象。

如果沒有疫情這三年，這些實際發生的真實情況也會對中國的消費產生實際影響。而疫情和封控的出現對這些進程產生了一定的擾動。

如今，到了回歸正常軌道的時間。

02

冰火兩重

疫情因素的放大之下，消費降級的實際情況也在發生。

消費行業實際上并非鐵餅一塊，品類、人群、消費能力之間的對比差異巨大。

同樣是日本，其經濟從頂峰下行五年后，奢侈品消費仍在持續走強。1995年，其奢侈品消費行業規模達978億美元，占全球68%市場份額。這和其他消費品的萎縮和降級大相徑庭，也與開頭提到的上海解封后豪宅市場的走強不謀而合。

奢侈品是高端消費品的典型代表。而疫情幾年間，歐美奢侈品大牌不僅沒有降價，反而繼續提價。今年年初，網傳世界知名奢侈品牌LVMH在大中華區高層會議上將消費群體分為三類：

第一種是超凈值群體，即個人年收入在一千萬以上，家庭年收入在三千萬以上

第二種是高凈值群體，即個人年收入在三百萬到一千萬元的人群，以及家庭年收入在一千萬到三千萬元的人群；

第三種是非收入群體，包括普通白領、學生等。

而在疫情期間，只有超高凈值客戶數量和購買量是提升的，即高凈值”和“無收入”人群的購買力在降低，起碼也是停滯不前。關于這一消息的真實程度仍然有待印證，但眾說紛紜之下，這些分類確實刺痛了很多人——尤其是年收入300萬以下的群體相當于被直接歸類為“無收入群體”。

日本學者三浦展在2007年出版《下流社會》一書中，描述了日本曾經1億多中產階級的下沉。他們不僅低收入，而且溝通能力、生活能力、工作意愿、學習意愿、消費意愿都在全面下降，在人生期待上“全盤熱情低下”。

中產階層支付能力的下降，讓日本的商家只能瘋狂卷起低價競爭，強調高性價的品牌比如優衣庫、無印良品都是在這一階段崛起的。

無印良品以低價+精致迎合支付能力下降的中產群體

中國中產階層的構成相比日本更加復雜，甚至連中產階層的定義都還沒有非常清晰——農村鄉鎮的中等收入和北上廣深的中等收入水平完全不是一回事，但在疫情因素的放大之下，消費降級的實際情況也在發生。

拼多多的火爆是被經常拿出來的例證。最新的財報顯示，今年第三季度，平臺實現營收355億元，同比增長65.1%。遙想2018年，黃崢接受《財經》專訪時說出“五環內人群不懂拼多多”，如今僅僅四年，已經有越來越多的“五環內”群體開始使用拼多多了，并說一句“真香”。

在這種消費降級的大環境下，報復性消費出現的概率之低可想而知。

03

前所未有

與社會階層分化伴生的，就是消費分化。

我們在經濟增速放緩的過程中，同時疊加經受了三年的疫情沖擊，大量的生產和消費活動被限制。這是此前幾個大經濟體都沒有遇到過的情況。

而對于絕大多數人來說，“正常的生產經營活動”，就意味著收入、盈利和財富。

在正常的時期，人們的收入和財富都會由于種種原因而出現分化——這是全球經濟歷史中幾乎無法克服的難題。遑論更加復雜的疫情局面。

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在《21 世紀資本論》指出，資本回報率總是傾向于高于經濟增長率，導致資本所有者獲得的收入比勞動者獲得的收入要多很多。

托馬斯·皮凱蒂，《21世紀資本論》作者?????????????????????

也就是說，如果原始財富不一樣，每一期獲得收入的機會也是不一樣的，這是貧富差距擴大的重要原因。

進入21世紀后，隨著證券、房地產等“資本游戲”的迅猛發展，財富分化日趨嚴重。而在經濟本身和疫情外因的同時作用下，財富在階層之間的分化出現了進一步的加劇。

招商銀行的私人財富報告的數據顯示，2006年可投資產超過1千萬元的高凈值人群共18.10萬人，其可投資資產規模占全社會的20.31%，而人口占比僅為0.01%；到了2020年，僅0.15%的高凈值人群就占據了全社會可投資資產規模的34.85%。

與社會階層分化伴生的，就是消費行為隨著時間的推移而必然出現分化。

資本家雇傭勞動者，剝削勞動者的剩余價值，這些剩余價值最終又要賣給勞動者才能實現，這是一對矛盾，馬克思稱之為“驚險的一躍”。而實際的情況是，如果疫情之后的大量普通人沒有足夠的財富購買商品（或主動降低消費欲望以進行更多儲蓄），那么經濟、產業、企業的問題就會更多，進而導致更多人的經濟陷入困境。

以餐飲行業為例。企查查數據顯示，2022年上半年，餐飲相關企業共注銷吊銷37.3萬家，僅半年的注銷數量就超過了2020全年。

中小型商業業態持續衰落將進一步壓縮社會消費

硬幣的另一面是，經濟增速放緩和疫情都無法讓財富階層“傷筋動骨”，高端消費、奢侈消費的增長仍然突出，至少在短期內仍可以保持較良好的態勢。

愛馬仕亞太區三季度的收入同比增長41.1%，并計劃于明年一月繼續進行5%-10%不同程度的漲價。其CFO Eric du Halgouet在財報會議上明確表示，他“沒有看到任何的跡象顯示奢侈品市場放緩。”

報復性消費發生的基礎條件日益貧瘠。取而代之的，是在鮮明的對比中可以察覺到的、一場消費領域前所未有的大分化，正在悄然演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