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精英中的某個人出了丑聞，都會引發一次小小的狂歡”——這是社會學家孫立平在描述中國的公眾自發地對所謂精英階層充滿蔑視甚至可以說是仇恨的現象的表述。

　　黃光裕，作為被機構評選出來的大陸首富，怎么說也算得上一個經濟精英人物。

　　從他的履歷表上，大家可以看到一個平民，在個體充分的投入和努力的基礎上，把握住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所形成的市場經濟的各種機會，能夠創造的奇跡。當然，這種奇跡帶有很多神秘的色彩，媒體在解讀他的創業歷史時候，也有了“神秘的第一桶金”這樣的標題。

　　只是這種傳奇，能否轉化為尊重和認同？在這個故事里，除了關于一個富豪的驕奢淫逸的暢想外，還有什么東西可以用來證實，黃光裕們的存在，是中國社會進步的一種推動力量？

　　王小東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國精英的衰敗與重生》一文中指出：在今天的公眾輿論中，精英的個人品德不被認可，精英的智慧和能力也不被認可：政治精英的總體形象是腐敗加無能，經濟精英的形象是為富不仁加粗俗，思想精英的形象與政治精英類似，也是腐敗加低能。

　　且不說粗俗，我們還可以理解為，承擔原始積累的第一代創業者，由于生存和競爭環境落下的“心理殘疾”——扭曲的發家歷史，使得他們身上的某些缺陷，特別是群體性地表現在欲壑難填，缺乏責任感。

　　但為富不仁，則體現了他們身上的一種本質的沖突，人格的淪陷，行為的失控，信念的墮落。這為富和不仁之間，某種意義上說，是制度性的后果。

　　這從人們對社會精英的那種態度和邏輯可以看出人們對精英群體的根本不信任。

　　黃光裕從法理上說，還只是被警方帶走協助調查，如果被立案，充其量暫時還是個犯罪嫌疑人，如果沒有立案，連犯罪嫌疑人都不是。

　　但公眾在網絡傳播這則消息，則用了另外一個值得玩味的詞匯——出事了。“黃光裕出事了”。所謂“出事”，其實更多是“終于東窗事發”的意思。這是一種民間邏輯——某人飛黃騰達，但是肯定有什么問題，如今終于“在江湖上混，遲早要還的”，應了因果報應那句老話。這種邏輯，是民眾的那種壓抑的情感希望得以舒張的后果。

　　其實還有一個流行于中國商圈和媒體的更加值得玩味的詞匯，似乎深刻地反映出一種中國的精英，特別是經濟精英的生存現狀，那就是“原罪”。早期“原罪”，這些企業家某種意義是被人“逼良為娼”，官員腐敗，權利尋租，是我們國家的市場經濟的一個不存在爭議的現狀。企業經常被當權者，例如把有行業資格審批權限、項目審批權限、政策解釋權限等等的那些官員，強行尋租。如果企業不服從于潛規則，那么他們的企業的發展將面臨復雜的生存環境的壓力。

　　中國一些企業逐步做大的過程中，企業家開始與官員建立了長期穩定的相互“綁定”的合作關系，雙方形成了利益共同體。這些企業，具有了相當的經濟實力，特別是有了IPO的機會和可能，對于官員，由一種簡單的尋租，也升級為一種“機會投資”。官員手中的權力以及在政界的關系網，作為一種可以直接兌現為商業利益的“強勢資源”被納入合作中，社會上已經對“代持股份”不陌生了，那些在股東會議上永遠不出現的人，卻是這些企業重大利益的實際擁有者。

　　這種關系，是一種緊密的利益關系，但也是一種危險的關系。在超越法律的灰色地帶運作，都會在“出事后”如何擺脫干系的問題上相互傾軋。中國政府每查處一個高級別貪官，都會挖出“窩案”，窩案的破獲也往往是“狗咬狗，兩嘴毛”的后果。這個窩字，解讀了這些企業家與貪腐官員的關系——“一丘之貉”，同“窩”異夢。

　　不過也有人把這種“官商團隊”，故意顯擺昭彰，直接結寨升旗，成為“地方豪強”。如一家大型民企，有數十人前任的政府官員，涉及行政、司法等系統，成為了企業的“智囊團”。這個智囊團，因其個體的影響力和手里的政府關系網，對地方政府的行政和司法有了深度干預的能力，顯示出割據勢力的態勢。

　　我想到了這個層面，已經是一種難以擺脫的相互綁架關系，企業家想要擺脫，已經是很難了。那也是一種“投名狀”，與榮俱榮，與毀盡毀。企業家變質為寄生在政經體系上的超級血管瘤的那層皮。這種“病變”是國人應該高度警惕的。

　　中國最大的富豪出事了，誰在為之歡呼？

　　從一種社會公正的角度，似乎所有人都該鼓掌。盡管調查結果還沒有公布，黃光裕的事情還沒有定案，他身上的“原罪”以及現行的違法程度，我們還無法確認。但我們得反思一個大型企業的領袖出事的代價。

　　要知道，一個企業家的倒掉，和一個官員的倒掉，社會承擔的后果是不一樣的。中國不缺少官員，但缺乏好的企業家。行業的領軍人物的倒掉，如果導致企業的發展出現巨大的挫折，那么這種失敗導致對經濟和社會的影響，更為深遠和實際。比如，這些大型企業的大量上游和下游合作企業，以及這些企業數千甚至數萬員工的家庭，都要為這種“原罪”買單。

　　記得中國政府治理官員腐敗，曾經有“限期坦白”的做法。官員在某個期限前，主動坦白，并上繳非法所得，可以從輕處理。我想這個方法，對那些被逼行賄的企業家，是可以考慮的，他們的陳情，也就是一次舉報，政府可以獲得更加直接的證據來收拾那些腐敗官員，打破惡性循環的鏈條。

　　而在中國政府實施更加有力的反腐措施，改善執政的透明度和監督的情況下，有沒有可能有一種“赦免”，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赦免，讓那些“問題還不是特別嚴重的”企業家可以放下原罪的包袱，擺脫權利的綁架，“重新做人”，以把企業做成中國經濟版圖上的優質企業，并重新承擔起經濟精英對社會所承擔的義務和責任來重新樹立經濟精英在中國社會中的定義？

　　帶著原罪陰影的中國的經濟精英，無論是不是國美的競爭對手，都該為此為鏡，以冷水洗頭，徹底反思。手掌不該用于幸災樂禍，而是該重重打在自己的臉上。與鼓掌發出的是類似的聲音，但意義完全不同。

　　注：本文僅代表作者本人觀點。
　　（英國《金融時報》中文網特約撰稿人孫保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