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外賣騎手，不僅困在系統里，也困在用工關系里。

近日，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對外發布了一份包含1907件有效判決數據，長達57頁的《外賣平臺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下稱“《報告》”），揭示了過去10年間，外賣平臺用工模式發生的復雜而快速的演變，并逐步發展出3大類及8種主要模式。

通過模式改變，外賣平臺成功地將騎手所帶來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風險向外剝離、層層區隔，通過一系列表面的法律安排以及配合其中的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和靈活用工平臺，將騎手的勞動關系一步步打碎，從而將其悄然推向權益保障的邊緣。

如今，外賣平臺和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的法律隔離效果顯著，外賣平臺的認勞率基本控制在1%以內。

一場交通事故背后的復雜法律關系

邵某某從2017年10月起成為“餓了么”專送騎手，在北京從事全職外賣配送工作。2019年4月一天的深夜，邵某某剛剛送完最后一單，正當他騎著電動車在路邊溜達，等待12點后臺審批下班時，一輛打著遠光燈的大貨車迎面駛來。隨后，邵某某掉進了路前方的大坑，造成全身重傷。

由于在北京沒錢治病，邵某某返回老家后邊治療邊養，并于半年后確認事故已構成9級傷殘。至此，邵某某希望確定工傷，但用人單位的尋找，卻成了一大難題。

在委托致誠中心尋求法律援助后，邵某某很快打贏了北京的勞動仲裁，成功與站點所屬的迪亞斯公司確認了勞動關系。但一周后，邵某某卻接到了迪亞斯公司在其注冊地重慶對其提起訴訟的消息。

訴訟地點變更后，訴訟結果也發生了改變。2020年11月和2021年5月，邵某某盡管得到了致誠四川農民工法律援助站的幫助，還是連續輸掉了一審和二審，一時間獲得工傷賠償的希望基本破滅。但致誠并沒放棄。

在致誠公布《報告》的前一天，本案的第五個法律程序剛剛開庭。由于迪亞斯公司在重慶開庭時曾稱，自己已將相關配送業務外包給太昌公司，且邵某某的工資一直由太昌公司發放，所以目前致誠方面的起訴對象是太昌，并由餓了么承擔連帶責任。

“案子打到中間的時候，我們一度感到絕望，因為找不到用人單位，這恰恰說明系統的復雜性、嚴峻性。勞動者受傷兩年多，法律程序走了1年多，難道勞動者權益受到傷害后都需要付出如此巨大的代價嗎？”北京致誠律師事務所主任、北京市委法律專家庫成員佟麗華稱。

佟麗華還稱，整個過程中，餓了么平臺沒有見到任何的反思，沒有表示對受傷勞動者的任何歉意，沒有對這個過程，對眾多的勞動者如何解決相關問題有任何意見。甚至還提出賠錢可以，但餓了么平臺不想簽任何字，只想拿錢簽保密協議，把案子解決掉。

10年演變出8種工作模式，個體工商戶認勞率降為0

致誠中心作為一家專業的農民工法律援助機構，意識到邵某某的艱難是千萬外賣騎手的一個具體縮影，其本質上是由外賣平臺用工模式在現實中演變出的復雜形態所致，而這些隱藏在外賣系統內的錯綜復雜的法律關系至今尚未被充分揭示和討論。 

為全面了解外賣平臺用工模式及存在的相關問題，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歷經近三個月的時間進行實地走訪，與行業專家深入交流，并在50多位具有法學、經濟學、計算機學等專業背景志愿者的幫助下，制定了一份包含1907件有效判決的《報告》。

雷達財經獲悉，《報告》中對近十年外賣平臺用工的三大類八種模式進行了詳細的梳理。

外賣平臺出現前，餐館通常會自雇員工進行配送；外賣平臺出現后，外賣員轉而由平臺統一招募，而在外賣市場規模化前期，平臺仍會以優厚待遇吸引大量勞動力涌入配送市場。此時，外賣員與平臺間，仍會直接建立正式的勞動合同關系。

在這個階段，平臺也可能采取勞務派遣的用工方式，即在騎手和平臺間，添加一個勞務派遣公司。但我國的《勞動合同法》保證了，勞務派遣單位與用工單位在勞動者受到損害時要承擔連帶賠償責任。

外賣平臺發展中期，運力成本大幅增加，但平臺間又“卷”得厲害，于是優化運力結構就成為了各大平臺的首選，眾包模式應運而生。

不過，法院幾乎從來不會認定眾包騎手與外賣平臺存在勞動關系，即使是在外賣平臺直接與眾包騎手簽訂合作協議的階段。因為眾包騎手自由度非常高，平臺對其的使用和管理，與勞動法中的用工管理有很大區別。

而在外賣平臺與眾包服務公司合作，進一步將自身與眾包騎手進行“法律隔離”后，法院就更不可能認定平臺與眾包騎手間的勞動關系。僅在極少量的場景下，法院會認定眾包服務公司與眾包騎手間存在勞動關系，如該騎手在單一外賣平臺從事全職配送，且造成損傷的場景嚴重。

值得一提的是，這些眾包服務公司自身抵御風險的能力都有待商榷。蜂鳥眾包的眾包服務公司之一注冊資本僅為5萬元，尚未實繳完畢，還在2021年上半年兩次被列為失信被執行人。

眾包出現后，緊接著平臺的“正規軍”也被外包給了配送商，但大量配送商在入職過程中要求騎手簽訂的承攬協議、合作協議、兼職協議，讓專送騎手的勞動關系認定和權益保障受到極大影響。同時配送商的存在，也讓專送騎手希望外賣平臺承擔用人單位責任的控訴多以失敗告終。

在此基礎上，還有配送商將全部或部分配送業務轉包或分包給其他多個公司甚至個人，形成一張復雜的外包網絡。這就更讓外賣平臺撇清了與專送騎手的法律關系。

而邵某某遭遇的，正是經過多層演化后的網狀外包模式。經過一系列的騰挪，騎手的勞動關系已被徹底肢解，法院在司法實踐中也越發難以確定用人單位。

但這還并不是用工模式演化的終極形態，在近期的報道中，不少專送騎手已經被注冊成個體工商戶，這直接把原本騎手和配送商的雇傭關系，變成了騎手與靈活用工平臺、配送商的平等合作關系，而平臺，已幾乎不可能被認定為用人單位。

超過1900份判決書也對上述演變進行了佐證。據《報告》統計，1907份有效判決中，涉及美團、餓了么的案例共有1719份，其中涉及專送騎手的超過1500件，眾包騎手的只有不到200件。

專送騎手勞動權益保障的首要條件是與用人單位確認勞動關系。起初在外賣平臺自營時，騎手認勞率可達100%，當外賣平臺將業務外包給一級配送商后，專送騎手認勞率跌至81.93%，當配送商將業務再次外包，專送騎手認勞率進一步跌至47.46%。

在這其中，認定勞動關系還有對象的問題。外賣平臺由自營轉為外包后，被認定為用人單位的概率從100%驟降至0.32%，到個體工商戶的模式時則降為0。而配送商通過外包和個體工商戶的模式也成功將法院的認勞率從81.93%降至47.46%、58.62%。

在侵權類案件中，外賣平臺原本需承擔的雇主責任幾乎全部轉移給配送商/眾包服務公司，由平臺自營和勞務派遣的100%降到15%以內。

基于此，《報告》提出了外賣用工模式的幾大挑戰，分別是：合作用工方式人為打碎勞動關系、外賣平臺權責不統一、配送商市場脆弱且正逐漸發生畸變、騎手勞動數據與個人信息保護不到位、眾包模式從靈活用工轉向粘性用工。

未來該怎么辦？

對于《報告》中展示的問題，佟麗華認為，應盡快修改勞動合同法和社會保險法，并明確平臺企業的用工主體責任。

“平臺通過算法和數字化對騎手進行實時的管理和監督，掌握了全部數據，享受了最大利益，但現在平臺把主體責任全拋給別人，這是不合適的。我認同平臺通過協議將責任分配給其他合作公司，但在這個過程中，平臺依然要承擔主體責任。一邊去逃避、推卸自己本應承擔的勞動用工責任，一邊去做一些所謂的公益，有什么意義？”

致誠方面指出，外賣平臺應確保專送騎手建立正式的勞動關系，并對合作公司設立資質要求和準入門檻。可以參考建筑行業規定，禁止合作公司進行轉包或對業務主體部分進行外包。

佟麗華還建議國家開展專項治理，推動企業完善改革用工制度。

具體而言，可以對市場上的配送商進行全面摸排，或針對靈活用工市場采取聯合調查行動，用來加強對用人單位法定義務和個體工商戶注冊審核機制的監督。

此外，佟麗華還倡議讓更多的組織加入到幫助勞動者維權的隊伍中來。“工會可以推動參與相關的執法工作，我們也需要更多專業的維護勞動者權益的公益服務機構。”

社會保障政策專家、中國社科院社會發展戰略研究院創新工程首席研究員余少祥指出，《報告》很扎實，其結論和建議具有可操作性，下一步可以深入研究哪些法律條款需要修改、怎么修改，這樣能達成更好的效果。

雷達財經注意到，繼7月，市場監管總局、國家網信辦、發改委等七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落實網絡餐飲平臺責任 切實維護外賣送餐員權益的指導意見》后，9月10日人社部、全國總工會等四部門又對美團、餓了么、滴滴等10家平臺以指導平臺如何保障勞動者權益為主要內容進行了約談。

層層區隔、逐漸剝離平臺風險的用工模式，是會切實回歸保障勞動者權益的路線，還是會繼續演化出新的“變種”，雷達財經將繼續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