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教40年思考:大學是否做錯了什么?
來源/聯商專欄
撰文/聯商高級顧問團主任周勇
頭圖/pixabay
1983年,我從商學院商科管理專業畢業后被統一分配到上海財貿系統的成人高校任教,其后從學校離職去企業十年,在老板手下分管營運、系統、公共事務、教育訓練等多項工作,還創辦了教育局與民政局登記注冊的連鎖學院,作為一名教員,參與公司4萬多名員工的復訓以及新進員工的培訓工作。45歲離開企業重返商學院任教。按此計算,從業40年,無論是在大學還是在企業,都在教學一線從事教學工作。
在大學退休以后,我一直在想一個問題:大學是否做錯了什么?對這個問題,越早有反思、有認知、有改進,就越好。
(一)實踐教學缺乏與實踐的真正融合
以“創新創業”和“就業”為導向的實踐教學,是我國大學尤其是應用型大學轉型的重要舉措,但實踐教學仍然缺乏與行業實踐的真正融合。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目標不一致。學校能夠立項,并作為“科研成果”的,往往是教育主管部門設立的項目或工程,如“互聯網+”的競賽,市賽或國賽獲獎,受到高度重視。
行業面臨一大堆實踐問題,需要研究探討,提供解決方案。但這些課題,即使大學師生能較好完成,往往也不能被重視與有效認可。行政指揮棒下面的實踐,往往變成了“自娛自樂”的閉門造車。
第二,考評不配套。在當下考評機制下,師生普遍缺乏主動融入行業實踐的積極性。教師的科研評價,最終不是看你解決了什么實際問題,而是看你在什么級別的所謂的“學術期刊”發表了多少文章,拿到了多少“基金項目”。年度考評與職稱晉升,主要還是看學術論文與承接來自政府設立的縱向課題,來自行業的橫向課題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教師發論文,是一個走獨木橋的過程,有發表價值的學術期刊十分有限,大家爭先恐后,找門路,想辦法,用盡吃奶的力氣,也不見得能發表辛苦半年或一年寫成的論文。大學教師為了發論文,可以用12個字來形容:灰頭土臉,焦頭爛額,垂頭喪氣!在這種情況下,即使想融入行業,也缺乏時間與精力。這是一個考評導向問題。要求面向實踐,考評導向缺乏有效的配套措施,教師就不得不關起門來做“鍵盤俠”。
大學師生不能真正融入行業實踐,還熱衷于搞“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就會出現“形式主義”的實踐教學。校企合作,產教融合,如果能做到學校“高于實踐”,就能長久。但現在往往是大學“低于實踐”,所以,合作不長久。
“融于實踐,源于實踐,高于實踐,服務實踐”,哪怕是高一點點,對實踐有一點點指導與參考價值,校企合作也就能比較持久,且對雙方都十分有益。
(二)教育經費浪費在途中
用納稅人的金錢,當然需要嚴格監管。但是,我在教學一線的切身感受是:由于教育經費管理不合理,導致嚴重浪費。
第一,用科研經費支付發表文章的版面費,發表一篇文章需要支付版面費,幾百、幾千、幾萬不等,形成了一條發文腐敗產業鏈。發文章越多,拿到的科研經費也越多,再用科研經費發文章,甚至獲得獎勵。這種做法,總覺得哪里不對勁!
盡管時有控制,但辦法總比困難多,發文章該收的錢照樣收,明的不能收,就暗的收,暗的不能收,就通過第三方收。到朋友圈看看,很容易找到發文章的類似廣告,還有自己不用動手就可以在論文與著作中“掛名”的合作。
凡是印刷得越來越厚,字越來越小,出版間隔越來越短的雜志,越來越沒價值,它們最重要的價值就是把盡可能多的文章印出來,收取更多的版面費。我們雖然不能說這是普遍現象,但如此明目張膽地搞“虛假發文”,到底是非法牟利者的墮落,還是教育工作者的墮落,或是學術期刊的墮落?
第二,教育行政主管部門用教育經費這個牛鼻子牽著大學,牽著老師,牽著學生,按照他們的意圖,自說自話地走著,大學圍繞行政指揮棒轉,這屬于典型的“外行領導內行”,違背了“科學發展觀”。
第三,教育經費以工程、項目的名義分配,大量經費耗費在申報、評審、立項、再評審、結題等過程中,存在一系列嚴重浪費甚至貪污行為。
我自己在大學一線的體驗是:真正用于科研,用于教育,用于教師,用于學生的并不多,教育經費存在極大的浪費,而且這些項目也極大地耗費著教育工作者的時間、精力與精氣神。如果好好用,GDP的1%就夠了。省下來的錢可以讓貧困家庭學生免費讀大學。
第四,有些經費使用規定莫名其妙。文科教師的科研經費,能報銷的用途極少,只能報市內交通費、部分辦公用品、會務費等。如市內的地鐵票,出租車票等,還要寫上從哪里到哪里,甚至顛覆認知地規定,不得在一年內重復坐上同一輛出租車,晚上十一點以后的車票要說明打車原因等等。每周二下午,是幾十年來雷打不動的教師業務學習與政治學習時間,學生也不上課了。
如果領導在這個時候到教師辦公室巡視一下就會發現:教師在貼發票。找發票,貼發票,報發票,退發票,重貼發票,重填報銷單,已經成為大學教師的基本功。用納稅人的錢,是應該小心翼翼,但這基本屬于“刁難”老師。
我曾經用科研經費在公務采購平臺買過一個五百多元的鼠標,后來被查到該鼠標具有“游戲功能”,不合規,便主動全額退錢給財務。我不認為不應該退,但既然可以報銷就認可了,那就是學校的事。我們有位老師,在這個平臺曾買過一個300多元的U盤,買回來還不能用。我體會:這是典型的劣質高價爛平臺。
(二)大學行政化
大學需要行政,但主力與主體應該是教學一線的教師。一個小小大學,有三四十個行政處室,行政后勤人員可能已經達到全校教職員工總人數的三成,還要外包食堂,外包保安,外包清潔。大學需要后勤,需要行政,但如今的大學,行政主管的收入甚至高于同類職稱的教師,一線專業教師不斷流向行政擔任所謂的“領導”,導致行政越來越龐大,一線越來越虛弱。
這可能不是普遍現象,與個別學校某一任領導的思路有關。但身為行政,還整天抱怨事情太多,忙不過來!因何事而忙?都忙點啥?我們不得而知!
我曾經算過一筆賬:按照八個校級領導、40個專業計算,如果每一個校級領導管理5個專業,就不需要二級學院,也不需要系主任,校級領導如果連5個人也管不好,那就可以“下崗”了。當然有些大學很大,功能很多,不能按此計算。大學行政化的根源在上面,學校上面的教育主管部門的行政化是導致大學行政化的主要原因。
最后重審:我不反對業務外包,對行政后勤部門的作用也有充分的認知,但大學一定要以教學科研為中心。
(三)言傳身教有所失衡
學生教育,嚴重地流于形式。思政是當下中國大學的重中之重。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確實需要重視。但目前存在兩大問題。
為思政而思政。從思政課程到課程思政,再到一系列“思政課題”,整個大學,都在轟轟烈烈搞思政!這也合情合理。為了迎合“上面要求”,為了“應付檢查”,就要求時時事事處處都必須留痕,教學計劃要有思政要求,教學大綱要有思政要求,每門課程要有思政要求,每本教材、每個章節都要有思政要求,甚至PPT也要有思政痕跡,更狠的就是,不提思政,項目立項一票否決。如此等等,不勝枚舉。
網上有很多類似的笑話視頻,我覺得一點也不好笑,它就是實情!思政本來是好事,但過度了,泛濫了,流于形式了,就是“反思政”。
不講理。大學的不少規章制度,其實很不講理,這些制度的形成也缺乏師生的廣泛參與,認知度與認可度比較低。思政其實是教育人講科學、講道理、講事實,要求大家實實在在做人,認認真真學習,將來報效祖國。但是,大學這個最需要講道理、講科學的地方,你反而常常不講理地去管理學生與教師,這是思政的最大負能量。
以身作則,言傳身教,是教育工作者的本分,如果你言行不一,這是對學生最壞的教育!當然,大部分教育工作者盡管面臨很多極為糾結的壓力與困惑,仍然憑良心與初心,竭盡全力,想把本職工作做好,以對得起學生,對得起祖國的培養,對得起這份工作!
教育反腐,可以從現在開始,要清理論文販子,要優化考評機制,經費使用要讓師生有“活路”,要講道理、講科學,要言行一致、表里合一,不能說一套做一套,要用切實可行的舉措提高一線教師融于實踐的積極性,要最大限度地壓縮教育經費在途中的“跑冒滴漏”,要切實改善大學教師的待遇。大學需要像華為那樣實施科研管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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